一网下去，全是大鱼！1951年合肥“碧水驿馆”住客落水溺亡案始末

1951年6月11日，芜湖市“五福粮行”的店员谢国运登记入住了合肥市西门街的“碧水驿馆”后院的一个单间，此来合肥是为了办理粮行业务事宜。办完入住在房间放下行李后就出门办事，到晚上才回来，晚餐是让旅馆伙计从附近“望月饭庄”叫的外卖。6月12日下午他又出去了，但没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回来的。6月13日午后他起床，吃了一碗外卖的盖浇面后回房，下午有两个男子来访，三人在后院的临水平台抽烟、喝茶和聊天，然后三人一起离开旅馆去吃晚饭，但当晚谢国运并没有返回“碧水驿馆”。

6月14日午后，合肥市公安局西门派出所接到报案：几个在距离“碧水驿馆”不远的龙潭畔捕虾的少年发现了一具男尸，经“碧水驿馆”的老板章翊斐辨认，就是6月11日入住的旅客谢国运。派出所民警张楚一（留用的合肥市警察局旧刑警）和警训班实习生小丁抵达现场勘查后初步判断死者是从外喝酒后返回旅馆经过位于龙潭上的竹桥时，因步履不稳竹桥摇晃而失足落水而溺水身亡。稍后合肥市公安局技术科的技术人员重新勘查了现场，得出的结论也和张楚一的结论基本吻合。

两名身穿50式警服的公安民警合影

至此，谢国运的落水死亡基本已是与刑案无关的一起意外事故。

但是，在检查谢国运的遗物时，竟从他携带的那口上锁小皮箱的箱盖暗袋里，发现有一封只写了一个开头的检举信：“皖北行署公安局暨合肥市公安局领导：敝人兹因检举长期隐藏于合肥之惯匪‘日无影’黄世斌事由特奉函……”

信中提到的黄世斌是在安徽省令人谈之色变的惯匪，他和其兄黄世升纠集一伙江洋大盗组成的匪帮从三十年代开始就盘踞在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处的隘门关，作恶多端，血债累累，死在他们手中的人命有上百条。抗战中期，匪帮发生内讧而“散伙”，黄世升和黄世斌就此下落不明。

1950年12月，皖南行署公安局从两个土匪口中得知黄世升、黄世斌兄弟尚在人间，其中一人声称在蚌埠亲眼看见黄世斌在酒楼喝酒，另一人声称听朋友聊到在合肥见过黄世斌。

皖北行署公安局立即将这一消息用公函转发给合肥市公安局和蚌埠市公安局，并向皖北行署区下辖之五个专区四十七县以及淮南矿区办事处诸公安机关发出了相关提示通知。所以这封只写了开头的检举信立即受到了合肥市公安局的高度重视。市局侦查科立即派人会同西门派出所对现场再度进行勘查，并通知法医对谢国运的尸体进行尸检。

法医的尸检结果是：未发现死者生前遭受诸种方式伤害的迹象，属于落水溺亡，可以排除他杀。死者生前曾喝过高度烈酒，落水溺亡时间距其结束餐饮大约三个小时；根据尸变迹象判断当时大约在6月13日夜间十一时至次日凌晨二时之间。

从检举信的行文字迹判断，书写者书写这些字的时候是在姿势稳定气息平和的状态下进行的，没有受到任何外界干扰。文检结果表明，这些字迹就是谢国运的笔迹。

走访得知，谢国运入住旅馆后，曾向柜上提出一个要求：如果有客来访，务须先烦请伙计通报一声，在其表示同意之后方才允许来客入内。6月13日下午两个陌生男子来访时确实也被前台拦下，通知谢国运后得到的回复是“请柜上过三分钟放行”，结合文检发现谢国运所写的那段文字中的最后几个字的笔迹有明显的变形痕迹，因此判断判断谢国运因为有客突然来访，而被迫中断书写检举信函并急急吹干墨迹后随即收藏进皮箱暗袋内。

那么，这样看来谢国运的死因就未必是酒后意外失足落水，而有可能是谢国运来合肥准备检举黄世斌时被黄世斌发觉，而指使人将他灭口。

6月15日，合肥市公安局决定对谢国运之死立案调查。

然而西门派出所很快查明：芜湖市“五福粮行”早在1949年4月上旬芜湖解放前夕就已关闭，店主已经举家返回东北老家。而且“五福粮行”从未有“谢国运”此人，相关的股东以及芜湖市米粮同业公会也没有“谢国运”这个人。

在接到西门派出所的报告后，合肥市公安局决定成立专案组，对谢国运之真实身份、死亡性质及原因和惯匪“二黄”是否藏匿于合肥市进行侦查。由新四军资深保卫干部出身的叶超然担任组长，组员由刑警冯继竹、金亚中、郭丰福、派出所民警张楚一及两名警训班实习生小丁、刘敏瑛（女）组成。

老照片：身穿50式警服的女民警

专案组开会分析认为此案有三个问题需要搞清楚：

1、谢国运入住旅馆所持的身份是假的，他如果要检举黄世斌，为什么不提前写好检举信，为何要使用假身份在旅馆中写？

2、谢国运入住后为何不立刻写检举信？

3、谢国运外出会访以及在旅馆接待的两个访客是谁？跟他是什么关系？

因此，接下来要查的首先是谢国运的真实身份，其次是查和谢国运吃最后一顿饭的那两个人的身份。

鉴于谢国运胃肠内的食物残渣中有大量的牛羊肉和花生米，因此怀疑谢国运是在某家清真饭馆吃的最后一餐。当时合肥市内的清真饭馆只有五家，逐一排查下来确定谢国运是在位于尚武街的“仁心斋”吃的饭。和他一起的还有两个人，其中一个是饭馆老板王某的妹夫“穆老五”，此人是帮会人士，以经营棺材铺为业，交际广泛，背景复杂，抗战时虽然当了伪政权的“顾问”，但也因为掩护新四军敌工部门派入合肥城的便衣侦查员而遭到日本宪兵队的严刑拷打却没有吐露一字，为此被打坏了一条腿。被帮会的朋友营救出狱后声称退出江湖，专心经营棺材铺，新中国成立后因为他帮助过新四军侦查员的交情，也没有为难他，使得他能继续经营他的“穆记棺材店”。

王老板回忆，6月13日傍晚，“穆老五”领着两个陌生男子从后门进了“仁心斋”。说是请两个朋友吃顿便饭，点了白切牛肉和白切羊肉各一大盘、作为主食的牛肉馅水饺两大盘，再要了一瓶一斤装白酒，三个人大约吃了一个半小时，大约在19时30分离开。由于当时店里生意很好，没有人注意到他们三个在吃饭时聊了些什么。不过，王老板提到一个细节：这酒大部分是“穆老五”喝的，谢国运只喝了一杯。

鉴于法医确定谢国运的死亡时间是在6月13日23时至6月14日2时之间，而且死亡之前大量饮酒。因此叶超然认为谢国运在离开“仁心斋”后又去另一处地方吃了一顿有酒有菜的饭食，在那一顿上喝了很多酒。

6月16日晚上冯继竹、郭丰福、张楚一前往“穆记棺材店”传唤“穆老五”，没成想“穆老五”趁三人不注意，从后门逃跑了。不过，他们从“穆老五”的妻子梁友珍处得知：“穆老五”在外面有个叫“小丫”的相好，具体“小丫”叫什么名字她不知道，住在哪里她也不清楚。不过“穆老五”有个叫嵇松龄的拜把子兄弟，两人无话不谈，因此嵇松龄可能知道“小丫”的情况。

6月17日，冯继竹等三人找到了嵇松龄，嵇松龄证实：“穆老五”确实和他拜过把子，但解放后就没了来往。另外“穆老五”确实有个叫“小丫”的相好，不过现在这个“小丫”已经嫁人了，嫁了个轮船公司的机修匠，还提供了“小丫”现在的住址。

在“小丫”现在的住处所属的大东门派出所的协助下，三人得知“小丫”的真实姓名叫宋小雅，曾嫁给一个国民党军官，但婚后两年该军官在江西参加第四次围剿中央苏区的战斗中被红军击毙，此后就一直单身至今，但因为家人受过“穆老五”的恩惠因而成了“穆老五”的“外室”，“穆老五”被日本宪兵队关押期间宋小雅四处奔走联系营救“穆老五”。她和“穆老五”相好期间都是“穆老五”来她家和她幽会，她从来没有主动去找过“穆老五”。合肥解放后两人就不再来往了，不久宋小雅就经亲戚介绍嫁给了小她七岁的轮船公司机修匠，由于男方是个孤儿，因此是上门女婿，她嫁人的时候还邀请“穆老五”参加婚礼，但“穆老五”并没有来，只是让一个朋友送来了一份礼金。

直接询问宋小雅时，宋表示：合肥解放后她就嫁人了，此后再也没和“穆老五”来往过。

但是在走访中，三名刑警查明宋小雅的父亲在洗马桥还有一套宅子，在宋父去世后一直被宋小雅出租，一个月前原来的房客刚刚搬走，现在房子处在无人居住的状态。于是在当晚，专案组突袭了洗马桥的宋父遗宅，将躲藏在里面的“穆老五”抓了个正着。

结果“穆老五”给专案组爆了一记猛料：那个“谢国运”其实就是被通缉的惯匪黄世升！解放前黄世升和“穆老五”也有几分交情，曾经在一起喝过几次酒、看过几场戏、逛过几次青楼，但“穆老五”认为黄氏兄弟杀心太重，必然不得善终，所以有意思地和他们保持距离。另外他只见过黄世升，从未见过黄世斌。“穆老五”从黄世升这里得到的对黄世斌的印象是：隐藏的很深，凡事只对自己负责，别的人哪怕是自己父母老婆子女都不在他心目之中，且对别人疑心极重，轻易不会抛头露面。

1947年时，黄氏兄弟匪帮因为错误估计了自己的实力，胆大妄为地攻击了一支路过的国民党军队，试图夺取枪支弹药，结果被这支国民党军队一顿痛扁，参加行动的五十三人只剩下三十二人，其中四个还是重伤。当黄世升求到“穆老五”这里时，讲义气的穆老五慷慨解囊，不仅帮重伤员搞到了当时的紧缺药品盘尼西林，还以当地慈善机构“普善堂”的名义帮忙收殓了被打死的土匪尸体，让他们入殓安葬。黄氏兄弟表示现在风声紧，这笔钱先暂时欠着，来日一定连本带息的归还。

老照片：土匪

然而此后黄氏兄弟就没了音讯，不久就传来黄氏兄弟匪帮内讧散伙的消息，“穆老五”为收回那笔欠款四处派人打听“二黄”的消息，一直没有结果。1949年1月21日合肥解放后，“穆老五”觉得这笔钱彻底要不回来了，直到1951年6月11日他突然得到消息：黄世升来合肥了！并且得知黄世升如今已改名换姓唤作“谢国运”，下榻于西门街“碧水驿馆”。

于是他在6月13日下午带着一个可靠的朋友——酱园老板万利生去“碧水驿馆”拜访“谢国运”，双方的气氛倒也融洽，“谢国运”也就是黄世升掏出一根五两的金条连本带息地结清了欠款。大为高兴的“穆老五”在“仁心斋”请黄世升吃了顿饭，然后就各奔东西了。之所以他要跑，是因为五天前他帮一个江湖朋友藏匿了一批赃物，看警察上门他以为这事情“穿帮了”，所以果断“风紧扯呼”——

民国的五两金条

6月18日，专案组抓获了万利生，万利生的供词和“穆老五”相符，且两人离开“仁心斋”后的行踪都有人可以证明，说明他们没有杀死黄世升的作案时间，也没有作案动机。所以这条线索就此断了。

当晚，专案组在驻地开案情分析会，经过激烈讨论得出如下共识：

1、黄世升离开“仁心斋”后又去参加了一个酒局，且在这个酒局上喝了很多酒，说明组这个酒局的人与黄世升的关系比“穆老五”跟黄世升的关系要“铁”。

2、黄世升生前打算向公安机关检举他的弟弟黄世斌，说明此时兄弟俩可能已经反目成仇。所以应该将查明黄世升的死因和查明黄世斌的藏匿位置关联起来。

3、黄世升死前随身携带的钢笔和折扇丢失不见，可能在调入龙潭水中时沉在水中，因此有必要对龙潭再进行一次仔细的打捞。

6月19日，专案组组织人手对龙潭进行打捞，打捞到傍晚时分终于捞起了那把折扇，但没打捞到钢笔。经技术部门鉴定，这把折扇其实是一件武器，由十二片用精钢锻制后打磨而成的薄刃扇骨组成，使用时只需倒握扇子，呈尖头状的扇尾就是一把七寸短剑，卸下扇面和固定扇骨的插销，十二片扇骨就成了十二把飞刀暗器，江湖上关于黄世升“擅使暗器”的传说应该就是来自这把特殊的折扇。

扇骨暗器

6月20日，专案组在检查现场收集的黄世升遗物时在一张一万元（第一套人民币）纸币上发现“三（1）班苗小草”的铅笔字，笔迹稚嫩但端正，判断是小学生所写。估计是黄世升在某家商店买东西后找回的零票。

第一套人民币一万元纸币

6月21日查实，苗小草是四古巷街上“私立鸿仁小学”三年级的一名女生，那张一万元钞票是她在6月2日交给学校的学费，上面写字就是为了标明是她交的学费，然后这张纸币就作为薪水的一部分在6月13日发给了三（1）班班主任刘翠婷，刘翠婷下班后去菜场买菜路过附近菜市街一家小酒肆买了两味卤菜，这张钱就这样花了出去。

小酒肆老板娘回忆，这张钞票后来当做零钱找给了一个来店里喝酒的中年食客，这人的样貌特征和黄世升相吻合，当时他和另外一个男子在酒肆准备关门打烊时才来，点了两瓶半斤装白酒，喝完后又要了一瓶。又要了一锅蔬菜蛋花汤、一份油炸臭豆腐、一碟油炸花生米和一碗自制泡菜当下酒菜。总共消费了二万二千六百元，黄世升拿了一张五万元的钞票付账，老板娘抹了零头，找了三张一万元的钞票给黄世升，于是小学生写名字的那张钞票就到了黄世升手中。

老板娘还回忆：两个人喝酒时说了不少话，但声音压得很低，说话内容听不清楚，喝到22时后他们才离开。和黄世升一起来的那个人是个体格健壮的男子，四十多岁、方头圆面、两腮留有刮去络腮胡子后痕迹。

但是，“碧水驿馆”的老板还是伙计都表示没见过有这么个人，一点印象都没有。对附近的街坊居民以及人力车夫的走访调查也毫无结果。于是专案组决定还是要从小酒肆的老板和老板娘这里挖掘线索，毕竟他们是最后见到死者和嫌疑人的人。

6月23日，酒肆老板娘向女警刘敏瑛闲聊的时候说出了一个细节：那个两腮留有大面积剃去络腮胡子后痕迹的食客进门坐下后喝了一杯热茶、两杯酒后因为燥热，把上身所穿的那件浅灰色对襟褂衫的琵琶纽扣全部解开散热，她无意间看到他的胸肌上有一个三角形的刺青。

专案组认为这个刺青应该是一个帮会组织的标记，于是立即去查阅地下党针对合肥市帮会的调研而编纂的《民国合肥帮会组织》，结果没有查到标记为三角形刺青的帮会堂口。这时一个留用的档案管理员提醒了叶超然：这个堂口没准不是合肥地面上的，你们可以去问问“阮老鳖”，他肯定知道。“阮老鳖”真名阮向达，出身青帮世家，又精通伤科医术，人脉很广，因为手上没有血债，解放后没有受到清算，依靠解放前行医所得的积蓄在家养老。

阮向达看了那个三角刺青后表示：“这是‘三角禅堂’的会标。凡是参加这个帮会团伙的成员，必须在胸部文刺一个等边三角形标记。不过，这个帮会早在抗战开始不久就从江湖上消失了。”

叶超然一听游戏，立即按照江湖规矩向阮向达作揖致谢，并表示“愿闻其详”。

阮向达说：“‘三角禅堂’1909年在芜湖挂牌，是专事向外界提供特殊暗杀服务的一个地下堂口，‘老大’郁冲霄、‘老二’火仁贵、‘老三’区小虎，但当火仁贵在某天神秘失踪后，郁冲霄和区小虎就开始闹矛盾，结果郁冲霄在内斗中战败，去了九华山出家当和尚，没几年就病死了。但区小虎因为专横跋扈，一意孤行，不体恤属下，在1937年秋被下属干掉，此后‘三角禅堂’就散了伙。但还是有一些胸部纹着三角刺青的‘三角禅堂’的杀手还在江湖上干‘独角蟹’，继续从事有偿杀人业务。”

根据阮向达的分析：“这人如果是洗白身份后成为合肥市合法居民的话，那他在街头跟黄世升不期而遇，应该是他请黄世升喝酒，以尽地主之谊。此是道上规矩，这主儿不敢也不会违背。但是，听您几位说下来，那天晚上他在那家小酒肆跟黄世升喝酒，却是黄世升会的钞。所以，他跟黄世升一样，也是从外埠潜来合肥的。这人是逃犯，而且是一个混得不怎么得法的逃犯！”

专案组的案情分析会上，叶超然组长提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猜测：这个所谓的“仇家”，会不会就是死者黄世升的弟弟黄世斌？理由是黄世升知道黄世斌的藏匿点，这次来合肥就是来找这个弟弟谈啥事儿的。但是，事儿没有谈成，或者，连面都没能见上。黄世升面对着其老弟的反常态度，大怒，于是就决定通过书写检举信借助警方之手把黄世斌送往地狱。黄世斌奉行“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干脆雇凶杀掉了哥哥黄世升，一了百了。

因此，抓获“络腮胡子”成为专案组下一步工作的重点。

6月28日下午，专案组通过工作查到了一个原“三角禅堂”成员解三娃，以“金仲菊”的化名住在芜湖。向芜湖市（当时是隶属于皖南行政公署的县级市）公安局了解后得到了意外之喜：上月中旬，解三娃因酒后与人发生争执，持械行凶致两人当场死亡、两人重伤，旁人报警被当场逮捕，此时正被羁押在芜湖市公安局看守所。

解三娃此时自知难逃枪毙的结局，于是知无不言，他说自己认识“络腮胡子”——此人叫冯抱壤，江湖绰号“鸟见愁”，擅长使用一把可以射铁弹甚至铁蒺藜的弹弓杀人，年龄籍贯不清楚，曾在旧军队当过骑兵，1934年前后加入“三角禅堂”。不过按照“三角禅堂”的规矩，他和冯抱壤并无私人交集，只是点头之交。

铁蒺藜

在得知了“络腮胡子”的姓名后，专案组又找到了阮向达，但这次让他们失望了，阮向达搜肠刮肚都没记得有冯抱壤这么一号人。但是张楚一因为是留用的旧警察出身，对黑道、帮会比较熟悉，有若干个说得上话的朋友。于是他从这方面下手，联系了一个绰号为“老瘪-三”的青帮“老资格”柏学诚来作为自己的临时耳目，替他打听冯抱壤的行踪信息。这个人当年在青帮中是可以在黄金荣和杜月笙面前说得上话的老人，如今在合肥经营土特产，人脉极广，因为他曾多次为地下党提供掩护和帮助，再加上手上没有血债，因此解放后并没有清算他。

黄金荣（左）和杜月笙

面对张楚一领着叶超然的亲自登门求助，柏学诚慷慨的答应了下来，并且分文不取。

仅仅两天后，柏学诚就传来消息：上月下旬确实有一个符合你们要打听一应特征的络腮胡子在合肥出现，自称姓姜，人称“老姜”。下榻何处不清楚，只知道他在合肥有一个绰号为“花狐狸”的暗娼当相好。

通过对合肥市从旧政权接手的娼-妓档案，专案组查清了“花狐狸”的身份——时年42岁的蒋小丽。根据在妓院中和她关系最好的从良娼-妓曹秀梅透露：合肥解放后她和蒋小丽商量出路，决定嫁人从良。曹秀梅嫁给了年近五十、无儿无女的鳏夫鲁木匠；蒋小丽生性贪财，选择嫁给了一个六十岁、但家底颇丰的鳏夫鱼贩子梁某。但是仅仅过了三个半月，梁某就因为心脏病暴毙而亡，蒋小丽又成了寡妇，她将老梁留下来的小院出租，自己另外租了一处两居室的平房，然后又做起了暗娼，自号“花狐狸”。

民国的娼-妓

曹秀梅还特意去了一趟蒋小丽的住处为专案组打了个前站，回来后说蒋小丽对她很警惕，没有从良之前的那种热络和无话不谈了。

于是，专案组对蒋小丽租住的两间平房附近设下流动暗桩，对她的行踪进行跟踪。结果在当天就发现蒋小丽出门，打了一辆黄包车前往出租出去的老梁留下的宅院。在得到负责跟踪的金亚中、张楚一和刘敏瑛的报告后，叶超然下令继续监视小宅院，如果蒋小丽单独离开则由刘敏瑛跟踪其回家，金亚中、张楚一监视宅院；如果是冯抱壤离开的话，不管是独自一人还是与蒋小丽一起，都须三人一起跟上去，自己则马上出发赶来。

老照片：黄包车

在盯梢一段时间后，蒋小丽独自离开小院，刘敏瑛随即跟了过去。不久，叶超然赶到，从居委干部处了解到这个宅院原本租给一户三代五口的家庭，但这户人家在上月下旬搬走，目前宅院是空着的。叶超然跟金亚中、张楚一商量后认为藏在宅院里的人应该就是冯抱壤，同时通知刘敏瑛先把蒋小丽控制起来！但当叶超然从合肥市公安局叫来增援，在当晚对小院进行突击要抓捕冯抱壤时却扑了个空！经勘查，冯抱壤是从后院翻墙逃遁的。由于傍晚前下过雨，所以从痕迹推断冯抱壤是在下雨前即16时之前就已经逃走了。

蒋小丽被捕后交代：“老姜”就是冯抱壤，两人在1940年相识，因为他出手阔绰，所以当时已经30岁、已经走“事业下坡路”的蒋小丽对他非常有好感。但合肥解放后冯抱壤就失踪了，直到一个多月前，冯抱壤突然来找她，自掏租金和违约金要求她将小宅院的租客赶走，随后自己躲了进去。

当天，曹秀梅来找过蒋小丽问她最近有没有新的相好的，引起蒋小丽的警觉，于是在等曹秀梅走后不久，蒋小丽就前往小宅院给冯抱壤报信，冯抱壤让她去荐房店选一处市郊接合部偏僻些的房子——

至此，专案组认为冯抱壤有重大作案嫌疑，随即开展抓捕，但是一直到6月29日晚上，未能查到任何冯抱壤的行踪。

6月30日上午，在专案组全体会议上，叶超然认为冯抱壤杀害黄世升的过程可能是这样的：两人从小酒肆出来后，冯抱壤步行一段路后拦了一辆三轮车或者出租马车送黄世升回旅馆，车在旅馆附近停车，然后两人步行到竹桥前，冯抱壤没有上桥，也没离开，站在一侧桥头目送黄世升往前走。待其走到桥中间时掏出他的武器——弹弓射出铁弹子甚至铁蒺藜射向黄世升，黄世升在发觉有暗器并在躲避暗器时，步履不稳，最后“自然落水”，因其不识水性，且喝了很多酒，从高处桥面坠入龙潭，断无生还希望。

然而，会还没开完，专案组获得一条惊天消息：鼓楼街的一口水井里发现疑似逃犯冯抱壤的尸体！是几个孩子在井台上玩耍时无意间发现的，尸体捞起来后发现要害处有刀刺创口。

法医对尸体进行解剖后得出结论：死因是以单刃匕首从背后刺入心脏，一刀毙命；死亡时间应在解剖尸体之前的三十小时左右。死者被害前大约两小时内曾进食，在胃内发现鸡肉、鱼肉、海蜇、花生米等食物残渣，并曾喝过一定数量的白酒。

现场勘查判断，水井是抛尸现场，第一现场应该距离这里不远，而且凶手能从容转移尸体，应该有运输工具。

经蒋小丽辨认，尸体就是冯抱壤。

通过走访群众，有人在前天晚上曾听见有轻微的“吱吱嘎嘎”的声音响过，好像是有人推着独轮车从马路上往水井那边去，响声应该是路过坑洼便道时发出的。而且经过现场还原，只有木轮的独轮车载重物时才会发出声响，橡胶轮的独轮车是不会发出声响的。而木轮独轮车基本都是私人拥有，在合肥地界的保有量很大，排查需要时间。

老照片：独轮车

专案组分析，冯抱壤跟黄世升、黄世斌兄弟以前曾有过比较深的交往，甚至双方有过合伙作案的经历。因此，冯抱壤对黄世斌并不提防。黄世斌利用冯抱壤除掉了黄世升，然后杀掉冯抱壤灭口，对他来说是最安全的。从冯抱壤被一刀毙命以及没有反抗痕迹来看，他完全是在没有防备的状态下被杀的，符合熟人作案的特性。从转移尸体这点看，黄世斌的窝点应该就在附近区域。因此专案组立即在派出所和街道居委的配合下发动群众进行排查，重点排查辖区内的木轮独轮车的去向。

很快查明：居住在现场附近的米行老板谭宝根在当天上午曾向派出所报案称自己用来送米的独轮车丢了，派出所在排查时，附近的一家私营煤球厂的伙计推着一辆独轮车来派出所，说这辆车是在他们厂区后门外的荒草丛中被发现的。经谭宝根辨认，这就是他的独轮车。

得到消息后，专案组派人对这辆独轮车进行检查，结果在车架缝隙中提取到血迹，血型和冯抱壤的血型一致，由此判断这辆独轮车就是转移冯抱壤尸体的运输工具。那么顺走这辆独轮车的人应不是凶手本人就是和凶手有密切关系！

专案组通过排查，在7月1日下午圈定了时年17岁的凌景灵，因为有先天智-障，算命的说要当做女孩养才能养大，于是家人从小把他当女孩养，所以大家都管他叫“妹妹”，再加上他是个光头，因此有了“光头妹”的绰号。原本他出身殷实之家，但因为父亲在1947年生意投机失败破产被债主逼迫悬梁自尽，从此就成了穷小子，生活艰难。有群众在6月28日傍晚看到凌景灵推走了谭记米行的独轮车。

张楚一通过自己的“江湖关系”，将凌景灵带到了一个隐蔽场所进行询问（避开黄世斌的视线），凌景灵表示：是一个“长衫先生”让他去偷谭记米行独轮车的。这个人他以前不认识，因为虽然他智力有问题，但凡是他认识的邻居他都能叫出姓什么。因此张楚一分析这人应该是一个住在附近、平素间有时跟“光头妹”谋面但傻小子不知其姓氏的“长衫先生”，用零食引诱这傻小子去米行顺了独轮车供其作为转移尸体的运输工具。

在追查“长衫先生”的同时，叶超然又根据冯抱壤生前所吃的食物指派刘敏瑛在附近向有此类卤菜出售的饭馆或者熟食店铺、小摊进行访查——

至7月3日，总共排查到七十九名适龄“长衫先生”；此外刘敏瑛从附近菜场外面的一个熟食摊头的摊主那里打听到6月28日那天的傍晚，有一个三十多岁身穿浅蓝色短袖衫的烫发女子从摊头上买了烧鸡、海哲、白汁肉、卤豆干等熟食。摊主回忆，说以前见过这个女子，应该就住在附近。

老照片：熟食摊

与此同时，米行老板谭宝根也在自发追查指使凌景灵盗窃他的独轮车运尸体的人，他设计诱使凌景灵推着自己的独轮车随机在附近转悠，结果独轮车被推到距离米行大约半里地的一家文具店门口时，老板娘试图驱赶凌景灵，但被文具店老板赵某阻止。这情形被受谭宝根指派负责跟踪的小学生许某转述给了谭宝根，引起了谭宝根的怀疑，立即向专案组报告。

前来核实的专案组女警刘敏瑛在对文具店的监视中发现那个老板娘就是菜场熟食摊头的摊主所说的28日傍晚去买卤菜熟食的女人。于是叶超然立即命令逮捕文具店老板赵某夫妇，然后对文具店进行勘查，结果在一间屋子里提取到了血迹和指纹。经检验，血迹血型和冯抱壤的血型相符，指纹也是冯抱壤留下的。

经连夜审讯，文具店老板赵蓝雨实际上就是罪大恶极的惯匪黄世斌，其妻子沈美云实际上是曾经活跃在皖南地区的女匪尹桂兰，手上也有十几条人命，甚至还因为抢劫钱财而杀害过新四军的交通员。1945年抗战胜利后，两人在合肥结为夫妻，改名换姓开了家文具店洗白身份，骗过了国民党当局后安然生活到了合肥解放。

老照片：被俘的女土匪

合肥解放后两人继续伪装老实，未被发现。但是在1951年5月下旬黄世斌被逃亡中的冯抱壤认出并被其数次敲诈钱财，不久后又被胞兄黄世升找上门来，以“大陆已经无处藏身，决定偷渡海外”为由勒索黄金十两，并威胁道如果不给钱，就写举报信报告公安局。因此黄世斌和沈美云一合计，决定用十两黄金收买冯抱壤杀掉黄世升。

在冯抱壤拿到一半佣金顺利杀掉黄世升后，于6月14日来到黄世斌的文具店，拿到了另一半佣金。但却没有按照约定远走高飞，而是留在合肥的相好蒋小丽处。黄世斌夫妇唯恐冯抱壤被抓后将他们供出，于是在6月28日先指使凌景灵盗来独轮车，然后将冯抱壤约到文具店好酒好菜招待，趁其不备一刀将他捅死，然后用独轮车将尸体运到鼓楼街水井抛尸。

至此，这起离奇的连环杀人案中案真相大白。

1951年9月14日，黄世斌、沈美云被执行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