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国军军长黄憔松在南京被枪决，行刑前却高呼：毛主席万岁

“1948年11月27日凌晨五点半，狱卒低声嘀咕：‘黄军长，还有遗言吗？’”灯火昏暗，枷锁冰凉，黄憔松却不答狱卒，而是转向同囚的王震宇：“兄弟，子弹打来时别皱眉，我们的选择没错。”短短一句对话，此后不到半个时辰便被枪声掩埋，却让几十年后的史料检索者仍能听见那份从容。

在动荡的1948年，南京街头流传一句调侃：“蒋委员长最怕两种人——开小差的兵和动摇的将。”黄憔松恰属后者。蒋介石需要一支誓死护法的军队，而黄憔松早已认准“护的是国，爱的是民”，这与“先剿共后建国”的最高命令撞了个正着。于是，枪决并非出人意料，倒像是悬在半空已久的锤子终于落下。

如果只看履历，蒋介石本不该失去这位“台儿庄功臣”。黄憔松出身河南开封，青年时期在冯玉祥麾下当连长，北伐中摸爬滚打升至营长。1937年卢沟桥事变，他率79旅北上，娘子关、台儿庄、武汉会战，三线厮杀，几度负伤。抗战胜利的欢呼刚落，他原以为能与战友回乡务农，哪知内战的枪火又将人推回战阵。有人说他有“匪气”，其实是骨子里的不服输：对日作战能拼命，对同胞却不愿扣扳机。

转折点在1947年冬。整编三十师移防渭南，直属胡宗南。兵士们刚扎下营帐，老百姓的呻吟就从城外传进耳朵：饥荒、苛捐、抓丁。一夜之间，黄憔松写下一封信：“厮杀半生，若再对着自家人开枪，愧对祖宗。”那封信没寄出，却被副官抄进日记，成了后来法庭的“证据”。胡宗南多次催他增援太原，他连请“头疼、胃痛”，住进渭南西关医院，一个字：拖。

太原毕竟还是去了。1948年8月，黄憔松领三十军飞抵武宿机场时，早有起义将领高树勋派人暗递锦囊，“速联红军，保持整建制”，言辞急切。高树勋是昔日西北军的老上级，又与共产党保持密切联系，这重人情加理智，让黄憔松心里那根弦“嗡”地绷直。几天后，他召集心腹，准备起义细节：拔掉城防炮楼、调转机枪火力、破坏无线电——计划周密，竟败在兄弟刀下。

告密者戴炳南与黄憔松同袍十余载，俩人滴血结义，被俘后他却直接投向阎锡山，呈上一纸“密谋投共”报告。11月2日夜，阎锡山以开军事会议为名，先端茶敬烟，再扣械押人。黄憔松双臂被反剪时，只丢下一句：“戴兄，你我走散了心。”随行的王震宇、晋夫均同被收监，两天后押往南京。

蒋介石对此事异常恼火。国府特法庭开庭，审判长余汉谋晒出半人高的卷宗，开口就咬定“率部投共”。黄憔松淡淡截断：“我不愿再杀平民，你们要杀就杀我一人，兄弟们无罪。”庭上静得落针可闻。死刑判决在19日即刻拍板，行刑日期写得潦草，似乎怕夜长梦多。

27日晨，江东门外湿雾弥漫。三声短暂哨响后，行刑队举枪。黄憔松先喊“毛主席万岁”，再喊“人民万岁”，声音沙哑却硬挺。枪声盖过回音，他的身体先后晃了两下才倒下。值得一提的是，国民党报纸原拟封锁消息，但路边耳闻者迅速窃语传城，据说当晚中山路茶馆里已没了座位，都在交头接耳“军长为何拥共”。

妻子王怡芳后来用数万法币买通狱卒，赶在深夜将遗体移至莫愁湖畔薄葬。新中国成立后，政务院追认黄憔松为革命烈士。1979年，骨灰迁回太原，薄一波、程子华亲送花圈。那天军乐队演奏到《大刀进行曲》，不少老兵红了眼眶；有人说，那曲子让他们想起台儿庄城墙上黄憔松的单筒望远镜。

往事翻检，总能找到性格与时代交汇的切口。黄憔松屡次叫停“内战”，不是一时意气，而是多年的血战体验让他明白：同文同种，最经不起互相拉扯。若问他至死为何高呼“毛主席万岁”，答案或许也简单——因为那句口号代表了他心中久寻不得的“和平且新生”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