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宗：我家二百年天子，还不如那崔、卢两家？

唐文宗开成二年的朝堂上，一场看似普通的求婚风波，让大唐天子发出了震古烁今的感叹。当时文宗欲为皇太子迎娶宰相郑覃的孙女，这位出身荥阳郑氏高门的宰相亲手拒绝了皇亲，转而将孙女许配给九品官出身的博陵崔氏子弟。

看着满朝文武的沉默，文宗李昂无奈长叹：“民间修婚姻，不计官品而上阀阅。我家二百年天子，顾不及崔、卢耶？” 这句感叹，道尽了皇权在门阀士族面前的尴尬。

从两汉到唐末，这些被称为 “阀阅” 的高门大族，凭借着世代积累的门第、文化与人脉，构建了一个横跨千年的特权网络，其影响力之深，连帝王都难以撼动。

“阀阅” 二字的起源，本与血缘特权无关。《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记载：“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庙定社稷曰勋，以言曰劳，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积日曰阅。”

最初的 “阀阅”，是朝廷考核官吏政绩与资历的标准，《汉书・车千秋传》中 “无伐阅功劳” 的记载，印证了其作为官员晋升依据的原始功能，颜师古注曰：“伐，积功也。阅，经历也。” 然而自东汉中后期起，这一词汇逐渐发生质变。

东汉察举制的实施，本是为了选拔寒门贤才，但很快被官僚集团垄断。《汉书・哀帝纪》注引《汉仪注》规定：“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年，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

这种“任子” 制度让高官子弟得以世袭为官，《后汉书・桓荣传》中 “显宗即位，尊以师礼，甚见亲重，拜二子为郎” 的记载，便是当时的普遍现象。

久而久之，官员选拔形成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 的格局，“阀阅” 也从官员履历转变为门第高低的象征。

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进入鼎盛阶段。曹丕推行的九品中正制，以 “家世、品行、才能” 为评定标准，最终却沦为 “计资定品”，只重家世不看才德。

《南史・王僧孺传》记载：“宋齐以来，士庶区别，国之章也。” 当时士族与庶族界限森严，甚至不通婚、不同坐。

北魏孝文帝改革时，直接将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等列为一等大姓，明确规定 “司州中州吏部，必擢门望兼美”，将门阀特权以制度形式固化。

唐文宗口中的 “崔卢”，并非单一宗族，而是中古时期最顶级门阀集团 “五姓七望” 的核心代表。

这一集团包括崔、卢、李、郑、王五大姓氏，其中崔氏分为清河、博陵两支，李氏分为陇西、赵郡两支，加上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太原王氏，合称 “五姓七望”，其声望之隆，连李唐皇室都自叹弗如。

清河崔氏与博陵崔氏堪称门阀中的 “天花板”。崔氏源自姜姓，为炎帝后裔，西周时因封地崔邑得姓。东汉以后，崔氏分为清河、博陵两支，魏晋南北朝时高官辈出。《北史・崔浩传》记载，崔浩为北魏司徒，“军国大计，多所参预”，其家族 “世为北州冠族”。

到了唐代，崔氏更是达到顶峰，仅清河、博陵两支就累计出了 29 位宰相，当时天下流传 “言贵姓者莫如崔卢李郑王” 的俗谚。即便是唐太宗试图打压，修订《氏族志》时仍不得不将崔氏列为第三等，可见其根基之深。

范阳卢氏以儒学传家，始祖为东汉大儒卢植，被誉为 “士之楷模，国之桢干”。《后汉书・卢植传》记载，卢植 “少与郑玄俱事马融，通古今学，好研精而不守章句”，其学识与品行成为家族传承的核心。

三国至北魏时期，卢氏累居高官，北魏太武帝时卢玄 “首应旌命”，家族成为北方一流高门。《北史・卢玄传》记载，卢玄一族 “自玄至其曾孙，一家百口，共财同居，为官著名而被史传记载者就有十八人”。

唐代卢氏虽遭打压，仍有八位成员官至宰相，且婚姻只限于其他门阀，从不与皇室通婚。

陇西李氏始祖为秦陇西郡守李崇，其孙李信为秦大将军，封陇西侯，汉朝飞将军李广便是其后人。魏晋乱世中，陇西李氏崛起，西凉王李暠建立政权，成为家族第一位国主。《旧唐书・高祖本纪》记载，李唐皇室便自称陇西李氏后裔，以此抬高门第。

赵郡李氏则源自秦太傅李玑次子李牧，魏晋南北朝时支派繁多，文化鼎盛，在唐代有 17 人出任宰相，仅次于陇西李氏。有趣的是，即便李唐皇室贵为天子，仍被赵郡李氏等老牌士族视为 “关陇新贵”，不愿轻易与之通婚。

荥阳郑氏源自周宣王分封的郑国，王室后裔以郑为姓，以荥阳为郡望。东汉末年，郑浑、郑泰等人跻身仕途，家族逐渐发展为高门。《北史・郑羲传》记载，郑羲为北魏中书令，其家族 “自魏至隋，蝉联贵仕”。

太原王氏开基于两汉之间，东汉王允以谋诛董卓之功使家族声名远播，魏晋南北朝时位列天下一流望族，“天下王氏出太原” 的美誉流传至今。唐代太原王氏人才辈出，王勃、王之涣、王昌龄、王维等皆出自这一家族，同时还涌现出多位宰相，唐高宗的王皇后也出自此门。

唐文宗的感叹并非偶然，门阀大族之所以能凌驾于皇权之上，源于其世代垄断的三大核心特权：仕途、文化与婚姻，三者相互支撑，构成了坚不可摧的特权网络。

仕途垄断是门阀的核心优势。

从东汉的察举制到魏晋的九品中正制，门阀子弟几乎占据了所有高官要职。《通典・选举二》记载，西晋时 “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中正官皆由士族担任，评定品级时 “唯以居位为贵”。即便是科举制在隋唐确立后，门阀仍能凭借特权占据优势。

《新唐书・选举制》规定，科举考生需提交 “家状”，证明三代清白，“工商杂类” 不得应试，这一规定成为门阀过滤寒门的工具。更重要的是，唐代科举不糊名，考官可直接看到考生姓名，门阀子弟凭借家族声望和人脉，极易被录取。

《旧唐书・李德裕传》中，李德裕公然宣称：“朝廷显官，须是公卿子弟，何者？自小便习举业，熟朝廷事。” 这种观念在当时极为普遍，使得门阀子弟即便不才，也能轻松跻身仕途。

早在南北朝时期，世家大族便垄断了儒家经典的学习权与解释权。《南史・王俭传》记载，琅琊王氏的王俭 “弱年便留意三礼，尤善春秋，发言吐论，造次必于儒教”，这种家学传承成为门阀子弟的专属优势。

唐代进士科以诗赋取士，而门阀子弟自幼便研习《文选》等典籍，精通声律，《唐摭言》记载：“门阀子弟自幼学习《文选》，少时精通声律，而寒门学子需典卖田产才能拥有学习本钱。” 这种文化资本的代际传递，让寒门学子即便寒窗苦读，也难以在科举中与之抗衡。

同时，门阀家族多以儒学传家，形成独特的家风家训，如范阳卢氏 “以儒学显”，清河崔氏 “重礼义传家”，这种文化传承不仅维系了家族声望，也成为其区别于庶族的重要标志。

婚姻壁垒是门阀的保鲜秘诀。

门阀大族通过联姻形成封闭的利益共同体，《北史・崔挺传》记载，崔挺 “世为三齐大族，姻娅皆衣冠之美”。唐代 “五姓七望” 之间相互通婚，拒绝与非门阀家族联姻，即便是皇室也不例外。唐高宗时曾颁布法令，禁止 “七姓十家” 自行婚娶，试图打破其婚姻垄断，但收效甚微。

《隋唐嘉话》记载，唐高宗时的宰相薛元超，身为唐太宗的侄女婿，却感叹自己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 连宰相都以娶五姓女为荣，可见门阀婚姻的吸引力。

唐文宗时，宰相郑覃宁可将孙女嫁给九品官的崔氏子弟，也不愿许配给皇太子，正是这种婚姻观念的体现。这种封闭的婚姻网络，让门阀的特权与声望得以世代延续，形成 “一荣俱荣” 的利益共同体。

自东汉以来，皇权与门阀的博弈从未停止。帝王们试图削弱门阀特权，而门阀则凭借深厚根基顽强抵抗，这场拉锯战贯穿了中古史的始终。

唐太宗李世民对门阀的傲慢早有不满。贞观六年，李世民下令修订《氏族志》，明确要求 “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试图以当朝功勋取代传统门第。

然而编修官仍将清河崔氏列为第三等，李世民得知后怒斥：“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际，则多索财物。不解人间何为重之？”

最终，李世民强令将皇室李氏列为第一，皇后长孙氏列为第二，崔氏等山东士族列为第三，但这只是表面上的调整，门阀的实际影响力并未削弱。

武则天时期，为打击关陇门阀和山东士族，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她创设殿试，由皇帝亲自出题考试，绕开门阀把控的常规选拔渠道；又开设武举，允许寒门子弟通过武功入仕。

《旧唐书・则天皇后纪》记载，武则天 “大开选举，务求拔擢，有才行者，咸令自举”，通过这些举措，狄仁杰、张柬之等寒门官员得以进入权力核心。

但武则天去世后，门阀集团迅速反扑，《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中宗复位后，“悉追复武后所降士族”，门阀势力再度崛起。

唐文宗的求婚失败，正是这场博弈的缩影。当时李唐皇室已立国二百年，却仍不被顶级门阀视为平等的联姻对象。

事实上，不仅是唐文宗，唐宪宗曾为公主求婚于山东士族，同样遭到拒绝；唐宣宗想让公主嫁给荥阳郑氏，也被以 “门望不敌” 为由婉拒。

即便帝王们采取了诸多措施，门阀仍能凭借其适应性顽强存续。安史之乱后，河北士族遭受打击，却能通过联姻迅速恢复影响力；黄巢起义前，门阀虽然在科举制的冲击下有所衰落，但仍是社会上最具声望的群体。

正如《资治通鉴》所记载，晚唐时期，“虽朝代更迭，而门阀之地位如故”，这种超强的生命力，让门阀成为中古时期最顽固的特权阶层。

尽管门阀大族顽强存续了近千年，但唐末的两场暴力风暴，最终终结了其特权时代。黄巢起义与朱温篡唐，以血腥的方式摧毁了门阀的生存基础，让延续千年的阀阅制度走向覆灭。

黄巢起义前，门阀仍在社会上享有崇高声望，但科举制的发展已让寒门子弟逐渐崛起，社会矛盾日益尖锐。黄巢本人多次参加科举考试，却因出身低微屡试不第，对门阀垄断仕途的现状深恶痛绝。

中和元年，黄巢起义军攻入长安，对门阀大族展开了残酷的清算。《旧唐书・僖宗纪》记载，起义军 “杀唐宗室在长安者无遗类”，不仅杀戮皇室，更将矛头指向崔、卢、李、郑等门阀家族。他们焚毁门阀的谱牒档案，没收其家产，屠戮其族人，摧毁了门阀赖以存续的宗法网络和物质基础。

如果说黄巢起义给了门阀致命一击，那么朱温的 “白马驿之祸” 则彻底终结了门阀的政治生命。天祐二年，朱温在白马驿将裴枢、崔远等三十多位出身门阀的大臣全部杀害，并将他们的尸体投入黄河。

《旧五代史・梁太祖纪》记载，朱温的谋士李振曾说：“此辈自谓清流，宜投黄河，永为浊流。” 这句话道破了这场屠杀的本质 —— 不仅是清除政治对手，更是对门阀特权观念的彻底否定。

经此两劫，门阀大族遭到毁灭性打击。那些世代传承的谱牒被焚毁，无法再证明门第高低；家族成员或死或逃，宗法体系彻底崩溃；积累的财富被掠夺，经济基础不复存在。《新五代史・豆卢革传》记载，五代时期，“衣冠之族，多避地江湖间”，曾经不可一世的门阀子弟，如今只能流离失所。

更重要的是，宋代建立后，科举制得到完善，糊名、誊录等制度的实施，让科举真正成为选拔人才的公平渠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成为现实，门阀赖以生存的仕途垄断被彻底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