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为何一定要踩中国红线？日本右翼癫狂背后的心魔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抛出“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极端言论后，引发中日舆论巨震。面对中方的严正抗议和撤回错误言论的要求，日方却反复狡辩，声称只是“说过了头”，但这种混淆视听的解释根本掩盖不了事实。

那么，高市既然敢口出狂言，又为何不敢承认呢？日本右翼挑衅中国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动机和目的呢？

事实上，高市在涉台问题上的挑衅之举，绝非是偶然失言的政治意外，而是日本右翼思想数十年复兴、安保政策持续转向的必然产物。剥开“台湾有事”这层虚伪的外衣，日本真正的目的，是藏在心里七十多年的那个心魔——国家正常化。

什么叫正常化？就是撕掉战败国的标签，组建一支有开火权的军队，重新坐上世界大国牌桌。这个目标贯穿了战后日本的整个政治脉络。而要理解 高市早苗如今的癫狂，就必须从战后日本的制度建构和政治心理中去寻找答案。

二战之后，为遏制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美国为日本量身定制了一部和平宪法，把日本阉割成了一个“不正常国家”。不能拥有自己的军队，不能拥核，也没有交战权。这些规定就像是“锁链”，牢牢捆住了日本的手脚。

然而，麦克阿瑟又保留了天皇制，豁免了裕仁天皇的战争责任，让神道教民族主义和天皇崇拜继续以“文化传统”的形式存在。而裕仁天皇在战后30年里，持续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 又为保守派赋予了“历史传承”方面的所谓合法性。

结果就是，日本表面上接受了“和平国家”的身份，却从未反思过战争罪行。保守势力极力否认日本在二战中的加害角色，却反复强调“战败国受害者”的身份，甚至出现了 “军部骗了人民，人民也是受害者”的荒诞逻辑。这种扭曲的自我定位，不但使日本社会难以形成承担战争责任的共同意识，也影响了后来政府的政治路径。

换句话说，美国战后只是肢解了日本的国家主义机器，却没有铲除民族主义的根系。这种不彻底的改造，就像斩草没有除根，为右翼的死灰复燃提供了可能。

冷战初期，日本在安全上完全依赖美国，右翼势力暂时被压制。然而随着七十年代日本经济腾飞、国力增强，被压抑的“国家野心”开始与潜伏的“民族主义”重新合流，成为了日本政治持续右倾化的思想温床。

进入21世纪，随着战后一代温和派政治家陆续退场，新生代政客对战争的记忆稀薄，对和平宪法的敬畏减弱，对历史责任更是模糊。他们开始将日本定位为“应重返正常国家地位”的亚洲强国，而不是战败国。在这种心理背景下，挑战历史禁区、刺激民族主义，反而成了右派政治人物彰显“胆识”的方式。安倍晋三、高市早苗的崛起，正是这种认知错位造成的结果。

那么，日本要变成“正常国家”又为什么要挑衅中国呢？其实道理很简单。

因为日本如果想要修宪、想要解禁集体自卫权、把自卫队变成真正的军队，就必需树立一个足够强大的“敌人”。没有威胁就没有理由军队正常化，没有危机就无法说服国内民众修改和平宪法。那敌人是谁呢？

朝鲜核威胁虽然真实，但主要波及美韩，日本公众难以将之视为“生存危机”；俄罗斯虽是硬茬，但日俄贸易薄弱且俄战略重心远在欧洲，难以构建持续性的威胁叙事。相比之下，中国具备 “理想对手”的所有要素 ：综合国力持续增强、与日本存在钓鱼岛和东海争端、历史问题尚未清算，且地缘上近在咫尺。换句话说，中国是日本推行“国家正常化”所需的最佳政治工具。

除此之外，日本自身对中国的崛起也如芒刺在背，尤其不愿意看到中国的统一。

从1990 年代开始，日本经济停滞三十年，从世界第二跌至第五；制造业竞争力下滑，科技被快速追赶；老龄化加剧与财政困境不断恶化，社会大众普遍对未来感到焦虑。

而同一时期，中国却在经济、科技、军事和全球影响力上全面崛起。眼看被曾经压制的对手反超，这种强烈的心理落差让右翼对中国又恨又怕：他们既嫉妒中国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又痛恨自身沦为美国经济附庸的现实，更害怕从此以后变成亚太地区的二流国家。

于是，用尽一切手段拖住中国发展，阻止统一进程，就成了日本右翼的战略本能。因为在日本右翼看来，中国统一将对日本带来一系列冲击。

一是安全结构的崩塌。台湾被中国收复后，美军在第一岛链的核心支点将不复存在，在亚太的存在感与遏制力也将显著下降。这意味着美日军事同盟的既有分工与威慑逻辑将遭遇根本性冲击，日本将陷入保护伞可靠性下降与安全成本急剧上升的双重困境。

二是地缘经济格局的重塑。中国坐拥东海、南海与台湾海峡三大关键水域，等于掌握了西太平洋的要冲；而日本维持多年的以台海分治为前提的贸易路径也将不复存在。一旦中国打破第一岛链、确立稳定的统一格局，日本的能源航线、贸易航线以及造船、制造业依赖的海上物流体系都会受到实质性挤压。这不仅是经济层面的冲击，更是关乎日本国家生存的战略焦虑。

三是精神叙事的瓦解。在日本右翼的历史叙事中，台湾一直被视为“殖民统治的成功典范”，是其为数不多还敢公开赞颂的帝国遗产。台湾若回归中国，不仅意味着殖民记忆彻底被清算，也意味着日本右翼赖以构建民族优越感的象征被最终抹去。

也因此，台湾问题就逐渐变成了日本右翼的一个政治工具：既是对内煽动民族主义的抓手，也是对外展示“价值”以换取美国支持的筹码。

日本虽然在与中国建交时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在现实政治层面，自1949年两岸分治之后，日本就借助曾经殖民过台湾的便利，在台湾构建了庞大的利益网络。

1990年代后，日本国内政治趋于右倾化，亲台势力从自民党扩展至多个政党。2002年，小泉纯一郎的外交咨询机构首次明确提出“加强日台关系”。2005年，美日联合声明将“和平解决台湾海峡问题”列为共同战略目标，标志着台湾问题被实质性地纳入日美安保框架。

2010年，日本的GDP被中国超越后，日本社会经历了第一次巨大的心理震荡。日本右翼 明确将中国视为“威胁”，推动修宪、强化防卫能力的呼声越来越高。安倍上台之后，日本不断为解禁集体自卫权铺路：2015年通过的《安保法》引入了“存立危机事态”和“重要影响事态”两个概念，为未来可能的军事介入留下了法律空间。

此后，随着美国“印太战略”成形，日本开始更加频繁地炒作台海议题。2019年版《日美防卫合作指针》首次提及“台湾海峡和平稳定”。2021年版《日本防卫白皮书》首次把台湾局势纳入国家安全考量，称台湾周边稳定对日本至关重要，这标志着日本在国家层面确认台湾议题与其安全存在关联性。

但对美国而言，台湾终究只是10000公里外的一个岛屿。尽管美国一直在通过介入台湾问题牵制中国，妄图从台海两边同时攫取利益。但军事介入可能引发的巨大代价，以及中美实力差距日益缩小的客观现实，使得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态度时常显得举棋不定。

可日本不愿意放弃美国对华遏制政策的 “战略机遇窗口” ，干脆充当起了遏华的急先锋，将自己定位成第一岛链反华支点，通过积极配合美国印太战略，不断炒作台湾议题，以向美国证明其战略价值，换取美国对修宪的支持。

在此背景下，日本政府逐渐从“温和保守”转向“激进保守”。 安倍之后的几任首相，菅义伟、岸田文雄和石破茂，都基本继承了安倍路线。但他们“右翼”的程度相比于高市早苗，就相当于是“普通感冒”和“发烧”的区别。

高市本人的个人经历与政治操守几乎就是日本右翼的浓缩样本。

1984年，高市进入被称作“日本右翼政治家摇篮”的松下政经塾学习。三年后，她被派往华盛顿，在美国民主党众议员帕特·施罗德办公室实习。按当时内部记录，她的工作只是打印文件、处理行政杂务的无薪助理。但回国后，她撰写了一本在美国经历的书，把自己包装成了“拥有美国国会实务经验的立法专家”。

当时正值自民党深陷瑞可利丑闻，急需外部经验重塑形象，高市于是获得了媒体的关注，摇身一变成为朝日电视台新闻主播，完成了从无名政治学徒到公众面孔的第一次跃迁。

1993年，高市以无党派身份当选众议员。为在国会立足，她选择了通过挑衅性言论构建政治识别度的捷径。1994年，当选议员仅一年后，她便在国会质问村山富市首相“凭什么代表日本向中国道歉”，从而吸引了右翼铁杆的注意。与此同时，她还为一本美化希特勒的书《希特勒的选举策略》撰写序言。这本书后来因遭人权组织投诉而被禁售。2011年，她又与日本极右翼团体“日本纳粹党”头目山田合影，被《卫报》《法新社》等媒体曝光后引发国际舆论批评。由此可见，高市从一开始就在精心策划一条依靠极右言论博取政治地位的路线。

不过，高士靠“出格”搏“出位”的做法与日本的政治环境也有很大关系。因为在日本政坛，像高市这种根系不深，没有背景的人物，想要站住脚，只能不断制造话题标签化自己。而作为女性议员和党内的边缘人物，就更需要通过 “更右、更硬、更极端” 的姿态，才能在男性主导的保守政治中突破天花板。高市深谙此道，于是她选择把自己推向右翼的最前沿。

2006年，高市在加入自民党之后，很快就靠极端的右翼立场获得了安倍的“青睐”。安倍遇刺身亡后，高市虽然失去了最大的政治靠山，却也意外地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自由”。她抬棺痛哭，高调宣称要继承安倍的遗志，极力将自己塑造成安倍路线的正统“继承人”。而当时，整个日本政坛的政治光谱正在急速右移，为她提供了肥沃的政治土壤。

为了博眼球、博出位，她坚持参拜靖国神社，否认慰安妇问题。主张恢复“交战权”和“国防军”，主导《经济安全保障推进法》，在供应链、高科技领域推动对华“脱钩断链”。终将自己打造成了右翼团体的核心骨干。

投靠麻生太郎阵营后，她又通过政治炒作和党派政治利益交换登上了首相之位。但是作为一个通过话题上位的政客，她深知只有持续制造更激进的议题才能巩固权力地位。

于是，借特朗普访问日本之机，高市刻意在全世界面前营造出与特朗普“男欢女爱”的辣眼场景，让人感觉好像美国总统也在为她提供政治背书的印象。然后她趁热打铁，试图继续借挑动台海议题为自己的右翼路线与权力基础继续积累政治筹码。

综上所述，高市能从边缘人物崛起为日本政坛核心，并不是普通的权力轮替，而是战后日本历史叙事扭曲、不断右倾和政治生态极端化造成的结果。她喊出“台湾有事”也不是临时起意，而是一场经过算计的政治冒险，一是为了巩固自身权力根基；二是借助美国力量完成国家正常化；三是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阻挠中国统一。

然而，高市的盘算看似精明，实则只是一厢情愿。

首先，她通过打“台湾牌”来巩固权力的想法注定是一场失败的政治赌博。

暂时来看，高市的强硬姿态确实换来了耀眼的民调数字，69%的支持率、媒体对“强势女性首相”的追捧、保守派的情绪高潮。但这份支持并非源于真实的政策效果，而是日本政治中典型的“新内阁蜜月期”现象，与其涉台言论并无必然联系。

更何况，民族主义情绪无法掩盖日本经济的脆弱现实。

中国是日本的最大贸易伙伴，对华出口占比超过 20%；中国游客是日本旅游业乃至地方经济的重要支撑。中国反制后，日本的旅游、零售、服务业痛感明显，企业界更是绷紧了神经。随着反制扩大到供应链、关键零部件与双边投资领域，这种经济冲击会迅速传导到中小企业与普通民众的生活，最终会反噬她的支持率。

在政治层面，高市在自民党内 根基薄弱，被视为麻生太郎的“代理人”，缺乏稳定派系支持。她的极右姿态虽然为他赢得了一些喝彩，但反对的声音也不绝于耳。日本前首相鸠山由纪夫、野田佳彦纷纷批评其言论“危险”“缺乏法理基础”；中左翼媒体持续指责其将国家推向战争风险；连保守派的《读卖新闻》都罕见地表示：自民党正踏入“前所未有的政治考验”。这种群起而攻之的现象说明，高市的冒险并不符合当前日本的国家利益，她靠制造激进议题来刷“存在感”的日子将难以为继。

其次，日本想借美国的力量实现对华围堵，通过“搭美国便车”完成国家正常化，同样是幻想。

日本在朝鲜战争中借助成为美军后方基地，带动工业产值增长，实现了战后首次经济起飞；冷战期间又依靠日美同盟获得技术、市场和安全红利，从而跻身发达国家之列。但是，这种关系本质上只是一种“主仆”关系，而非平等的国与国的正常关系。更何况，美国从来不会为盟友牺牲自身核心利益。

在过去七十年里，美国多次在关键时刻抛下日本：朝鲜战争结束后，美国立刻削减对日“特需”订单，让日本骤然失去主要经济动力；越战失败后，美国又将地区稳定成本转嫁给日本；1980年代，当美国贸易赤字扩大时，又通过“广场协议”迫使日元急剧升值，使日本经济由此坠入长期停滞。现在，日本指望美国牺牲自身利益成全日本，无疑是在自我安慰。

这一点从最近的事态发展就可以看出端倪。

高市挑起“台湾有事”风波后，中国在外交、经贸、文化、军事等多个层面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反制，并把事件摆上了联合国舞台，甚至当着美国的面说“日本想军国主义复辟”、“敌国条款适用于日本”、“中方将对日本的武力威胁行使自卫权”。然而，美国的反应只有一句机械的“美日同盟坚如磐石”，然后就是集体沉默——从国务院到五角大楼、从参众两院的议员到对华强硬派，几乎没人真正站出来替日本说话。

表面上看，这是因为特朗普本人对地缘政治问题本身就不感兴趣，华盛顿有在亚洲收缩战略的态度，再加上刚刚和中国“贸易休战”，所以不想为了日本过度刺激中国。

而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美国虽然一直没有放弃系统性的对华竞争战略，但美国对华遏制的核心是 “美国优先” ，而不是帮助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尽管日本右翼为了“修宪”上窜下跳了几十年，但美国从未公开支持日本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实际上，美国需要的是一个可控的日本，而不是一个有军事自主权的日本。日本越想借围堵中国实现战略独立，美国反而越要拽紧缰绳。

因此，日本“联美制华、借船出海”的战略构想注定失败。它既高估了美国的可靠性，也低估了中国的决心和能力。日本若执迷不悟，不仅无法实现“正常国家”的梦想，反而可能重蹈历史覆辙，成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

最后，中国绝不会因为美日的态度而推迟国家统一进程。日本的介入不仅无法阻挡，反而会加速这一进程。日本欠着中国数不清的历史血债。一百多年前的甲午之战，几十年前的全面侵略战争，中国人从来没有忘记。台湾问题之所以复杂，日本的殖民占领是一个重要原因。在中国推进完成国家统一、实现民族复兴的进程中，如果日本胆敢军事挑衅，中国定将给予迎头痛击，和它彻底清算历史总账。

最重要的是，这些并不是空洞的外交辞令，而是一柄真实的，悬在日本军国主义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它就是捍卫二战后国际秩序的最后手段——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关于这个内容，我们下期视频再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