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教师遭遇“课时荒”，197人课堂无人敢布置作业！

一场前所未有的“课时荒”正在全国多所高校蔓延，专业教师无课可上，被迫“跨界”代课，而近百人的大课堂让教学效果大打折扣。

“我这学期每周只有四个课时，在我们学院，一小半教师都面临同样的情况。”中原某高校的李老师看着自己空荡荡的课表，语气中充满无奈。在圈外人看来，没课等于清闲；但在高校“非升即走”的考核压力下，这无异于一场无声的煎熬。

与此同时，那些有课的教师也面临自己的困境——面对197名同时上课的学生，有老师坦言一学期都不敢布置作业，因为“批改量太惊人”。

01 课时荒现象：专业课萎缩，教师无课可教

当前高校普遍出现了一种怪异现象：一方面是学生抱怨课程太多，另一方面却是专业教师无课可上。

这种“旱涝不均”的结构性矛盾，源于高校课程设置的巨大变化。培养方案在一轮轮修订中，专业课如同被潮水侵蚀的沙滩，不断缩小。一门核心课从两个学期压到一个学期，四个学分变成两个学分。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通识课的目录越来越长，但开课门槛却水涨船高。过去15个学生就能开课，现在不到60人，课程就可能“难产”。

一位网友在教育论坛评论道：“思政课门数和学分逐年增加，思政老师忙得团团转；可专业课一减再减，我们这些专业教师反而没课上，完不成基本工作量。”

02 大课堂困境：197名学生，教师不敢布置作业

对于那些有幸排到课的教师，挑战才刚刚开始。

一位老师描述她执教的最大课堂：“两百出头的人数，偌大的阶梯教室，两块显示屏，以及197名同时上课的学生。”在这种场景下，师生互动成为奢望。

有教师直言，一学期都不敢布置作业，“批改量太惊人”。而AI批改，还远未普及到能化解这般困境的程度。

一位大学生家长在评论区表达了担忧：“她的孩子曾抱怨一门专业核心课根本听不清。孩子说，坐在后几排，老师的声音混成一团，看幻灯片也费劲。”

03 教师自救：跨界代课，拼凑课时

为了凑足学校要求的教学分，专业课教师们各显神通。

许多专业教师不得不“跨界”去执教与自己专业毫不相干的“劳动教育”或“就业指导”。这种教学安排中的无奈与荒诞，只有身在其中的教师才能体会。

与此同时，高校教师还面临着沉重的科研压力。多数高校要求青年教师在一定年限内（如6-8年）获得国家级课题，发表高水平论文，否则将面临解聘。

科研课题申请竞争激烈，如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率仅为10%-20%，且需投入大量时间撰写。而论文发表需要经历同行评议，顶级期刊的拒稿率可达90%以上。

04 结构性矛盾：多重力量拉扯下的高校教育

这种“课时荒”现象背后，是多重力量的拉扯和博弈。

一面是刚性的政策要求，公共课和思政课的学时是“规定动作”，动不得；另一面，是高校在资源约束下的精明计算——合并班级、提高开课人数门槛，都是降低成本最直接的方式。

一位网友道破了其中的尴尬：“教务处要节约成本，必然希望合班上课。”三个及以上的教学班才能合并为一个课头的规定，再次将一大批教师挡在了课堂之外。

更深层次的冲突在于教育理念的碰撞。一种观点认为，尤其对理工科而言，缩减“满堂灌”的理论课时是大势所趋，应让学生更多进入实验室和项目实战，“这比背书、背公式效果好得多”。

05 改革尝试：从“水课”到“金课”的转变

面对教育质量下滑的困境，教育部和各高校已经开始行动。

2018-2019年，教育部吹响了“消灭水课”的号角，明确提出淘汰“水课”、打造“金课”。

近年来，一些高校率先做出榜样。北京信息科技大学校长郭福在2025级新生典礼上表示，从2025级开始修订新版培养方案，部分本科专业比起之前最多减少了30学分。

海南医科大学也掀起了守正创新改革，缩减“水课”，压缩学时——四年制专业从3138总学时缩至2573学时，平均缩减达18%。

06 教师负担：超负荷运转下的身心透支

在这场教育变革中，高校教师的负担问题愈发突显。

据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2021年调查数据，初中教师日均工作时间高达10.3小时，近50%超10小时，非教学教研时间占比超50%。

高校教师的情况同样不容乐观。有研究显示，大学教师每周工作时间约51.4小时，远超法定40小时。

高校教师的健康状况呈逐年恶化趋势，体检异常率高达90%，亚健康状态占比约70%。心理健康问题更不容忽视，33%的教师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远高于普通人群的20%。

07 质量隐忧：本科教育将走向何方

“课时荒”和大课堂教学引发的最终问题，是本科教育质量的隐忧。

当教育管理者执着于用数字计算效率时，无形中正在牺牲那些无法被量化的东西——深入的师生交流、因材施教的可能，以及一个大学课堂本应拥有的思想激荡。

有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场“课时荒”所揭示的，远不止高校教师的个人际遇。它是反映当下高等教育在规模扩张、质量把控、成本约束与未来走向之间的深层失衡。

薛海平与张诗雅两位学者在其研究《“双减”背景下义务教育教师工作负担水平及结构研究》中强调，“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只有确保其工作负担处于合理水平，才能为建设高质量教师队伍奠定坚实基础”。

学生规模不断扩大，但教师资源和课程资源却未能同步增长。一位网友感慨道：“当专业课老师在劳动课上凑着课时，上百双眼睛在宽阔的大教室里注视着遥远的幻灯片，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一个个饱满的课时，更是教育的温度与深度。”

问题的根本出路或许在于一场系统性的重构：打破“课时”作为唯一评价标准的牢笼，将指导学生科研、竞赛纳入“教学等效工作量”；为小班教学提供财政补贴，让质量不再向成本低头；允许教师选择不同的发展路径，让潜心教学者也能获得尊严与发展。

时代的潮水正在重新塑造知识的航道，我们的大学管理，是选择做一块僵化的礁石，还是成为一艘灵敏的航船？答案，就掌握在每位高校校长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