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国军51军军长，在上海率部起义，却按投诚优待，后来结局怎样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一开始没人注意他。

1949年5月，上海战役临近尾声。

苏州河北岸的炮火刚停，一支国民党部队突然停了枪，主动交出了阵地。

带头的是第51军军长刘昌义。

当时没人当回事儿。

前线指挥部记录上写的是“投诚”，没细分。

可后来有人回忆起那天的情景，说刘昌义穿着旧军装，头发花白，站在造币厂附近的桥头，手里拿着一张写满字的纸条，神情很平静，就像早就准备好了。

这事儿过去很多年才有人意识到——他不是临阵投降，而是早就筹划好的起义，只不过被误解了而已。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刘昌义是河北任丘人，西北军出身，早年追随冯玉祥。

那时候西北军出了不少“异类”，不大听命于蒋介石，讲究点骨气，主张抗日。

刘昌义算是其中一个。

1933年，冯玉祥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刘昌义是第三师师长。

他们从张家口一路往北，真刀真枪地跟日本人打过仗。

当时的部队条件很差，没粮没药，武器也落后，靠的是士气。

刘昌义在前线住帐篷、吃野菜，亲自带兵上阵。

他说过一句话：“不和日军拼，留这命干嘛。”

抗战期间，他一直在敌后活动，做的是豫北游击司令，和八路军有过不少合作。

有次他带队深入沁阳，配合八路军打了一场夜战，歼敌一个中队，缴获了不少武器。

事后八路军留了一封感谢信，上面写着“共赴国难 同仇敌忾”。

这话听着平常，但在那个背景下很不容易。

可惜，抗战胜了之后，他却被冷落了。

蒋介石不喜欢这些“冯系”的人。

刘昌义被调来调去，最后干脆没了兵权。

整整三年，他窝在上海郊区的旧宅里，养花、练字、看报纸。

不过他没闲着。1946年开始，他通过老同事刘云昭，悄悄和民革以及中共方面接上了线。

刘云昭是民革地下组织的骨干，和他是远亲，也是老战友，两人几十年交情。

刘云昭劝他说：“你不能再替人挡枪了，该做个了断。”

1948年秋，他们安排了第一次秘密谈话，地点在上海老西门附近一家茶馆。

那天外面下着小雨，刘昌义穿着灰色呢子大衣，坐在靠窗的位置，点了一壶碧螺春。

他说：“我不是怕死，我怕死得不值。”

谈了三个小时，达成初步意向。

但是，关键人物王葆真——时任民革临时工委负责人，负责起义联络——在准备行动前被捕了。

刘昌义和上级失联，起义计划一度中断。

他没敢轻举妄动。

一直拖到上海战役爆发，他才找到机会——直接找上了解放军前线指挥部，说明情况。

那时候没人信他，前线忙着收复市区，没空细查。

于是他被简单归为“投诚”。

这也埋下了后来的误会。

事实上，刘昌义当时手里还有部队。

他可以选择死守，也可以逃走。

他没这么做，而是主动把苏州河北岸的防线交了出来，还亲自去劝说其他国军部队放下武器。

有一支部队不听，就是万泽仁的那一支。

他硬着头皮劝了三次，最后还是没成。

这些人后来坚守到底，被全歼了。

战后，刘昌义被送去华东军官训练团，接受整训。

然后被安排在上海市救济委员会当顾问。

职位不高，也不算重要。

但他从不抱怨。

有人问他：“你当年也是军长，现在怎么甘心干这些琐事？”

他笑了笑，说：“我活到现在，已经多赚了三十年。”

新中国成立后，很多起义将领都得了好职位。

比如傅作义，担任水利部长；程潜，当了政协副主席。

还有人继续带兵打仗，部队番号都保留下来。

可刘昌义没有。

他的部队——第51军——被打乱重编，没了番号，也没了历史。

他本人也一直是“投诚”身份，待遇比起义将领低了一截。

但他从没争过。

直到1985年，档案重审，有人翻出了当年的通信记录和证人证词。

民革方面也出具了证明，确认他确实是按起义程序行动的。

那年，上海市政府为他补发了“起义证书”。

他接过证书那天，穿了身深灰色中山装，站在厅堂中央，没说话。

只低头看了那张纸很久。

1994年，刘昌义去世，享年90岁。

葬礼那天，很多人来送他。

参考资料：
钱江主编，《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史稿》，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编，《民革风云人物纪实》，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编，《上海民革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冯玉祥，《我的生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史（1945-194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