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诸子研究院发布《子藏》第七批成果

11月22日，《子藏》第七批成果发布会在上海举行。本次会议发布的诸子文献包括21个子系列，收书962种，整合为精装16开275册。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诸子研究院将在《子藏》编纂基础上，继续深入推进《子藏》总目提要、“子藏学”、“新子学”、《中国诸子学通史》等项目的系统研究工作。会议围绕《子藏》及相关研究的推进，深入探讨了诸子学研究总体框架下中国古典学研究的新路径。会议由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所长方笑一教授主持，华东师范大学文科院院长吕志峰教授、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副总编张爱芳编审和中国诸子研究院院长、《子藏》总编纂方勇教授等发表主旨讲话，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大学、上海财经大学等50多位专家学者以不同形式出席会议。

吕志峰院长首先代表学校对《子藏》第七批成果的成功发布表示热烈祝贺，对与会的各位专家学者表示热烈欢迎。他说，《子藏》工程，是一项规模宏大、意义深远的古籍整理与研究基础性学术工程，堪称我国古籍文献整理史上的又一里程碑。华东师范大学作为一所以人文社科见长，文脉绵长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始终将“智慧的创获，品性的陶熔，民族和社会的发展”奉为大学理想，我们深刻认识到，像《子藏》这样的基础性文献整理工作，正是“创获智慧”的根基所在，是传承中华文明薪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源头活水”。相信方勇院长及其团队的共同努力，不仅为诸子学研究开创新的天地，也将为中国人文科的整体发展推进提供助力。方笑一所长说，《子藏》项目从2010年正式启动，已经持续推进了十多年，是对诸子学文献的汇聚、整理、研究和保护，成果积累非常多，以《子藏》为基础，“新子学”会议也已经成功召开了十二届，引起了海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这正是对先秦诸子百家争鸣传统的继承。这些工作，对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有重大意义。

张爱芳副总编介绍了《子藏》工程的出版情况。《子藏》工程目前已经出版六批成果，在海内外影响很大。其出版一是对古籍的再生性保护，二是大大推动了子学研究，三是对全面研究中华文化、保护和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重要作用，这充分证明了《子藏》的学术价值。第七批成果涉及儒家、墨家、杂家，另设综合编收录诸子学综合研究文献，弥补了目前学术界墨家、杂家、综合类文献等方面资料文献欠缺的不足。目前《子藏》编纂仍在有序推进，待全书编纂完毕后，一部与《四库全书》册数体量相当的诸子学文献集成将完整地展现在大家面前。接下来，我们还将与方勇教授继续展开《子藏》书目提要、《子藏》总目提要、《子藏》数据库研发等一系列研究项目，以期为学界提供更为广阔的研究空间。

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席教授陈鼓应先生指出，诸子学不仅在过去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下也具有普遍价值，道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兵家、杂家等诸子学派，对于当代社会来说，同样也是思想和智慧的宝藏。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诸子研究院方勇教授几十年来深耕于诸子学领域，做了非常多的工作，成果非常多，是我非常佩服的学者。方勇教授及其团队主持编纂的《子藏》工程，遵循既“全”且“精”的原则，对诸子文献进行全面搜集整理，从文本资料层面看，历史上还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大范围的专门针对诸子学的文献整理活动。文本资料是一切研究的基础，虽然先哲们曾说过“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之类的话，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大部分就依托在这几千年流传下来的文本资料之中。中国几千年来积淀的历史文化有着浓厚的人道情怀和人文精神，方勇教授主持编纂的《子藏》，“通古今之变”，将这种历史文化精神贯穿到当下，让诸子学发展再次掀起新的浪潮，它的价值难以估量。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曹峰对方勇教授及其团队的文献整理工作表达了敬佩之情。他认为，这部皇皇巨著是方勇教授登高一呼，汇聚并引领一大批既有远大理想、又能脚踏实地的一流学者方能完成的一项前无古人的宏伟工程，其规模与广度均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为我们从事诸子学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研究，提供了至为详尽与坚实的文献基础。同时，方勇教授开创的“新子学”理念，跳出文献学，力图激活与还原诸子思想中最具活力的核心部分，通过连续主办多届“新子学”国际研讨会、在《光明日报》连续撰文阐述，从2012年的《“新子学”构想》到2024年的《七论“新子学”》，持续推动着这一理念的深化与传播。诸子学本是中国古代思想中最为活跃、富于创造力与开放性的体系，如何避免使其沦为冰冷的文献堆砌，深入挖掘其精神内核，使之焕发新的生命力，方勇教授对此抱有强烈的学术自觉。他数十年来不遗余力，正是为了将传统的诸子学转化为一种能与当代对话、与世界共鸣的“新子学”。这对于我们发掘传统文化中最具生命力的部分，并使其现代化、世界化，具有至关重要的引领作用。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原院长孙明君教授认为：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诸子研究院为学术界的互动与合作提供了重要平台；《子藏》第七批成果发布会既是一次学术成果的展示会，也是一次文化传承与创新的盛会；期待诸子研究院在方勇教授的带领下，在“新子学”等领域的探索中，能够取得更多突破性成果，为中华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做出更大贡献。

西北师范大学副校长马世年教授高度评价了此次发布成果。他说，此次发布会“精彩纷呈、胜意迭出”，与前面六批成果相比，其内容更为丰富，范围更为广阔，展现出了《子藏》工程的宏大结构，既为诸子学研究提供了扎实的文献基础，也是方勇先生倡导的“子藏”“新子学”“诸子学通史”的立体研究的持续深化，更进一步促进了中国诸子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与时代意义。

山东师范大学教授李华认为，每逢文明鼎革之际，诸子之学必焕发新生，深刻重塑中华文化的内在肌理与精神格局，我们身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方勇教授主持的《子藏》工程，正是应运而生的时代力作。它不仅系统汇集了历代诸子文献，更以“新子学”为理论指引，致力于激活子学思想的当代价值，推动中华智慧重返思想现场。《子藏》为体，是“新子学”研究的文献根基，“新子学”为魂，赋予《子藏》以蓬勃的时代生命力，二者“述作并举”，使沉寂的文献重归现实语境，突破传统研究的藩篱，为构建中国自主学术话语体系奠定了重要支点。《子藏》工程的意义，早已超越文献整理范畴，它既是中华文脉的重要物质载体，又通过“新子学”的创造性转化，实现了古今智慧的贯通与融合，为文化基因的赓续、文化自信的确立，提供了基石。

上海财经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成吒作为《子藏》工程的见证者和参与者，认为在AI技术高速发展并深刻影响当下学术发展方式的今天，其“全”与“精”的遴选标准和大批成果的不断发布，将为AI在人文科学领域的发展提供更加丰富的文献支持。以《子藏》为基础的“新子学”理念对经子关系的讨论、中华文化重构的努力等，对于当下人文学科的发展也具有指导意义。上海大学人文学院杨秀礼教授说，《子藏》的编纂与发布，具有重大文献意义，编纂标准的建立、“新子学”理念、《子藏》学的提出以及研究丛书的不断出版，多个层面互为支撑，对于廓清“诸子”“子学”等概念、中外文明的交流沟通有极大帮助。

方勇院长在讲话中指出，我国丰富的文献典籍是中华民族创造的重要文明成果，不仅是中华文明赓续数千年的历史见证，也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之一，其中诸子文献所承载的思想学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座高峰，对后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有鉴于此，《子藏》项目的宗旨，不只是古籍文献的整理，更是要通过子学边界的重新界定、子学文献的整体梳理与出版，推动子学从两千多年来“隐”的状态重新进入大众视野，积极参与中华文化与文明的再构，以子学精神重塑中华文化自信。

方勇院长说，《子藏》编纂秉持文化关怀对子学文献进行深入开发，坚持亦“述”亦“作”的原则。“述”意味着用历史的眼光审视这些文献生成与演变的脉络，把它们放置到大的历史背景下来阐发，让人们领略到它们的文化价值，吸引更多的人关注它们，这方面的探索以我们撰写的《中国诸子学通史》为代表。“作”意味着秉持思想创造的心态，以《子藏》文献为根基，在当代展开子学理论的建构，通过理论化使子学文献与现实接轨，吸引更多人来结合现实解读它们，这方面的探索以我们正在展开的“新子学”研讨为代表。无论是“述”《中国诸子学通史》还是“作”“新子学”，我们都是要让《子藏》与现实有更紧密的互动。通过整理汇集，《子藏》最大程度地保存了子学文献的物质样态，亦可谓是对古籍资源的一种保护，而《中国诸子学通史》与“新子学”这两方面的工作是对《子藏》的深入开发，使世人与后代认识到《子藏》这座宝库，从而更长久地保护它。

方勇院长进一步指出，《子藏》与《中国诸子学通史》及“新子学”处于一种相互依存的三角关系中。《中国诸子学通史》以《子藏》文献为依托，以先秦诸子学为中心，研究先秦诸子学从先秦至民国产生、发展、流变、传播、接受的历史。先秦子学是中华文明重要的源头活水，汉以后的诸子学都以先秦子学为根基，演绎、扩展、创新，从而形成了中国诸子学的整体面貌。二十多册、一千数百万字的《中国诸子学通史》正在稳步推进，这部巨著给读者介绍的不仅是历代诸子学文献的基础信息，更重要的是它从先秦出发，发掘诸子学最初的问题意识及相关争论，以此为线索审视历代研究成果，将零散观点串联起来。而这种工作又能帮助我们归纳出诸子学的基本问题域，为当今子学理论开新、探讨“新子学”打下基础。同时，《中国诸子学通史》的价值不仅限于诸子学本身，而是以诸子学的发生、演变及流传为线索，来重新审视中国两千多年来思想与文化的演进历程和自身特质，让我们看到中华文化的多种维度和可能性，从而助力“新子学”参与到未来中华文化的重构事业中。当然这一切也是以《子藏》为基础，《子藏》是这些文化事业的物质根基，而有了《中国诸子学通史》与“新子学”的开发，使《子藏》自身的定位由一种文献成果升华到一种文化标识，其物质形态得以更长久地保存，其中蕴含了古籍整理中保护与开发的深刻辩证关系。可以说，《子藏》、“新子学”与《中国诸子学通史》在当前的诸子学大厦中既成三足鼎立之态，又成互为犄角之势，共同推动了诸子学深度参与到当前中华文化之重构的事业。

《子藏》从最初的文献影印，到后来的“子藏学”、“诸子研究丛书”、《中国诸子学通史》，再到即将进行的《子藏》总目提要、《子藏》数据库等一系列研究项目，最终落脚到“新子学”，《子藏》的影响和价值已经远远超越了文献本身。在研究过程中，中国诸子研究院团队始终坚持从整体上综合考察研究对象，这正是中国古典学研究的题中之义。

中国传统文化是浑然一体的，自清末“西学东渐”以来，中国学术开始逐渐西化，过于细密的学科体系划分，割裂了学术之间的内在脉络，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开始断裂。“新子学”理念正是以赓续中华文脉为最终目标，重新规划诸子学研究未来发展方向，在具体研究层面突破现有研究模式和认知方式，打破学科体系壁垒，将各种学术理念融会贯通，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

中国诸子研院的《子藏》工程，自2010年启动至今已发布诸子文献整理成果六批，本次会议发布了《子藏·晏子春秋》53种精装10册、《子藏·墨子》136种精装46册、《子藏·鬼谷子》43种精装4册、《子藏·荀子》96种精装36册、《子藏·阴符经》92种精装7册、《子藏·新书（附新语）》35种（附新语36种）精装10册、《子藏·太玄》29种精装14册、《子藏·法言》60种精装12册、《子藏·新序》34种精装9册、《子藏·说苑》40种精装20册、《子藏·春秋繁露》36种精装14册、《子藏·白虎通德论（附独断）》44种（附独断14种）精装16册、《子藏·盐铁论》36种精装10册、《子藏·潜夫论（附新论、申鉴、中论）》23种（附新论9种、申鉴15种、中论24种）精装11册、《子藏·刘子》35种精装6册、《子藏·综合编》75种精装50册，一共涉及21个子系列，收书962种，精装275册。待全书出齐后，总量与《四库全书》册数相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