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夏天，女老师湿着头发问我：要不要进来…

1988年的夏天，热风裹着黄土，能把人憋死。

我叫陈默，十六岁，人如其名，不爱说话。我家穷得叮当响，爹老实巴交，娘病秧子一个，家里永远飘着股抠不掉的草药味。我那会儿最大的念想，就是能吃上一顿扎实的肉。
村里小学新来了个林老师，城里来的。她跟我们这儿的女人都不一样，皮肤白得像剥了壳的鸡蛋，说话声音软糯好听，身上总有股淡淡的香皂味儿。我们这群半大小子，私下里没少偷看她，把她当成仙女。
最难受的是夏夜，屋里闷得像蒸笼。一天晚上，月亮明晃晃的，我鬼使神差地溜达到学校后面的小树林边。林老师住的平房就在那儿，洗澡棚子是用木板和油布搭的。
我听见了哗啦的水声，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十六岁的年纪，那些乱七八糟的念头像野草疯长。我猫着腰，像做贼一样凑近棚子，木板间有道缝……
但我看到的，不是想象中香艳的画面。月光下，林老师背对着我，湿漉漉的黑发贴在背上，水珠顺着脊梁骨往下滑。她在哭，不是嚎啕大哭，是那种死死压着的、断断续续的抽泣，肩膀微微发抖。
那一刻，我所有的邪念都被冲散了，只剩下懵。神仙一样的林老师，怎么会哭得这么伤心？
我呆住了，脚下不小心踩断了一根枯树枝。
“咔嚓！”
棚子里的水声和哭声戛然而止。
“谁在外面？”她的声音带着警惕和颤抖。
我魂都吓飞了，僵在原地，动弹不得。
短暂的死寂后，是窸窸窣窣穿衣服的声音。门“吱呀”一声开了。
林老师站在月光下，穿着件旧的白衬衫，头发还在滴水。脸很白，眼神里没有预想中的愤怒和鄙夷，只有一种深深的疲惫和哀伤。
“陈默？”她认出了我。
我脑袋嗡嗡响，脸烧得滚烫，语无伦次：“老师……我……我不是故意的……”
我以为会挨耳光，会被骂得狗血淋头。
但她没有。她只是静静看了我几秒，然后抬手拧了拧湿漉漉的头发，水滴顺着指尖往下淌。她看着我，轻轻问了一句：
“要不要进来？”
我猛地抬头，以为自己热昏了头听错了。
她侧过身，让开门的位置，声音很轻，却异常清晰：“进来，帮我个忙。”
我像个提线木偶，跟着她进了宿舍。煤油灯的光线昏黄，她把一个沉甸甸的木箱子拖到桌上。打开一看，里面是满满一沓泛黄的信。
“帮我念念这些信，好吗？”她声音有些哑，“有些字，我看着……心里难受。”
我好像明白了什么。原来她刚才的眼泪，是因为这些信。原来她抓住我，不是要惩罚，而是需要一个人，分担她快承受不住的悲伤。
我那点偷窥的羞愧，瞬间被巨大的酸楚淹没。我用力点头：“我念。”
那晚，我就着昏黄的煤油灯，一封封念那些信。是一个叫“阿阳”的军人写给他的“文文”（林老师）的。信里有时是部队趣事，有时是思念，有时憧憬着未来——“等任务结束，我们就结婚，我给你做饭，给你洗头发……”
我一字一句地念，她的眼泪就一滴一滴，无声地砸在旧书桌上。
直到我念到最后一封，是部队来的公函，通知她，杨向阳同志，光荣牺牲了。
念到“牺牲”两个字时，我的嗓子像被堵住。林老师一直压抑的哭声，终于崩溃般爆发出来，撕心裂肺。
我手足无措，只能把凉白开递过去。
她哭了很久，才抬起头，眼睛肿得像桃子：“谢谢你，陈默。今天的事，能替我保密吗？”
我用力点头，发了毒誓。
从那天起，我们之间有了一个沉重的秘密。我不再偷看她，却开始用笨拙的方式悄悄关心她：晚上绕路去听她屋里的动静，把烤熟的红薯偷偷放窗台，省下家里的煤油给她灌灯……
她心照不宣，对我愈发好，课堂上多了赞许的目光，会把城里的糖果塞给我。我裤子划破，她会在灯下一针一线帮我缝补，那时我觉得，她像我的亲姐姐。
我们都活在各自的苦里——她失去挚爱，我忧心贫病。像两只冬天互相靠近取暖的刺猬。
秋天，我娘病重咳血，家里凑不出药费。我爹蹲在院里，肩膀颤抖。是林老师赶来，把用手绢包着的一沓钱塞给我爹，催他送娘去县医院。那钱，有整有零。后来我知道，她卖掉了阿阳在信里说要送给她的那条红围巾。
娘的命保住了。我爹带着我给林老师磕头，她红着眼圈扶起我们：“叔，别这么说，我们是一家人。”
“一家人”三个字，暖得我想哭。
那年冬天特别冷。期末前，林老师把我叫去，送我一件新棉衣和棉鞋。然后，她把爹写的欠条还给了我。
“老师要走了，回城里去。”她说，“人不能总躲着，要往前看。阿阳也不希望我这样。”
我哭着求她别走。
她摸着我的头，含泪说：“陈默，你长大了。记住，再难的事，咬着牙，念着念着，也就过去了。”
她走那天，雪后初晴，全村都去送。我躲在小树林里，看着她坐的拖拉机消失在山路尽头，蹲在雪地里哭成了泪人。
我生命里，最暖的那束光，走了。
从此，我拼了命地学习。心里刻着她的话：“往前看。”
第二年，我考上了省城的重点高中。后来，我走出了大山。
许多年过去了，我总会想起那个闷热的夏夜，月光下她湿着头发，轻声问我：
“要不要进来？”
那不是诱惑，是一个悲伤的灵魂，向另一个懵懂的灵魂，发出的求救信号。而那晚之后，我才真正开始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