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的中南海林荫道上,槐花香飘着,高智攥着笔记本,手心全是汗,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这个陕北放羊的娃,会在一个睡不着的凌晨,听见开国领袖说,全国他只管两个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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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十六岁的高智光赤着脚,踩着碎石子往延安走,磨破的布鞋用麻绳捆在腰上,七天七夜走下来,脚底全是血泡,他是绥德师范的学生,心里想着,跟着队伍吃黑豆,总比在地主家当长工强,谁想到二十年后,他穿着件缝满口袋的旧坎肩,在菊香书屋里给主席递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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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件用化肥袋改的坎肩,里头藏着东西,八个口袋塞着发报机零件、钢笔,还有半块烤馍,毛主席散步时总爱捏着那鼓鼓的袖口说,小高这是把办公室穿身上了,1959年在长沙,这个细节救了他,警卫员吵着要派快艇护航,高智盯着主席游远的背影,想起坎肩内袋里那张被水泡软的指示单,不搞排场,安全自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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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熬人的日子是六二年春天,调去陕西的公文到了,主席只说了一句,替我去看看黄河的水,高智就把这话刻在搪瓷缸底,走遍陕北的沟沟坎坎,总对着河面嘀咕,到七六年广播里传出沙哑的讣告,他才在小米粥碗前忽然明白,那半个人,原来就是眼下他捧着的这碗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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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字的回信在箱底压了十四年,安心工作,四个铅字底下压着陕北小米,金黄的粒儿还沾着黄河的泥,高智常想,要是重逢在别个时空,主席准会笑着拍他肩膀,坎肩口袋里装的,都是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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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延安枣园的灯还亮着,夜里也不灭,只是再没人从文件堆里翻出那件补丁摞补丁的多口袋衣裳,那个说黑豆是胜利口粮的人,声音早成了历史里的一声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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