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年诞辰百年︱刘影：永年吾师如晤——追忆硕士读书的三年

永年吾师如晤：

提笔写下这样的开头，即使在您走后近二十年，泪水依然充盈而出……

在我离开陕师大古籍所后，给黄先生写信，他要求开头应该是“永年吾师如晤”，还耐心给我解释，因为我的名字是单字，他回复“影棣”，“棣”是“女弟子”的意思。我当年20多岁浑不吝，觉得繁文缛节得很，每每应对得漫不经心，有一次把落款“受业”写成“授业”，黄先生在电话里揶揄，“你刘影太厉害了，居然可以给我授业”，我脸上羞惭内心偷乐。不知从何时起，严师与弟子间的距离感无形中消失了。可能是古籍所硕士毕业后，我在上海读博、工作，黄先生来上海我都是跟班，上海有他的乡愁，杏花楼吃饭、派克专卖店看金笔、市百一店买皮鞋、出版社看样稿会朋友，见识了先生诙谐风趣、至情至性又有海派腔调的另一面。大概我还是个不错的话搭子，慢慢地我们书信电话当面交流无所不谈，谈新书、谈时事、臧否人物、聊先生早年往事，二三十岁我的精神世界因为跟随黄永年先生特别地丰盈。

黄永年先生的学术成就、人品性格已有众多精彩纪念文章写过。我自己从青年到中年、从学生到老师，感触越来越深的一点是，黄先生不仅是文史大家，也是高明的教育家，高明在润物如细雨无声，而且好的老师，时间越久越润泽头脑和情感。下文将以自我为个案，讲讲我从硕士一年级到三年级的学习经历，如何能够在先生的指导下循序渐进、不断提升，写出一篇黄先生认为“写得不差”的硕士学位论文，并一生受其治学眼界、态度和方法影响。

黄永年先生

硕士第一年：要“眼高手低”

我在陕师大历史系读本科的四年，无人指点读书门径，乱翻书时偶然看到清代王鸣盛的一句话“目录之学，学中第一紧要事”，决定报考历史文献学研究生。黄永年先生是随上海交大西迁辗转到陕师大任教的，我姨妈也是交大西迁的青年教师，他们有共同的好朋友，从中介绍后，黄先生对我报考欢迎之至。我也考了当年古籍所的第一名。

但读硕士的第一学期感觉非常糟。简言之，就是厉害先生遇到学力不足的弟子。黄先生治中古史，强调首先要有两唐书、资治通鉴等一手史料的阅读功底，啃大部头原典进度太慢让人内心焦虑，勉强写的课程论文，被黄先生掷于办公室地上，说“肉多骨头少，实在不行”。每周二上午他在家里授课，见面必问这周读了什么书有什么收获，我有时紧张到双腿战栗，要靠跳到膝上的黄先生爱猫娇娇掩饰。第一学期，黄先生在课上经常提陈寅恪先生的研究和对他的商榷之文，为强迫自己心静，我每晚手抄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渐渐体悟一流学者学术写作的水平和史论之高妙。毕业多年跟永年师日渐相熟，我始终没敢说出这段往事，唯恐天资聪颖的先生笑我痴愚。

研一印象最深刻的是，黄先生说读研究生刚开始要“眼高手低”。初听一愣，听他解释觉得妙绝。他说手低，写不出好论文是很正常的，但是眼低就没救了，因此眼界要高，要读第一流的著作。我在研一读不进去大部头史料，索性先读了他课上反复提及的陈寅恪、吕思勉、顾颉刚等史学名家的主要著作，特别对顾颉刚先生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观”大为叹服，反复阅读顾先生《古史辨》自序，深深为之感动。后来自己的论文选题也是潜在受到顾先生民俗学和正史研究互证的路子影响，但首先是永年师在学术阅读方面帮我开了眼界。

我自己指导研究生后，反思学术入门的路径，感觉首先通过尽量通读本专业一流著作，如同对本学科学术发展的“森林”概貌有所了解，再去阅读搜集史料会更有感觉，自己的论文选题适合“在哪里种”“种什么树”才能了然于胸，所以每每把黄先生“眼高手低”这四字箴言传给研一新生。

师生合影

硕士第二年：文献为基，贯通文史

我是1993～1996年在陕师大古籍所读硕士的，当时黄先生一个人开很多门课，目录学、古籍版本学、碑刻学、古籍整理概论、唐史史料学……一门课就是一个方向，而且每一门都贯穿先生的研究心得，又体例严整，个别课由他的早年学生、留所的贾二强老师讲授。至今我还保留着目录学、唐史史料学的整本笔记，后来做硕博论文研究能对四部文献的基本谱系有较清晰认知，都得益于黄门上过这些根基扎实的课。

历史文献学硕士专业开“《太平广记》研究”和“吴梅村诗研究”两门课，大概尤其是黄门独有；当年只知道黄先生学问淹博、兼通文史，未敢也未想深究他为何要开这两门课。“吴梅村诗”课上要学写古体诗，我写得别别扭扭，黄先生也看不上。“《太平广记》研究”这门课却让我此后豁然开朗找到自己的方向。弟子从导师那儿能学到什么、学到多少，跟个人的禀赋性情有关，也要看机缘。我一开始还不是直接从黄先生那里领悟到的。

记得那一届黄先生只有我一个学生，也没有和师兄弟合上的机会，故由贾二强老师给我单独开“《太平广记》研究”。今天不要说硕士，就是博士一个人上一门课都是奢侈待遇。师生二人大眼瞪小眼难免尴尬，我多数时候闷头听课。常听他课上提到《广记》多处记载某人死后“舌头不烂”；我跟贾师关注角度不同，注意到都是诵读《法华经》的人死后舌头不烂，正好图书馆偶遇日本出版《大正藏》索引，黄先生课上讲过这种“堪靠灯”（Concordance)式索引，即把整部书的每个字、每个词都提出来编成索引（现在数据库检索也是这个原理），这样对佛经一窍不通的我通过索引迅速找到《法华经》所有记载舌头不烂的原文，并尝试援引各类文献，写下三千余字考证小文《“三寸之舌”缘何“不烂”》，贾老师和黄先生都觉得不错。适逢先生七十寿辰，我成为唯一在读研究生的论文入选《庆祝黄永年先生七十寿辰论文集》，也是平生发表的第一篇小论文，终于感受到学术研究的乐趣了。

黄先生的学术成就集中在两个领域，一是六至九世纪中国政治史，二是版本目录学。他不愿被称为文献学专家，认为文献是做任何研究的基础。我报考历史文献学研究生当初就抱着这种想法，对纯粹的文献研究不感兴趣，也没有追随导师擅长的中古政治史研究，更受到他兼通文史的学术眼光和辩驳考证的精深功力吸引。《太平广记》作为“小说家之渊海”，荒诞奇谈颇多。黄先生能从中辨析其作为类书的史料保存价值，特别是对南北朝隋唐社会中下阶层的信仰风俗的记载保留，指导古籍所不少学生从中撷取毕业论文题目。我在“《太平广记》研究”的课程论文上初尝甜头，又由顾颉刚先生的孟姜女故事研究延伸阅读了二三十年代民俗学的诸多研究成果，像江绍原先生的《发须爪》等，很感兴趣这种看似迷信实则正经的研究路径，从此着意在《太平广记》中寻找可研究题目。

贾二强老师后来写了《黄永年先生与〈太平广记〉》一文，说“重点是根据《太平广记》的特性，利用其中材料探求古人的思想观念”，还列举了黄先生如何利用《太平广记》作出令人信服的史事考索、名物考订、文化现象研究，让我对开“专书研究”这种课的学术眼光和价值有了更深体会，也觉得永年师这种民国老先生文史互证、考证精微的本事，值得一辈子学习，自己当年领略到的还很浅。

硕士第三年：硕士论文是最好的学术训练

黄先生在研一、研二上给我们开了很多他自编讲义的课程，因为他说我们硕士生的文献水平只相当他上高中时，其实是还不如。但他又说过，硕士上课越少越好，时间要花在论文上，一篇硕士论文就可以完成硕士阶段的所有学术训练。

我从《“三寸之舌”缘何“不烂”》这篇小论文写作，领悟到重复出现或矛盾的现象才值得作为研究的对象，差不多在研二下确定把“泰山信仰演变”作为硕士学位论文。一个是在《太平广记》中惊讶地看到阎罗王之前中国的司命之神是“泰山府君”，另一个是在正史礼仪志中看到帝王到泰山封禅的记载；这两条文献线索围绕“泰山”有什么联系，为何泰山是五岳之尊，决意探究一番，也没有考虑是不是硕士可以驾驭的题目。

完全不记得导师对我的毕业论文提过任何意见或建议，更没有初稿逐字逐句批改，但我在查找资料和写作的过程中，却又感受到黄先生的治学路径和风格的影响无所不在。最后一年半，我孜孜不倦地扩展以下这些方面的文献阅读：一是正史和基本典籍，黄先生多次强调历史研究要从常见史料发现问题，带着问题去读原典我觉得再也不像研一那么茫然无措了；二是从《太平广记》衍生开来的对宋以前各种笔记小说杂史的阅读梳理；三是在中古史研究领域的现代一流学者中去找这方面研究，这样钱穆、傅斯年、胡适、余英时等大作一一读过去，也在钱钟书先生《管锥编》里看到泰山治鬼的札记。通过毕业论文训练，我的视野和积累都更上一层楼，在写作中也有意识模仿黄先生说的“层层剥笋”式的缜密考证和对一手、二手文献的引证规范。

多年后，我在曹旅宁师兄编辑的《黄永年先生编年事辑》一书中看到永年师对我硕士论文的评价。他在给古委会刘玉才老师的信中说：“敝门生刘影女士（今在周振鹤处读博士），有《泰山信仰演变考论》论文，甚得好评，我亦认为确实写得不差……” 黄先生虽然希望我留所任教，我去复旦大学历史地理所读博士，他也是同意的，因为史地所和古籍所都是注重考据的古史辨一派实证路子。临别赠言，他说聪明人往往一事无成。因为聪明人觉得自己做什么事都可以，容易浅尝辄止另起炉灶，很难有掘一口深井的耐性。他一边讲一边打手势作喻的场景，我现在还记得，因为就要离开学术启蒙的恩师以后很少耳提面命的机会了，恋恋不舍，但年轻的我意高志远，完全没有体会他苦口婆心的用意。走过后面三十年人生，并没有在任何领域取得自己期待的学术成就，我才恍然顿悟，我导师当年一定是看出了我的某些弱项而又期待我日后有所修正，才有了这番意味深长的赠言。

博士毕业后，我在出版社工作过一段时间，现在高校出版学专业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书籍史跟版本学、古文献学关系密切，我常想如果当年读硕士时学得再扎实投入一些再多得一些黄先生的真传多好；同时我并没有因为自己史学出身选择做出版史的专门研究，而是试图将出版史和数字出版联系打通写论文，也是长期潜在地受到黄先生“博通”的治学风格影响。

黄永年先生与作者在上海博物馆前的合影

回首往事，师从黄永年先生，感受获益最深并影响至今的是这三点：首先，学术训练起步要“眼高手低”，要阅读本学科第一流的学者著作，眼界要高；其次，文献是任何学科的基础，在黄先生门下打下扎实的古代史基本文献功底，形成了严谨的学术态度，以后做任何研究都重视一手资料和文献谱系；再者，做学问要“通”，不以专家自居。黄永年先生之所以是大家，他是有充足的学术底蕴，滋养他的学生既获益于他，又走出自己的路子。遗憾的是太年轻时成为黄先生的学生，又只有短短三年，老师的许多好，当时未必接得住，但这么多年来，不时在心里体会、琢磨，也常常在自己似乎无关的抉择中看到先生的深层影响。如今自己指导研究生，愈品愈知，得遇黄先生教诲，今生何其有幸！

也许把来自导师的学术教益传承给自己学生，是对先师最好的纪念。

在无处可写“永年吾师如晤”的这些年，我是多么希望还能跟您相谈如同见面啊。

2025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