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晓芒：以哲学代宗教

什么是大学？今天中国的大学制度是从西方引进的。university在西方中世纪是指研究事物本质或“事物的一般概念”的机构，最初由教会掌握，因为基督教认为上帝是万物的创造者。只有研究上帝所创造的整个世界的知识的学校，才配得上称之为教授universal的知识、即无所不包的知识的学校，也才配叫做“大学”（University）。但教会机构在学术方面要听神学学者和教授们的，所以大学对于教会和世俗政权逐渐取得了一定的独立性，形成了自治的传统。

传统的大学课程是语法、逻辑、修辞，法律、医学和神学。前三门是基础课，都与上帝的“道”（Logos）有关；后三门，法律相当于社会科学，医学相当于自然科学，最高则统摄于神学。由于大学与神圣的学问有关，因而超越于世俗生活之外，所以最初大学生可以免交赋税、不服兵役，甚至不受民法制约。但因此他们经常闹事，甚至可以从一个学校集体迁移到另一个学校（如剑桥大学就是这样从牛津大学分出来的）。为了便于管理，学校建立了集体宿舍，规定了严厉的校规。有的甚至与市民社会隔离开来，形成“大学城”。

现代类型的大学最早是德国的哈勒大学（1694），那时哈佛、耶鲁、普林斯顿等都还只是学院（college），相当于高中。后来各国都仿效哈勒大学建立现代大学体制，如1859年美国密歇根大学颁布的大学宗旨中要求其所有学院都要与德国古典中学的课程相一致，并宣称一个学校“如果不尽可能使每个学生学到他所喜欢学的东西，达到他所愿意学到的程度，就不配称为一个大学”。

这种观念使西方大学的课程逐渐以自由选修为主体，并随着知识的发展和日益增加的社会需要而大大扩充了大学课程的科目。大学之大，不仅仅是有“大师”之谓，而是以个人自由兴趣的广泛性和多样性为前提的（最初则是以上帝智慧的无限性为前提的）。《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中“大学”条说：（即使在日益功利化的现在），“大学基本的传统职能仍保持不变，也就是仍要使学生能够从文化遗产中求得知识，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理智的和创造的能力，鼓励他们成为讲人道的、富有责任感的人。大学扩大了各个学科领域的知识，使人们更加懂得生活，更会享受生活”。我还想加上一句，更会创造生活。

西方大学制度引入中国后，也将这一套大学理念带进来了。中国古代传统的官方社会教育理念是读书做官，此外就只有私人专门的谋生技术的传授。蔡元培接办北京大学，首次提出了新的教育思想，认为培养官僚不是大学的目的，甚至科学知识、实用技术、职业培训也不是大学的最终目的，大学的目的必须提升到与终极价值体系有关的“世界观教育”。

这种世界观教育不再是儒家以天命自居来弘道的政治教育，而是“超越政治之教育”，它以“发展个性的自由”为目的。他给教育下了个定义：“教育者，养成人格之事业也。”大学则是“纯粹研究学问之机关”，“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这是与中国传统教育理念大相径庭的。孟子说：“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教得民心。”中国官方的社会教育思想、科举制度是为了统治者“得民心”，培养官僚，目标单一，不可能考虑人的个性的自由发展，而是要把千差万别的人纳入到同一个模子里面来成型，这导致了中国传统教育的片面化。

现代大学教育则是universal的教育，无所不包的普遍教育，它与学院（college/institute）不同，不是学习一门谋生的技术，而是养成人格。不论是学理科、工科还是文科的，最终都要提升到universal的层次。这就是精神的总括的层次，在这个层次上，只有宗教才能承担总的教育目标。蔡元培看到这一点，而中国又没有宗教传统，于是提出来“以美育代宗教”，作为中国大学的精神支柱。

但这其实是很不够的。美育与宗教教育相比只是一个分支，它只是培养了人的人文情感和趣味，虽然很重要，但还未达到人生的信仰。王国维就因此而死得不明不白，他虽然以美育和艺术作为人生的归宿，但却为世俗的事情（有说是满清王朝）而殉身，说明他并无“超越政治之信仰”。真正能够和西方宗教相匹敌的精神归宿只有一个，就是哲学。西方基督教本身就包含深刻而丰富的哲学，它在内部有一个长期的矛盾，就是“哲学真理”和“神学真理”的冲突（双重真理论）。所以我提出一个观点：中国大学应“以哲学代宗教”。美国的博士为什么叫做Ph．D．大学才培养博士，学院顶多只能培养硕士。

我鼓吹以哲学代宗教，并非因为我在哲学系，教的是哲学。我这里讲的哲学不仅仅是哲学专业，而是每个人本质上都有的哲学的一面。在大学里应当把每个人的哲学的一面发挥出来。即使你是学理工科的，也应当把你学习的理工专业提升到哲学层面上来，这就是不要仅仅当做谋生的技术手段，而要当做人格的养成，要致力于从中培养“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在西方就是一种人文精神，也是一种哲学精神。它起源于“惊异”，终于信仰。一个缺乏科学精神的人是一个人格尚未养成的人。

中国传统几千年不缺乏科学技术，但缺乏科学精神。我们长期分不清科学精神和科学技术的区别（李约瑟问题其实是个假问题），至今还不重视科学精神，只重视科学技术。科学精神不讲实用（虽然它能够导致实用），而讲人的好奇心，立足于人的兴趣和探索未知世界的冲动。诺贝尔奖不是奖励技术成就，而是奖励科学精神的学术成就。为学术而学术，为追求真理而追求真理，这是人的自由本性。

中国人则从小就压抑了人的好奇心，一切服从功利。袁隆平的水稻技术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应当说是极值得佩服的“奇技淫巧”了，但当有人说他“身价1.7个亿”时，他大为光火，认为这是把科学“庸俗化”。他就是出于兴趣和好奇才做这个学问的，但一般人很难理解。这就是中国人为什么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的根本原因：只讲技术不讲科学精神。

所以在西方，大学和学院是不同的，学院只关注技术训练，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才，大学则有更高的要求。在中国则把这两者完全混淆起来了，所有的技术学院都“升格”成了大学。反过来，所有的大学都被按照技术学院的工科标准“降格”来进行评估，用同一个量化指标来衡量教学水平。我们在大学里面秉承的仍然是中小学的那一套模式，而我们中小学的模式就是制造标准产品的模式。这种模式有两个主要的方面，一是灌输知识，越多越好；二是规训行为和思想，越刻板越好。以前叫“又红又专”，现在叫“品学兼优”。

但唯一不关心的就是人格的养成。现行的思想教育离达成人格养成的目标尚远，有成为人们说假话、做表面文章的示范之嫌。所以在进入到大学学习之前，青少年中小学阶段的人格养成基本上是一片空白。中国的高中毕业生的心理素质基本上还停留在幼儿园阶段，但他们中许多人的观念却已经老化，几乎没有什么可塑性了。

西方独立人格的养成一般在十八岁就已经完成了，但中国人通常要到三十岁，有的人甚至终生建立不起独立人格，什么事情都要别人为他负责，只要有条件，就当“啃老族”，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另一方面，虽然心理上不成熟，人情世故却老练得惊人，怎么拉关系，怎么送礼，怎么巴结权势，怎么玩手段贬低别人抬高自己，都是一套套的。最终目的无非是挣大钱、当大官。

有不少人在美国留学，发现美国大学生很天真，很直率，有什么说什么，不会拐弯；但个人很独立，有自己的主见和生活目标，敢于负责。他们经历了正常的心理发育。中国学生则总像“长不大的老小孩”，从幼儿园起就在老师家长的指导和示范下学大人腔，压抑了儿童的天性；而一进大学，就表现出这种儿童天性的反弹式的爆发，先玩它一学期再说。有人到毕业也没有从这种儿童情结中摆脱出来，甚至三十多岁了还自称“男孩子”、“女孩子”。

其实大学应当是克服我们在中小学十几年所受到的人格扭曲的好机会。在大学中学什么？除了学习自己的专业外，最主要的就是学习成人。如何学习成人？只要是一个真正的大学，人们就有机会在这里接触人类几千年积累下来的精神财富，也有机会受教于在这些精神财富中深有浸润的老师和学者。但机会还只是可能性，要实现成人的目标，还必须自己有所选择，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才能和兴趣来造就自己。首先要做的是思想上的松绑，即把自己十几年所受的盲目教育全部呕吐出来，重新进行价值评估，哪怕天经地义的东西，也要通过自己的理性问一个“为什么”，就像鲁迅的“狂人”一样发问：“从来如此，便对么？”大一的新生正是提出这一问题的最佳时机。

这就是大学之“大”。梅贻琦说，大学之大，非盖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但我认为，不仅是有大师，而且是有培养大师的大容量，才能叫大学。这个大容量就是容得下每个学生的自由发展。如前面说的，“尽可能使每个学生学到他所喜欢学的东西，达到他所愿意学到的程度”。要成人，不一定都要去学哲学，但学任何东西都要有哲学的品位，哲学的境界。中国大学里面盛行的仍然主要是满堂灌的教课方法，但学习却可以不是被动的。

人是自己造就自己的，大学提供的是外部条件，但真正的学习都是自学。大学与中小学不同就在于，中小学是“要我学”，大学是“我要学”。大学是一个自学的好地方，一个想要在大学中使自己成长成人的学生，就会依照自己的计划来充实自己。一株早年营养不良的植物，如果后期营养能够跟上，照样能够长成参天大树。当然大学是最后的期限了，如果在大学中都不能使自己成人，那以后就再没有机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