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三十年生涯，都是为这部电影做准备

漠九

在雪莱构思出那个「可怕的后代」之后又过了两个世纪，《科学怪人》的文本依然是现代性的一个基础神话，它拒绝过时。

这是一个被不断复活的文本。每一次重生，都由所在时代的特定文化焦虑所驱动。

2025年，吉尔莫·德尔·托罗交出了他对这个经典文本的电影解读。不出所料，它已超越了恐怖片的类型限制，进入了悲剧和哲学探究的领域。

《科学怪人》（2025）

德尔·托罗的改编正值人类历史的一个奇点时刻。「现代普罗米修斯」不再仅仅是一个关于偏远城堡中疯狂科学家的警世寓言，它已成为一个全球文明的主导运作模式。这个文明正与人工智能和生态崩溃这两大生存威胁作斗争。

这部影片不仅仅是对雪莱文本的重述，更是一个文化晴雨表，衡量着当今社会的各项压力指数。这个社会日益感到被自己创造的技术后代疏远，并与自己亲手改变的自然世界隔绝。

说一句大话，吉尔莫·德尔·托罗的整个职业生涯，似乎都是在为《科学怪人》做准备。

他的作品序列是对「令人同情的怪物」这一母题的持续探索。这是一场旨在瓦解美与丑二元对立的跋涉。

从《鬼童院》中的桑蒂幽灵到《水形物语》中的两栖人，德尔·托罗一直主张「怪物性」往往是压迫者构建的产物。而「怪物」本身则是恩典、纯真和殉道的容器。在《科学怪人》中，这一论点达到了神话学的顶峰。

德尔·托罗作者性框架中最激进的背离，是对怪物的精神升华。

在以往的迭代中，特别是环球影业的经典体系中，怪物被描绘为一个拥有强大躯体的「犯罪大脑」。他是一个必须为了公共利益而被安乐死的社会危险分子。

然而，德尔·托罗明确地通过天主教神秘主义和殉道者的视角来构建怪物。他将怪物描述为他的「守护圣徒」。

在2025年的电影中，怪物被剥夺了卡洛夫时代哼哼唧唧的野兽特征。取而代之的是，他被呈现为一个马赛克式的身体，一个万人坑中复活的士兵，他的物理形态本身就是对他所出生的那个世界暴力的见证。

这种重构服务于特定的神学目的。德尔·托罗利用「圣殇」和「苦路」的视觉语言来构建怪物的苦难。怪物并非生而邪恶的反派，而是一个「新亚当」或类基督人物，因父亲的罪孽而受惩罚。

相比原著小说，本片中怪物的暴力被显著减少，他的暴力几乎都是「被遗弃儿童的绝望挣扎」。

怪物身上那种婴儿般的半透明感，以及受日本舞启发的动作设计，那种既像昆虫又像婴儿的脱节感，进一步强化了这种本体论上的纯真。

他不是一个失败的实验，而是一个完美的受难者。这种作者性的选择将影片从传统的恐怖类型中剥离，转向了一种关于存在主义孤独的神圣叙事。

德尔·托罗的作者签名深刻地关注「父之罪」。

在《科学怪人》中，他引入了一种结构平行主义，重新定义了叙事弧线。这部电影不仅仅关于一个人和他的怪物，它关于一个被遗弃的谱系。

维克多父亲利奥波德由查尔斯·丹斯饰演。他的引入，以及对维克多在其手中遭受虐待的明确描绘，建立了一条向下流动的「痛苦之链」。

维克多不再仅仅是一个傲慢的天才，他是父权残酷的受害者。当他获得创造的权力时，他立即复制了他所忍受的创伤。他成为了无情的父母，就像他在情感上被抛弃一样，抛弃了他的孩子，也就是怪物。

这使得影片的类型重心从哥特恐怖转移到了心理情节剧，中心冲突从人与兽之间的外部战斗，转移到了寻求验证的内部斗争。维克多的科学野心被揭示为一种绝望的、神经质的尝试。

他试图征服死亡，那个带走他母亲的力量，并向冷酷、苛刻的父亲证明自己的价值。这种心理深度使德尔·托罗得以探索「浪子父亲」的概念。

与圣经中儿子回来乞求宽恕的寓言不同，德尔·托罗的叙事结构要求父亲回到儿子身边，寻求赦免。

在视觉上，德尔·托罗拒绝了1931年强调工业感的「螺栓和方头」外形。相反，他倾向于一种浪漫主义美学，其中怪物是美丽的，类似于大理石或废墟重建的大教堂。这与德尔·托罗的哲学一致，他认为破碎的不完美才是灵魂栖息的场所。

《科学怪人》的叙事结构并未遵循线性的传记模式。它采用了一种非线性的、双重视角的框架。

这在结构上强化了「创伤循环」的主题。这一结构性的选择不仅是叙事技巧，更是道德论证的一部分。影片采用了修剪过的三幕剧结构，通过不可靠的叙述框架展开。

第一幕是北极的框架与创伤的起源，也就是维克多的设定。影片以1857年的北极为尾声开场。垂死的维克多被怪物追猎。随后闪回展示维克多在父亲利奥波德手中的受虐，确立了其悲剧弧线是由复仇和自怜驱动的。

第二幕分为A和B两部分。第二幕A是创造与即时的失职，也就是维克多的失败。维克多利用克里米亚战争提供的尸体进行工作，并谋杀了资助人哈兰德。

他在怪物苏醒的瞬间称其为「儿子」，但随即因恐惧而后悔，试图通过火烧谋杀怪物。作为后果，维克多失去了右腿。身体残缺是道德失败的象征，它镜像了怪物的身体破碎。

第二幕B是怪物的教育与觉醒，这形成了主题的平行，叙事权转移至「怪物的权威」。怪物逃离火海，被一位盲眼老人指导，学会了阅读和说话，证明了他内在的善。然而，当盲人死后，怪物被误解并遭到枪击，这证实了世界的残酷。他意识到自己是不死的，但注定孤独。

这种存在主义的绝望驱动他寻找维克多，要求一个伴侣。这种双重视角打破了维克多作为唯一理性声音的垄断，赋予了怪物主体性。特别是通过盲人的教育段落，影片强调了怪物并非生而为野兽，而是因为社会的拒绝被制造成怪物的。

关键的修正发生在高潮部分，导演彻底偏离了小说，巩固了对维克多的道德审判。

在小说中，怪物谋杀了伊丽莎白作为报复。而在德尔·托罗的电影中，最后的悲剧直接由维克多·弗兰肯斯坦自身的不负责任和恐惧引起。

在婚礼之夜的对抗中，当怪物要求伴侣被拒时，伊丽莎白介入并表现出同情。然而，维克多在试图射杀怪物时，意外射杀了伊丽莎白。这一改动剥夺了维克多作为受害者的最后一点借口，证实了他的恐惧、失控和暴力冲动才是最终毁灭的催化剂。威廉在死前称维克多为「怪物」。这是影片对「谁是真正的怪物」这一主题的最终裁决。

影片的尾声回到了北极，提供了一个不同于原著虚无主义结局的神学和解。垂死的维克多最终没有诅咒他的怪物，而是道歉并请求宽恕。怪物给予了这种宽恕，说道：「安息吧，父亲。也许现在我们都可以成为人类了。」

这句台词是德尔·托罗整部电影的哲学核心。它消解了怪物的愤怒，终结了虐待的循环。怪物随后释放了被困的船只，并拥抱日出，接受了自己的存在。

这不仅是叙事的解决，更是一种激进希望的宣言。创伤的循环只能通过受害者，也就是怪物的主动宽恕来打破。而施害者，也就是维克多的救赎在于承认怪物的人格。

如果说怪物代表了被排斥者永恒的精神渴望，那么2025年版中的维克多·弗兰肯斯坦则是一个极具当代性的人物。

德尔·托罗利用这个角色批判了21世纪科技精英，也就是硅谷的「科技兄弟」。他们追求颠覆，却很少考虑社会或伦理后果。

影片在维克多的尸体复活实验，与当前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轨迹之间，画出了一条刻意的平行线。德尔·托罗曾明确将他版本的维克多比作一个粗心的科技兄弟。他的行动不计后果，由傲慢和无知驱动。

在电影中，维克多充当了终极的加速主义者。他的驱动力在于，如果某件事能够被做，它就必须被做，无论道德风险如何。维克多拒绝考虑如何确保怪物的目标与人类安全一致，直接导致了悲剧。

影片对维克多资金来源的描绘，进一步巩固了这一批判。这暗示了颠覆性科学很少是中立的，它往往被束缚在军工复合体和资本积累的机制上。维克多不是启蒙运动中纯粹的科学家，他是一个由风险资本支持的颠覆者。

这种批判延伸到了技术创新者核心的情感空虚。影片暗示，关于权力最可怕的事情，是它在行使权力的人的灵魂中，创造了巨大的道德真空。

维克多对待怪物，不是把他作为一个生命体，而是作为一个技术原型。这种物化是德尔·托罗对「科技兄弟」心态批判的核心。

现代技术官僚往往将人性视为数据点或者可以优化的抽象概念，而不是需要培育的灵魂。维克多追求的不是科学真理，而是自我神化。这影射了当下的什么人，可说是一目了然。

影片还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命题。怪物在进化上可能优于人类。他拥有更强的力量、更强的韧性，以及最终比维克多更强大的宽恕能力。维克多的技术狂热克服了死亡的障碍，赋予了怪物不可摧毁性。

然而，这种优越性是诅咒。因为维克多移除了死亡的可能性，却没能提供生命的意义，也就是爱与共存。

对于怪物而言，生命变成了一个不可摧毁的监狱。这种永生但在孤独中的状态，是后人类状况的极端隐喻。它拥有无限的技术潜能，却丧失了存在的根基。

要充分理解德尔·托罗2025年改编的重要性，必须将其置于《科学怪人》IP的系谱中。这个故事随着每一次重大改编而变异，成为其时代主导社会焦虑的镜像。

詹姆斯·惠尔的《科学怪人》诞生于大萧条时期。在经济崩溃和大规模失业的时代，怪物，也就是鲍里斯·卡洛夫饰演的角色，代表了愚蠢的野兽。那是令上层阶级恐惧的、肮脏的、不可预测的无产阶级力量。

影片使用了「犯罪大脑」的情节装置。助手弗里茨偷了一个不正常的大脑。这将怪物的暴力与生物决定论和优生学联系起来，反映了那个时代的伪科学思潮。同时，「螺栓和方头」的设计强调了怪物的工业性质，反映了在大萧条期间对机器时代的恐惧。

汉默公司的《科学怪人的诅咒》则将焦点从怪物转移到了创造者身上。在冷战和核军备竞赛的高潮时期，这个版本展示的维克多，不再是一个误入歧途的浪漫主义者，而是一个无情的、冰冷的实用主义者。

库欣饰演的弗兰肯斯坦是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的隐喻。影片中鲜艳的伊士曼彩色血液是对战后英国压抑情绪的反应，也是对新兴消费主义感官欲望的利用。

《科学怪人的诅咒》（1957）

肯尼思·布拉纳的《玛丽·雪莱的科学怪人》正值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高峰期和艾滋病危机的尾声。这种语境为影片注入了一种以体液和病毒污染为中心的狂乱能量。

《玛丽·雪莱的科学怪人》（1994）

羊水、汗水和创造场景中纯粹的肉体性，反映了那个十年对生物背叛的焦虑。恐怖是躯体性的，是身体对自己发动的反叛。影片恰逢克隆辩论的开始，也就是多利羊不久后诞生，戏剧化了人类在基因层面对扮演上帝的恐惧。

德尔·托罗的2025年版本综合了这些历史，同时转向了一组新的关注点。

在1931年，科学是一个谜。在2025年，科学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商品。我们不再害怕是否能创造生命，我们害怕那生命的无目的性。

1994年恐惧生物化的怪物，2025年恐惧本体论孤儿，怪物身体强壮但精神饥饿。这反映了从「生物生存」到「意义构建」的变化。

为什么德尔·托罗选择在2025年翻拍这个故事？答案在于这个时刻独特的脆弱性。

在一个被算法策展、深度伪造和去人格化战争，比如无人机和自主武器，呼应哈兰德的军火生意主导的时代，德尔·托罗的《科学怪人》是对肉体真实性和情感责任的最后呼吁。

影片是对「完美」的攻击。在这个充斥着美颜滤镜的世界里，怪物那缝合的、不对称的、伤痕累累的脸庞成为了一种反抗的象征。

它提醒我们，真实性存在于破碎之中。而试图抹去缺陷，如维克多所为，往往意味着抹去人性本身。

此外，影片通过强调「激进宽恕」作为结局，回应了我们这个极其分裂的社会。在取消文化和政治极化盛行的当下，德尔·托罗提供了一个几乎是挑衅性的结局。受害者拥抱了施害者。

这部电影哀悼了21世纪的诸多丧失，但最终，它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德尔·托罗式祝福。即使在这个我们自己制造出来的冰冻荒原中，只要我们有勇气直视「怪物」并称其为「儿子」，温暖就有可能存在。

通过将叙事从关于我们创造了什么的警告，转变为关于我们如何爱，或未能爱我们所创造之物的悲剧，德尔·托罗确保了现代普罗米修斯之火将继续燃烧。

它不再是毁灭之火，而是必要且痛苦的启蒙之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