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被通缉的福建人，带着1000多人逃到海外，建了一座中国城

|议史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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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人印象中，清末的通缉犯不是被抓就是被杀，哪还有命出去搞“基建”？

可福建有个读书人，不仅被清廷通缉，连命都差点保不住，却在海外杀出一条路，带着上千人跑到马来西亚，租下一块荒地，建起了一个能讲福州话、过中国节、读中文书的城市。

读书人不止能考试

这城市今天还活着，叫诗巫（Sibu）。

他叫黄乃裳，不是影视剧里的主角，也不是课本点名的历史人物，但他干的事，放到今天的视角来看，绝对是“逆天改命”的现实版。

他不是为了逃命，他是为了给人造一个新家。他不是流亡，而是创业；不是隐姓埋名，而是留下名字在地图上。

黄乃裳不是一开始就想着出海的。他其实走的，是那个时代最标准的“上进青年路线”：读书、考科举、当官、光宗耀祖。1877年考中秀才，1894年中了举人，这在清朝已经算是“地方之光”了。

但他跟其他考科举的人不一样。他的眼界明显比同时代人更开：他在20多岁就接触了基督教，后来不仅信了，还当了牧师助手、传道员，甚至参与了《圣经》的翻译工作。

这在那个“洋教被打”的年代，已经是相当超前的行为。

更离谱的是，他还办起了报纸，叫《郇山使者》，宣传基督教和西方科学。这事儿在福建福州一带影响不小——福州本来就是中国沿海最早接触西方的口岸之一，那里洋人多、思想活，黄乃裳正好吃了这阵“早风”。

但他并没有止步于“知识分子”的角色。1895年，他参与了康有为、梁启超的“公车上书”运动，联名上书光绪帝，希望对国家进行变法——说白了，就是别再闭关锁国了，咱们得学西方先进经验了。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太后翻脸，黄乃裳被清廷列为通缉犯之一，从此彻底离开了体制内的轨道。

这一年，他不是失业，而是彻底失去了“在中国当个有身份的人”的资格。可他没等死，也没逃进山里，而是做了个出人意料的决定——带人出海。

“跑路”成了出海移民计划，签了999年租约搞“新福州”

黄乃裳不是第一个想去南洋的人。早在19世纪中期，大量福建人、广东人就因为战乱、饥荒、税重等问题，被迫漂洋过海去打工。但他们大多是被卖猪仔、被迫劳作，靠的是命硬活下来。

黄乃裳不一样。他想搞的是有组织、有规划的大规模移民。

1899年，他去了马来西亚、苏门答腊、马来亚一带考察，最后选中了砂拉越的诗巫——一块人烟稀少、地广林密的地方。他不是偷偷摸摸去开荒，而是直接找到了当时砂拉越的统治者“白人拉者”，谈判租地事宜。

这场谈判的结果，是一纸999年的土地租约。没错，不是99年，是999年。这几乎等于永久使用权。

而且合同里还写明了，华人社区可以自治、拥有宗教自由、文化独立。这在当时清政府还在被逼着签不平等条约的背景下，简直就是“争口气”。

1900年，黄乃裳正式签约，成立“新福州垦场”，准备带人移民诗巫。

1901年第一批91人出发，随后两批陆续抵达，加起来一共1118人。这些人大多来自福建，很多是信基督教的，也有不少是普通农民。他们不是去淘金的冒险者，而是去开荒、种地、建家的平民。

黄乃裳亲自带队，安排他们分地、住处、给穷人放贷款，还成立公司统一采购粮食和工具。甚至连诊所、学校他都一手建起来。

说白了，他不是在搞移民，他是在搞一场“系统性移民工程”。这不是出国，是出征。

艰难三年，是苦出血汗换来的生存权

诗巫在地图上看是个好地方，但现实并不浪漫。刚到那里的三年，完全可以称为“生死线”。

首先是气候。福建人习惯的是闽南湿润气候，可诗巫是热带丛林，湿热、蚊虫、瘴气、疟疾、霍乱，一个不注意就得病。再加上饮用水不洁、食物供应不稳，移民初期死亡率极高。

其次是环境。诗巫当时几乎是原始森林，刚到的时候连路都没有，得先砍树、平地、建房，什么都得自己来。

黄乃裳没有退缩，他在最早三年里几乎天天走村串户，鼓励大家咬牙坚持。他自己也病过、晕倒过，但他知道：只要熬过前几年，这个地方就能立住。

他们尝试种水稻、甘蔗，后来发现橡胶价格高，就转型开始种橡胶，还搞木材贸易。慢慢的，诗巫的经济有了雏形，华人社区开始有了自己的街道、商铺、学校，甚至还有中文教堂。

更值得一提的是文化方面。黄乃裳强烈要求大家保持原有习俗，必须讲福州方言、必须过中国节，孩子必须接受华文教育。这不是情怀，是身份认同的延续。漂洋过海后，语言就是根，文化就是命。

今天的诗巫华人，依然使用福州话作为主要沟通语言，这就是那时候打下的基础。

在海外养老？

诗巫的基础打下来了，但黄乃裳没能在那儿安享晚年。1904年，他被砂拉越政府“请”出诗巫，原因是他反对鸦片和赌场。

当时的砂拉越政府财政紧张，想靠开赌场、卖鸦片来赚钱，而黄乃裳是虔诚基督徒，坚决不同意社区沾染这些东西。他认为这会毁掉移民社区的根基，不惜与当局公开冲突。

结果自然是失败。他虽然不是被赶走，但被架空、边缘化，最后只能黯然离开。

他回到福建，继续从事国家事务。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参与了福建的起义，福州光复后还出任官职。但随着年纪渐长，身体状况每况愈下，1924年病逝，终年75岁。

他没有等来“国家强大”的那一天，也没看到诗巫成了什么样。但他留下的，不是某一栋楼、某一条街，而是一套完整的社区制度和文化传承。

今天我们谈“出海”，讲的是企业、科技、资本。可黄乃裳的“出海”，是人带着人，文化带着文化，信念带着信念。一张船票背后，是一个民族在异地生根的梦想。

他没搞出什么“商业帝国”，也没留下什么“豪言壮语”，但他一手建起的诗巫，今天已经是马来西亚最重要的华人城市之一，人口30万，华人占40%，福州话随处可听，华文学校比比皆是，街上还有“黄乃裳路”。

他不是为了逃命去的诗巫，而是为了给1000多个福建人找一条活路。他不是通缉犯，他是社区创始人；不是流亡者，而是拓荒人。

如果说当时的清廷逼得他无路可走，那他就自己走出一条新路。而今天的我们，回头看时，不该只说他“传奇”，更应该问一句：你我面对困局时，能不能像他一样，硬生生搞出一个“新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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