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年大哥矿难离世,嫂子卷走赔偿款,20年后我碰见嫂子在背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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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工地上的扬尘被风卷起来,灰蒙蒙的一片。

李建国站在刚打好的地基旁边,皮鞋上沾满了泥点子。他看着不远处一个背水泥的女人,那人弓着背,头发花白,脚步踉跄。

"老板,那边的钢筋还得您去看看。"助理小王凑过来说。

李建国没动。

那个女人放下水泥袋,直起腰来。

他的心猛地揪紧了——那张脸,那双眼睛,他认得。

二十年了,他以为自己早就忘了。



01

1982年的冬天来得特别早。

河北承德下面的一个小镇子,叫青山镇。镇上有一座煤矿,养活了方圆几十里的人家。李家三兄弟就住在矿区家属院的老房子里,土坯墙,纸糊的窗户,冬天漏风,夏天漏雨。

李建国那年十二岁,在镇上的中学念初一。

他是家里老小,上面两个哥哥。大哥李建军二十八了,在矿上下井;二哥李建民二十四,在供销社当临时工,还没转正。

李家的爹死得早,是十年前的事了。那时候建国才两岁,对父亲没什么印象。全靠母亲张桂兰一个人把三个儿子拉扯大,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只有她自己知道。

大哥李建军是家里的顶梁柱。他十八岁就下井了,干了整整十年。每个月的工资,留下五块钱买烟,剩下的全交给母亲。矿上分的房子,他让给二弟住,自己和媳妇挤在老屋的东厢房里。

说起大嫂王秀兰,那是两年前嫁过来的。

秀兰是邻县人,娘家在山沟沟里,穷得叮当响。她长得俊,瓜子脸,大眼睛,皮肤也白净,走在街上回头率高得很。当初媒人领着她来相亲,张桂兰第一眼就不太满意。

"长得太好看了,不踏实。"张桂兰私下跟二儿子嘀咕。

可李建军一眼就相中了。他是个闷葫芦,平时话不多,在女人面前更是木讷。头回见秀兰,他连句整话都说不囫囵,脸红得像猴屁股。

婚事还是成了。

张桂兰虽然不太情愿,可儿子二十六了还打光棍,在镇上都被人笑话。秀兰家穷,彩礼要得少,这一点倒是合张桂兰的心意。

婚后的日子说不上好,也说不上坏。

秀兰在家做饭洗衣裳,伺候婆婆,活儿干得还算利索。可张桂兰总是挑刺,不是嫌饭硬了,就是嫌衣裳洗得不干净。秀兰也不顶嘴,低着头听完就走,转身抹眼泪。

李建国那时候小,不太懂大人的事儿。他只知道大嫂不太爱说话,见了他和二哥也不怎么亲近,总是一个人待在东厢房里。

有一回他放学回来,看见大嫂坐在院子里择菜,眼眶红红的。

"大嫂,你咋了?"他问。

秀兰愣了一下,勉强笑笑:"没事,风迷了眼。"

那天没风。

李建国记得这件事,但没往心里去。

1982年的冬天,矿上出事了。

那天是腊月初八。

一大早,李建军照常去上班。走的时候还跟秀兰说,晚上早点做饭,他下班后要去老王家喝酒。矿上老王要娶媳妇了,请工友们去暖房。

"知道了。"秀兰点点头。

李建军走到门口,又折回来:"对了,柜子里有块腊肉,晚上切了炒个菜。"

"行。"

这是他们最后一次说话。

下午三点多,矿上的警报声响了起来。

那声音尖厉刺耳,整个矿区的人都听见了。家属院的女人们纷纷往矿井口跑,边跑边喊自家男人的名字。

张桂兰正在屋里纳鞋底,听见动静,针都没放下就往外冲。

"建军!建军!"她的嗓子都喊劈了。

李建国正在学校上课,听见警报声,老师让同学们都回家。他一路跑回来,老远就看见矿井口围了黑压压一群人。

"出事了出事了!"有人喊,"瓦斯爆炸!"

"死了多少人?"

"不知道!还在救呢!"

李建国拼命往里挤,好不容易挤到前面,看见母亲瘫坐在地上,二哥建民抱着她。

"妈!"他喊。

张桂兰抬起头,脸上全是泥和泪,眼神空洞得吓人。

"你大哥……"她嘴唇哆嗦着,"你大哥在下面呢……"

那一天,矿井下一共困了二十三个人。

救援队干了一夜,第二天早上才把人挖出来。二十三个人,活着的只有四个,李建军不在其中。

他被抬出来的时候,脸都烧黑了,认不出模样来。还是靠着胳膊上的一块疤才确认的——那是他小时候被开水烫的。

张桂兰看见儿子的尸体,一头栽倒在地,人事不省。

秀兰站在一旁,脸白得像纸。她没哭出声,只是浑身发抖,眼泪一串一串地往下掉。

李建国站在人群里,他第一次见到死人。他大哥,那个每天下井,每个月给他五毛钱零花钱的大哥,就那么躺在担架上,一动不动。

他想哭,可哭不出来。



矿上的处理速度很快。

三天后,赔偿款就下来了。1800块钱,一次性付清。

这笔钱在当时可不少。普通工人一个月工资才三四十块,1800块相当于好几年的收入。矿上开会的时候说,这钱是给遇难矿工家属的,算是抚恤金。

钱是交给秀兰的。

按当时的规矩,死了男人,赔偿款归遗孀。秀兰是李建军的媳妇,名正言顺。

张桂兰对这事有意见。

她找到矿上领导,说这钱应该交给她这个当妈的,儿媳妇是外人,靠不住。可矿上说规矩就是规矩,改不了。

张桂兰气得不行,回家就甩脸子给秀兰看。

"那钱你得交给我保管。"她冷着脸说。

秀兰没吭声,低头看着地。

"听见没有?"张桂兰提高了嗓门,"建军是我儿子,他的钱凭啥归你?你在李家才待了几天?"

秀兰还是不说话。

二哥建民打圆场:"妈,这事儿回头再说,先把大哥的丧事办了。"

丧事办得简单。

镇上的习俗,人死了要停三天才能下葬。可天寒地冻的,李建军的尸体在家里放不住,第二天就入土了。

坟地选在镇外的山坡上,那是李家的祖坟。李建国跟着家人磕头烧纸,看着大哥的棺材被土一点点埋起来。

"大哥……"他喃喃地叫了一声。

风呼呼地刮,刮得人脸生疼。

秀兰站在坟前,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她披着白麻布,身子单薄得像一张纸,风一吹就能飘起来。

李建国偷偷看了她一眼。他说不清是什么感觉,只觉得大嫂的眼神怪怪的,不像是悲伤,倒像是……松了一口气。

他摇摇头,觉得自己想多了。

丧事办完了,日子还得过。

可家里的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

张桂兰三天两头找秀兰的茬,不是说她饭做得不好吃,就是说她衣裳洗得不干净。话里话外,都在敲打那1800块钱的事。

"你一个女人家,守着那么多钱干啥?"张桂兰阴阳怪气地说,"还不如交出来,我给你存着,将来你改嫁了再给你。"

秀兰抿着嘴唇,不说话。

"咋的,舍不得了?"张桂兰冷笑,"那钱是我儿子拿命换的,你有啥资格拿?"

建民看不下去了,劝道:"妈,嫂子刚死了男人,你别老说这些……"

"我说啥了?我说的不是实话?"张桂兰嗓门更高了,"她一个外乡来的,娘家穷得叮当响,嫁过来才两年,建军就没了!你说她是不是克夫?"

秀兰的脸"刷"地白了。

"妈!"建民急了,"你咋能这么说?"

"我说的不对?你看看她那样儿,建军死了她连个眼泪都不掉!"

秀兰站起来,没说话,转身走进了东厢房。门"砰"地关上了。

李建国坐在角落里,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

他心里有些难受,但他不知道该帮谁。

那天晚上,他听见东厢房里传来压抑的哭声。很轻,像是怕人听见,又像是憋不住。

他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日子就这么过着,转眼一个月过去了。

那天是腊月二十八。

夜里,李建国起来撒尿。他睡眼惺忪地推开屋门,看见院子里有个人影。

他吓了一跳,揉揉眼睛仔细一看,是大嫂。

秀兰穿着棉袄,背着一个包袱,正往门口走。

"大嫂?"他迷迷糊糊地喊了一声。

秀兰浑身一僵,转过头来。

月光下,她的脸惨白惨白的,眼睛里有种说不清的东西。

"三儿。"她轻声说。

"大嫂,你干啥去?"李建国还没反应过来。

秀兰走过来,从兜里掏出两颗水果糖,塞到他手里。

"三儿,回屋睡觉。"她的声音很轻,像怕惊动什么。

李建国低头看看手里的糖,那是大白兔奶糖,镇上供销社才卖的,一毛钱两颗。

"大嫂……"

"乖,回去吧。"秀兰拍拍他的头,"外面冷。"

她转身走了,身影很快消失在黑暗里。

李建国站在原地,愣了一会儿,又冷又困,迷迷糊糊地回屋睡了。

第二天一早,张桂兰的尖叫声把全家人都惊醒了。

"跑了!那个臭娘们跑了!"

李建国从炕上爬起来,跑到东厢房一看,屋里空空荡荡的。秀兰的衣裳、包袱都不见了,连大哥的手表和那台二手收音机也没了。

"钱呢?那1800块钱呢?"张桂兰发疯似的翻找,把柜子、箱子都翻了个底朝天。

什么都没有。

"卷跑了!那个黑心烂肺的东西,把钱全卷跑了!"张桂兰一屁股坐在地上,捶胸顿足地嚎起来。



李建国站在门口,手里还攥着那两颗水果糖。

他这才明白,昨晚大嫂是在跑。

二哥建民气得脸都青了:"我去找她!去她娘家找!"

"她娘家在山沟沟里,你上哪儿找?"张桂兰哭喊着,"那个丧良心的,那钱是建军拿命换的,她咋能……她咋能……"

张桂兰哭着哭着,身子一软,晕了过去。

这一场变故,彻底压垮了她。

当天下午,张桂兰就发起了高烧。请来的赤脚医生说是急火攻心,伤了元气,得好好养着。

建民想去找秀兰,可秀兰娘家在哪儿,连个具体地址都没有。当初媒人只说是邻县的,姓王,山沟沟里住。邻县那么大,山沟沟那么多,上哪儿找去?

他跑了两趟,一无所获,只能作罢。

李建国把那两颗糖攥出了汗。

他没告诉任何人那天晚上的事。他不知道为什么不说,只是觉得说出来也没用了。人都走了,钱也没了,说啥都晚了。

那两颗糖,他一直没舍得吃。

后来,糖化了,黏在纸上,最后被他扔进了灶膛里。

大嫂走了。

大哥死了。

钱没了。

这个家,塌了一半。

02

张桂兰的病拖了小半年才好利索。

那半年里,李建国没再去上学。

家里没钱了,他得出去干活。

十二岁的孩子,能干啥?力气没长全,个头才到大人胸口,工地上的活干不了,只能打打零工。他去街上帮人扛货,帮供销社搬箱子,帮饭馆洗碗,啥挣钱干啥。

一天挣几毛钱,攒起来给母亲买药。

建民也不去供销社了。当初那临时工的差事是托人找的,请假太久,人家不要他了。他只能在家照顾母亲,顺便种那一亩三分地。

日子苦得像黄连。

镇上的人背后议论,说李家真是倒了血霉,死了顶梁柱不说,连那1800块抚恤金都被儿媳妇卷跑了。还有人说,那秀兰看着就不是正经女人,长得太俊了,红颜祸水呗。

李建国听见这些话,攥紧拳头,恨得牙痒痒。

他恨秀兰。

恨她卷走了钱,恨她害得母亲病倒,恨她让这个家雪上加霜。

可他恨的同时又觉得困惑。

那天晚上,大嫂给他糖的时候,眼睛里是什么表情呢?他一直想不明白。

不是狠毒,不是算计,倒像是……无奈。

他不愿意多想。

1983年开春,张桂兰的身体好了些,能下地走动了。但她的脾气变了,变得沉默寡言,整天坐在门口发呆,嘴里念叨着大儿子的名字。

"建军啊……妈对不起你……"

李建国听见过好几回,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日子还得过,不过也得往前走。

他十五岁那年,跟着镇上的老乡去了邻县的砖窑厂干活。

砖窑厂的活又脏又累,一天到晚跟火打交道,热得人喘不过气。他年纪小,只能干杂活,搬砖坯、和泥巴、看火候。一个月挣十来块钱,攒下一半寄回家。

他在砖窑厂干了两年,学会了抽烟,也学会了骂人。十七岁的时候,他已经是窑上的熟练工了,工钱涨到了二十块。

可二十块能干啥?

他想起大哥活着的时候,一个月能挣四五十,够养活全家。他也想像大哥那样,成为家里的顶梁柱。

1985年的夏天,有个老乡来砖窑厂找人。

那老乡姓刘,外号刘麻子,脸上有几颗麻子,人精明得很。他在南方混了两年,回来招工,说是广东那边有建材厂,缺人,工资比这儿高一倍不止。

"去不去?"刘麻子问李建国。

李建国想都没想:"去!"

临走那天,他回了趟家,给母亲留了五十块钱。

"妈,我去南边闯闯。"他说。

张桂兰拉着他的手,眼眶红了:"建国,你还小……"

"我十七了,不小了。"李建国笑笑,"放心吧妈,我能照顾自己。"

二哥建民把他送到镇口,拍拍他的肩膀:"出门在外,自己当心。"

"知道了哥。"

他背着一个破旧的帆布包,里面装着两件换洗衣裳和几个馒头,踏上了南下的路。

那一年,他十七岁。

广东比他想象的还要热闹。

他先是在刘麻子介绍的建材厂干了两年,从学徒做到了熟练工。那厂子生产水泥砖,销路不错,老板是个香港人,挺厚道。

厂里管吃管住,一个月工资八十块。李建国省吃俭用,每个月寄五十块回家,剩下的存着。

两年下来,他存了六百多块。

1987年,他跳槽去了另一家更大的建材厂,工资涨到了一百二。他脑子灵活,做事又踏实,很快就被提拔成了小班长,手下管着十几个工人。

那几年,他基本没回家。

钱一直在寄,信也在写。建民来信说,母亲的身体还行,就是老念叨他。还说自己终于娶上媳妇了,是隔壁村的,没花多少彩礼,人老实本分。

李建国高兴,特意多寄了一百块回去,说是给二哥的贺礼。

1988年,他第一次回家过年。

那时候他二十岁,已经是厂里的车间主任了,月薪两百块。

母亲老了很多,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她拉着李建国的手,上上下下打量:"高了,壮了,是个大人了。"

"妈,我回来了。"李建国嗓子发紧。

二嫂是个朴实的农村女人,话不多,做事勤快。她给李建国做了一顿丰盛的饭菜,炖肉、蒸鱼、白面馒头,全是好东西。

"三弟,多吃点。"她腼腆地笑。

李建国吃着吃着,眼眶有些发酸。

多少年没吃过这样的饭了?在外面,顿顿是馒头咸菜,偶尔能吃顿肉就算改善伙食了。

"二哥,嫂子,这几年辛苦你们了。"他说。

"辛苦啥。"建民摆摆手,"你在外面才辛苦,一个人打拼。"

一家人围坐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顿团圆饭。

饭后,李建国去给大哥上坟。

坟头上的草长得老高了,他蹲下身,一根根拔掉。

"大哥,我回来看你了。"他轻声说,"我在南边混得还行,你放心吧。"

风吹过来,坟前的纸钱烧得噼啪响。

"那个女人……"李建国顿了顿,"我还没找到她。但早晚有一天,我会让她把钱还回来。"

他在坟前坐了很久,直到天黑才回去。

那次回家,他待了半个月。

走的时候,母亲拉着他的手不放:"建国,你一个人在外面,能不能找个媳妇?"

"妈,我还年轻,不着急。"他笑着说。

其实不是不着急,是没工夫。他满脑子想的都是挣钱,想着有一天出人头地,让母亲过上好日子。

至于那个卷款跑掉的女人,他没跟任何人提。

但他心里一直记着。

1989年,他不再满足于打工了。

那年他二十一岁,攒了三千多块钱,在厂里也干到头了。再往上走,得有关系有门路,他一个外地人,靠自己打拼,难。

他开始琢磨别的出路。

那时候南方正搞改革开放,到处都在搞建设,建材生意火得很。他在厂里待了这么多年,门道摸得清清楚楚,知道哪里进货便宜,哪里出货挣钱。

他辞了职,开始做中间商。

说是中间商,其实就是二道贩子。从小厂低价进货,倒手卖给工地,赚个差价。利润不算高,可架不住量大,一个月下来,比上班挣得多多了。

他拼了命地干。白天跑业务,晚上算账,经常一天睡不了几个小时。

两年下来,他攒了两万块。

1992年,他用这笔钱在镇上盘下了一个小门面,开了自己的建材铺子。

那门面又小又破,在街尾的犄角旮旯里,可那是他自己的生意,他的本钱。

开张那天,他一个人放了挂鞭炮,站在店门口,看着写着"建国建材"的招牌,心里五味杂陈。

"大哥,你看见了吗?"他在心里说,"我开店了。"

生意刚开始很难,他既是老板又是伙计,进货、送货、记账全是他一个人。有时候累得饭都顾不上吃,倒在货堆上就睡着了。

可他不觉得苦。

他心里憋着一口气,想着一定要混出个人样来。

机会很快就来了。

1993年,南方搞大开发,到处都在建房子、修路。建材的需求量猛增,他的小店生意一下子火了起来。

他抓住机会,扩大进货量,又招了两个伙计。到年底一算账,净赚了五万块。

五万块!

他拿着那沓钱,手都在抖。

他把两万块寄回家,让二哥把老房子翻新一下,给母亲住得舒服点。剩下的三万块,他全投了进去,把店面扩大了一倍。

日子越过越好。

1995年,他认识了一个搞工程的老板,姓周,人称周老板。周老板手上有几个建筑项目,需要大量建材,两人一来二去就熟了。

周老板看他做事靠谱,年轻又有干劲,就拉他入伙。

"建国,你别光卖材料了,跟我一起搞工程吧。"周老板说,"利润比卖材料高多了。"

李建国心动了。

他拿出全部积蓄,入股了周老板的建筑公司,成了小股东。

从那以后,他的身份变了,从建材商变成了工程老板。

虽然只是小老板,可终归是往上走了一步。

1997年,他们接了一个大项目,在省城给人建厂房。那项目利润丰厚,干完之后,他分到了三十万。

三十万!

他拿着存折,坐在旅馆的床上,发了半天呆。

十几年前,大哥用命换来的1800块,他恨了那么久。现在他手里握着的钱,是那时候的一百多倍。

他想起母亲,想起大哥,想起那个月黑风高的夜晚,那个女人给他的两颗水果糖。

"我做到了。"他喃喃地说,"大哥,我做到了。"

1998年,周老板因为一场官司,公司出了问题,不得不退出。李建国把周老板的股份买下来,成了公司的大股东。

从那以后,这家公司就姓李了。

他改了名字,叫"建国建设"。

接下来的几年,他大展拳脚,到处接项目、挖人才、扩地盘。从省城做到地市,又从地市做回老家县城。

2000年,他涉足房地产,在省城郊区开发了第一个楼盘。

那楼盘赶上了好时候,销售火爆,一炮而红。

到2002年,他的身家已经过千万了。

他在省城买了房子,开上了奔驰车,出门前呼后拥。当年那个在砖窑厂搬砖坯的穷小子,成了人人尊敬的李总。



那年他三十二岁。

事业有成,风光无限。可他一直没成家,手下人给他介绍了好几个对象,他都没看上。

有人问他为啥不找个媳妇,他笑笑说:"忙,顾不上。"

其实他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

也许是心里还压着什么东西,没解开。

2002年秋天,他决定回老家一趟。

一来是看看母亲,二来是有个新项目要谈。县城边上有一块地,政府要卖,他想拿下来开发。

这是他发达之后,第一次在老家做项目。

锦衣还乡,衣锦还乡。

他心里有些激动。

03

县城变化不大,还是那些老街旧巷,灰扑扑的。

李建国坐在奔驰车里,看着窗外熟悉又陌生的景象,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老板,到了。"司机老张把车停在工地门口。

这是他拿下的那块地,正在打地基。工地上尘土飞扬,几百号工人在忙活,机器轰鸣声震耳欲聋。

他下了车,理了理西装,迈步往里走。

"李总!李总来了!"有人喊。

项目经理老周跑过来,点头哈腰:"李总,您怎么亲自来了?"

"过来看看。"李建国点点头,"进度怎么样?"

"在按计划推,放心吧李总。"老周陪着笑,"我带您转转?"

"行。"

他跟着老周在工地上走了一圈,查看地基、审核材料、询问进度。一切井井有条,没什么问题。

走到工地西边的时候,他停下了脚步。

那是一处堆放水泥的地方,几个工人正在卸货。有男有女,都穿着破旧的工作服,满身灰土。

其中一个背水泥的女人引起了他的注意。

那女人年纪不小了,头发花白,脸上皱纹纵横。她弓着背,一袋水泥压在肩上,脚步踉跄,看着就让人揪心。

"这人多大年纪了?怎么还干这种活?"李建国皱眉问。

"五十来岁吧。"老周凑过去看了一眼,"打零工的,按天结钱,干一天几十块。这种人多了去了,能干活就收。"

李建国没说话,目光一直盯着那个女人。

她放下水泥袋,直起腰来,伸手捶了捶后背。

就在那一瞬间,李建国的心猛地揪紧了。

那张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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