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卫星｜被告人与被害人的阅卷“权”之争：谁该有，怎么保障？

前段时间忙着和黑社会及其保护伞作斗争，没腾出空来整理在国家律师学院的讲稿。我看昨天公众号里，此前的一篇“侦查阶段有效辩护的北京经验”近期得到平台推荐。又细细看了看那篇稿子的末尾，当中明确写了“讲稿其他部分陆续整理”，还“大言不惭”的列明了后续的题目。我想，“说到做到”、“不打嘴炮”，既该是对付黑社会特别是其保护伞的手段，也该是日常生活的标准。

今天整理讲稿第二部分，也就是理论界和实务界非常关心的被告人阅卷权问题。

我看网上天天嚷嚷被告人的阅卷权，律师嚷嚷，理论界也跟着起哄。好像这个问题不解决，天理都容不下似的。但有个问题是：我们的现行刑事诉讼程序运行了快四十年了，你有没有看到哪个案件，由于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被告人的阅卷权、实践中被告人没有充分行使自行辩护权而办错的？同时相反的一系列问题是：检察院审查证据的时候，将核心证据撤回、不作为证据使用，怎么办；检察院出示证据的时候，不说明证据的具体内容怎么办？这些关键的，对办案质量和办案公正产生实质影响的问题，却没人关心。

“好白菜都让猪拱了。”“真问题都被假呻吟搅乱了。”

阅卷之所以成为权利，是因为要通过专门的法律程序予以保障。比如：对律师的阅卷权，法律中规定的时间起点是“自审查起诉之日”，阅卷的方式包括“查阅、摘抄和复制”。

我此前一直讲，被告人能阅卷，这在法律程序上不存在障碍。但阅卷和阅卷“权”是两码事。难道法律程序中还要专门规定，让被告人从看守所里出来，跑到法院、检察院复制案卷吗？被告人阅卷的方式，就是律师找他核实。对于律师可以核实哪些证据，是仅有客观证据，还是也包括言词证据，2012年修改刑诉法时没有明确规定。2012年刑诉法修改后，随即修改了此前的六部委“关于实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六部委规定”）六部委规定酝酿过程中，司法部法制司的负责同志曾建议明确可以核实的证据种类，防止出现因律师核实言词证据而“抓律师引诱串供”的情况。经会议研究，客观证据连着言词证据，明确了可以核实的证据种类，初衷是好的，但实际效果可能恰恰相反。比如：就客观证据，律师问“这个刀子是不是你当时捅人用的”，被告人答“不是”。这还停留在核实客观证据层面。但接下来的问答就是“不是你捅人用的，你当时为什么承认”？这就连上了言词证据。

不明确可以核实的证据种类，就是不作限制，都可以核实。我办案的时候，都依照上述规定给被告人核实证据，就连讯问笔录他们弄不准的，也交给他们看。但从没出现过网上无病呻吟的“受限”和“挨整”情况。

所以，被告人阅卷不是一个问题。与此相反和关联的另一个问题是：被害人能不能阅卷，被害人被杀害的，他的亲属能不能阅卷？

我们的理论照抄西方，不切实际。理论上认为：“惩罚犯罪是国家权力，不鼓励私力救济甚至可能发生私力复仇。”所以，被害人不能阅卷。甚至是被害人请的律师，阅卷都要经过法院、检察院批准。

但实践中的问题是：公力救济不力、公力救济不足、对公力的监督和制约也不及时的情况屡屡发生。不允许被害人阅卷，被害人请的律师阅卷不批准，怎么与公力救济形成合力，以促进公正；怎么对公力救济形成监督制约，以防止权力滥用？

所以，刑诉法修改时该关心的不是被告人阅卷这个假问题。而是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阅卷，以规范权力行使这个真问题。

最后，我想请大家共同思考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被告人阅卷，整天有人嚷嚷。而被害人阅卷的问题，却没人说话？“都是钱给拱的。”一般情况下，被告人能拿出大钱来请律师，而被害人很难。

但无论怎么样，说话办事还是该公允些。屁股可以指挥脑袋，钱也能管住嘴。但你的屁股和你的嘴，不会成为所有人的屁股和嘴。整天瞎嚷嚷，想露的是脸，但内行人一看，露的竟然是屁股。还是个外国人的屁股，这人名叫“梅川内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