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的除夕前,河北县城飘着鹅毛大雪。我刚锁上“东升汽配”的卷帘门,就听见风雪里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喊。“小东!王东你开门啊!”这声音我这辈子都忘不了——是李秀兰,三年前在汽车站当众甩了我的未婚妻。
我拄着拐杖拉开侧门,雪地里的景象让我一怔:李秀兰抱着个两岁大的孩子,棉袄上全是泥污,孩子冻得小脸发紫,鼻涕泡冻成了冰碴。她看见我,“扑通”一声跪在雪地里,膝盖砸在冻土上的声响,混着孩子的哭喊声,格外刺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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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幕,和三年前的汽车站形成了诡异的重叠。1985年秋,我带着二等乙级伤残证和胸前的三等功奖章,从云南老山前线回到老家。二十五岁的我,左肺被弹片削去一小块,落下了肺气肿的病根,左腿也需要拄拐才能正常行走。但我揣着部队给的两千块安家费,心里满是憧憬——和李秀兰的婚事,总算能定下来了。
县城汽车站的站台上,李秀兰穿着她最体面的的确良衬衫,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她妈站在旁边,三角眼扫过我的拐杖,眉头就没松开过。“秀兰,你跟他说清楚,别耽误人家。”她妈一开口,李秀兰的脸就白了。
“我妈说……你现在这样,干不了重活。”她的声音细若蚊蚋,却像弹片一样扎进我耳朵。我刚想开口说部队的伤残补助能兜底,一阵剧烈的咳嗽突然袭来,整个人弯得像只虾米,胸口的疼痛让我喘不上气。
“你看看这病秧子样!”她妈尖利的声音引来一圈围观的人,“我们秀兰在供销社上班,多少正式工等着娶,凭啥跟你这个拄拐的?”李秀兰猛地抬起头,把左手无名指上的银戒指摘下来,硬塞进我手心:“小东,对不起,我不能耽误自己一辈子。”
那枚戒指是我上战场前给她买的,攒了三个月的津贴。我攥着冰凉的银戒,指甲掐进掌心都没感觉,只听见周围的议论声像潮水般涌来。“这不是老王家的儿子吗?打越南立了功,怎么落得这地步?”“老李家闺女也太现实了……”我摆摆手,哑着嗓子说:“行,你走吧。”
那天我一个人拄着拐杖回村,走了两个小时。路上咳嗽不止,嘴角尝到了血腥味。村里人看见我空着手回来,都识趣地没提婚事。我把自己关在老房子里躺了三天,第四天一早,揣着全部家当——部队给的两千块安家费,加上一千二的伤残补助,去镇上找房子。
我要开修车铺。在部队当汽车兵的五年,我把各种军车的构造摸得门儿清,这手艺总不至于饿死。镇上的老木匠可怜我,把他临街的小偏房便宜租给我,还帮我钉了个简易的修车台。开张那天,我在门口挂了块木牌,写着“王东修车”,没有鞭炮,只有几声咳嗽。
那时候私人修车铺少,公家的修理厂排队能排到下个月。我凭着部队里练出的手艺,修得又快又好,还不漫天要价。有次公社的卡车在半路抛锚,司机急得跳脚,找到我时已经是半夜。我拄着拐杖跟着去,在寒风里修了三个小时,手脚冻得失去知觉,只收了他十块钱工时费。
名声慢慢传开,我的铺子前开始排起队。白天趴在车底修车,机油蹭得满脸都是;晚上回到住处,咳得根本睡不着,就借着煤油灯看汽修理论书。1986年春天,我把修车铺扩成了汽配门市部,雇了两个村里的小伙子帮忙;1987年,我贷款买下县城中心地段的一间临街门面,挂上了“东升汽配”的招牌——东升,是我在部队的代号。
日子刚有起色,村里的媒人就找上了门,给我介绍了张晓晴。她是县医院的护士,比我小两岁,说话温温柔柔的。第一次见面,我就把自己的伤残证摆出来:“肺气肿,左腿不好,以后可能干不了重活。”她却笑着给我递过一杯水:“我见过比你严重的病人,肺气肿好好养能控制,拐杖以后也能慢慢丢。”
晓晴从不嫌弃我的病。我夜里咳得厉害,她就熬好冰糖雪梨水送过来;我去进货时拄拐不方便,她就提前帮我联系好货车。我们的婚事定得顺理成章,双方家长都满意,就等着1988年开春办酒席。可谁也没想到,除夕前两天,李秀兰会找上门来。
“我跟了供销社的王主任,他说会离婚娶我,可他就是骗我的!”李秀兰在暖炉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孩子在她怀里哭累了,含着手指睡过去。“他老婆找上门,把我供销社的工作闹没了,还把我打得起不来床……孩子生下来,连户口都上不了。”
她突然把孩子往我怀里塞:“小东,你看这孩子,眉眼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你就当可怜我们娘俩,收留我们吧。”我后退一步,没接孩子——我清楚地记得,她甩了我不到一个月,就风风光光地跟着王主任出双入对,这孩子根本不可能是我的。
“三年前你在汽车站,可不是这么说的。”我从抽屉里拿出一个铁盒子,里面放着那枚银戒指,“你说不能耽误自己一辈子,现在怎么又要耽误我了?”李秀兰的哭声戛然而止,盯着那枚戒指,脸色惨白。
“我知道错了……”她又要下跪,被我拦住了,“我妈现在重病在床,家里连买药的钱都没有,我实在走投无路了。”我沉默着往炉子里添了块煤,火光照亮了她脸上的泪痕和冻疮。“我帮你找份工作,在城郊的砖厂,管吃管住,够你和孩子糊口。”
她猛地抬头,眼睛里闪着光:“小东,你是不是还念着旧情?我……”“别多想。”我打断她,“我帮你,是看在咱们小时候的情分,也是看这孩子可怜。但我和晓晴马上要结婚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
这时里屋的门开了,晓晴端着一碗热气腾腾的姜汤走出来,递给李秀兰:“喝点暖暖身子吧,雪天路滑,等会儿让王东送你们过去。”李秀兰接过姜汤,看着晓晴,眼泪又掉了下来:“我真后悔……当初要是没离开他就好了。”
晓晴没接话,只是走到我身边,轻轻拍了拍我的后背——她知道我一激动就容易咳嗽。我看着晓晴温柔的侧脸,心里那块冻了三年的冰,终于开始融化。原来真正的幸福,不是让抛弃你的人后悔,而是身边有个懂你、疼你的人。
我开车送李秀兰母女去砖厂,路上她一直沉默。快到地方时,她突然说:“王东,你胸前的奖章,还戴着吗?”我摸了摸胸口内袋——那枚三等功奖章,我一直贴身戴着。“戴着呢。”她点点头,没再说话。
除夕那天,我和晓晴回村过年。村里人看见我开车带着晓晴,都围过来看热闹,夸我有福气。我妈拉着晓晴的手,笑得合不拢嘴,偷偷塞给她一个红包。吃饭时,我爸举起酒杯:“我儿子,在战场上是英雄,在家门口也是条汉子!”
年后开春,我和晓晴办了婚礼。那天来了很多人,有部队的老战友,有修车铺的老主顾,还有村里的乡亲。婚礼上,晓晴帮我整理军装,摸着我胸前的奖章说:“以后我就是英雄的妻子了。”我抱着她,眼泪差点掉下来——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
后来我听说,李秀兰在砖厂干得很踏实,砖厂老板可怜她,给她安排了宿舍,还帮孩子上了户口。有次我去城郊进货,远远看见她抱着孩子在晒太阳,她也看见了我,只是点了点头,没过来打招呼。我们都默契地,把过去翻了篇。
1990年,我的汽配店开了分店,晓晴也怀了孩子。我去医院复查,医生说我的肺气肿好多了,只要注意保养,以后基本不用拄拐。那天我拿着复查报告,在医院的走廊里哭了——不是因为伤病好转,而是因为我终于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
有时候我会想起老山前线的日子,想起那些牺牲的战友。他们用生命换来了和平,我这点伤痛又算得了什么?那些曾经的背叛和苦难,都成了我成长的勋章。
如今我已经六十多岁了,“东升汽配”成了县城里的老字号。孙子总缠着我讲老山的故事,我就给她看那枚三等功奖章,还有那枚银戒指。我告诉孙子:“人这一辈子,会遇到很多岔路口,选对了人,走对了路,就一定能过上好日子。”
雪会停,伤口会愈合,那些曾经的伤痛,终将成为照亮前路的光。就像我,从被抛弃的伤残老兵,到拥有幸福的家庭和成功的事业,靠的不是别人的怜悯,而是自己的双手,和一颗永不放弃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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