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同桌家穷,我把压岁钱1200给他当学费,多年后他空降成了我上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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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高中同桌家穷,我把压岁钱1200块送给他当了学费。

多年后,他成了我的新上司,上任第一天,全公司只有我被单独留下。

办公室里,他示意我关上门。

那声轻微的“咔哒”声,像一把锁,锁住了我和他,以及那段被尘封的过去。

他没有坐,只是绕到办公桌后,双手撑在桌沿,审视着我。

“李晓霜。”他先开了口,声音低沉,带着陌生的压迫感。

我紧张地攥着衣角,恭敬地回应:“陈总监,您找我?”

他没回答,反而问了一个不相干的问题:“在这里待了几年了?”

“……五年了。”

他嘴角勾起一抹我看不懂的弧度,那弧度里没有半分笑意。

“五年……比我们当同桌的时间,可长多了。”

我的心猛地一沉。他记得。

他终于直起身,一步步朝我走来,停在我面前,居高临下地看着我,眼神深不见底。

“坐吧。”他指了指沙发,语气不容置疑。

然后,他一字一顿,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见的声音,轻声说道:

“我们之间的那笔账,也该从头算算了。”



高三那年的夏天好像永远不会过去。

教室里的吊扇转得有气无力,像个快要死掉的老头在喘气。

扇叶搅下来的风也是热的,吹在脸上,汗也干不了,只是被糊得更开,黏糊糊的,像一层没干透的胶水。

班主任姓王,是个瘦小的中年女人,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

她站在讲台上说话,声音尖尖的,穿过风扇的嗡嗡声,钻进每个人的耳朵里。

她说的是学费的事。

当然,不是高中的学费,是大学的。

“考上大学是好事,但学费不是一笔小数目,让大家提前跟家里说,早做准备,别等到录取通知书下来了,抓瞎。”

她说话的时候,眼睛在教室里扫来扫去,像探照灯。

我的同桌是陈默。

我扭头看他的时候,他的头正深深地埋下去,几乎要碰到桌子。

他手里攥着一支很旧的英雄牌钢笔,笔杆的漆都掉光了,露出黄铜色的底子。他的指关节因为用力而凸出来,发着白。

阳光从窗户斜着照进来,切掉他半个身子,另外半个身子在阴影里。

我能看见光里的灰尘在上下飞舞,有一些落在他的头发上。

他的头发有点长,软趴趴地贴在头皮上,看起来很久没剪了。

他身上的校服,蓝白相间的颜色,已经洗得发白,尤其是领口和袖口,都起了毛边。

我记得很清楚,他脚上那双回力鞋,鞋帮和鞋底连接的地方,张开了一道口子,像一张总也闭不上的嘴。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浑身上下都写着“穷”,但是他从不说话。

他是我们班上最安静的人,也是成绩最好的人。

作业本永远是全班最干净的,字写得跟印刷出来的一样,一笔一划,方方正正。

他就像一口很深的井,你把石头扔下去,听不见一点回声。

王老师在讲台上说的那些话,像是一块块石头,正一块一块地往他那口井里扔。

我看着他,觉得那口井快要被填满了。

他没有动,什么反应都没有,只是把头埋得更低了。好像这样,那些话就砸不到他了。

那时候我不懂什么叫尊严,我只是单纯地觉得,一个人不该是这个样子。他不该被钱这个东西,压得头都抬不起来。

放学铃响了,像是对全班同学的一种赦免。

大家吵吵嚷嚷地往外冲,闷了一下午的燥热和烦躁,都随着人流涌了出去。

我收拾书包的动作很慢,一直在用眼角的余光瞟着陈默。

他还是那个姿势,维持了差不多半节课。

直到教室里的人都走光了,只剩下值日生在扫地,他才慢慢地直起腰。

他拿起书包,动作很轻,好像书包里装的是什么易碎品。

我跟在他后面,也走出了教室。校门口人很多,推自行车的,等父母的,买零食的。

我看见陈默的背影,瘦得像一根竹竿,在人群里慢慢地移动,随时都可能被淹没。

我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几步跑上去,拉住了他的胳膊。

他的胳膊很细,隔着一层薄薄的校服,我能感觉到骨头的形状。

他回过头,一脸的茫然,看着我,眼睛里什么情绪都没有。

我从书包里掏出一个信封。

信封很厚,里面是我过年攒下的全部压岁钱,一共一千二百块。

我把信封塞到他手里,学着大人的口气,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很随意。

“这个你拿着,当学费。”

我怕他不要,又赶紧补上一句:

“别多想,算我借你的。不对,算我投资你。你学习那么好,以后肯定能当大老板,到时候发达了,记得请我吃大餐就行。”

我看见他的嘴唇动了动,但是没有发出声音。他低着头,看着手里的那个信封,信封是红色的,上面印着一个大大的“福”字。

他就那么站着,一动不动,死死地捏着那个信封,捏得很紧,信封的边角都皱了。

周围很吵,卖烤串的吆喝声,自行车的铃铛声,同学的打闹声,混在一起。但是在我和他之间,安静得可怕。

过了很久,我以为他不会说话了,准备转身走掉,他才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

“好。”

他的声音很轻,像被风吹散的沙子。我看见他的眼眶是红的,但他没有抬头。

我“哦”了一声,然后就跑了,像个做了坏事的小偷。



那一千二百块钱,像一道看不见的墙,砌在了我和陈默的课桌中间。

从那天以后,他变得比以前更加沉默。

有时候我跟他说话,问他一道数学题,他会回答,但是声音很低,眼睛也不看我,只是盯着题目。

他不再问我借橡皮,不再问我借涂改液,他自己买了一套全新的文具,都放在一个铁皮文具盒里。

上课的时候,他听得比以前更认真,笔记也记得更密密麻麻。

下课了,别人在外面打篮球、聊天,他就在座位上做题,一本接一本地做。

他好像要把自己变成一台学习的机器,没有感情,不会疲惫。

我有时候会觉得后悔,觉得自己的那个举动是不是伤害到了他。

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我们之间那种奇怪的氛围,让任何解释都显得多余和苍白。

我只能装作什么都没发生,继续当我的“小太阳”,跟前后的同学嘻嘻哈哈,故意弄出很大的动静,好像这样就能打破我们之间的沉默。

但没有用。那道墙还在那里,又冷又硬。

高考很快就来了,然后又很快就结束了。

最后一天考完,大家把书本、卷子撕得粉碎,从教学楼上扔下去,纸片像雪花一样,在黄昏里飞舞。

所有人都很兴奋,在互相写同学录,留联系方式。

我拿着同学录走到陈默面前,他正在收拾自己的东西,桌子上干干净净,只有几本书和那个铁皮文具盒。

我把本子递给他。“陈默,写一个吧。”

他接过本子,翻到新的一页,拿起他的英雄钢笔,很认真地写下了他的名字:

陈默。然后是他的电话号码,是一个座机号码。

在“毕业赠言”那一栏,他空着,一个字都没写。

他把本子还给我。“谢谢。”

这是高考后,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也是最后一句话。

我看着那个空白的栏目,心里有点空落落的。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就看着他把最后几本书放进那个洗得发白的帆布书包里,拉上拉链,背在背上,然后走出了教室。

他的背影还是那么瘦,但好像比以前直了一点。他没有回头。

后来,我知道他考上了北京的一所顶尖大学,学的是计算机。而我,留在了本省,上了一所不好不坏的师范大学。

我们的人生,就像两条相交后又迅速分开的直线,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延伸出去。

我给他写的那个座机号码打过一次电话,是大一的国庆节。

电话是一个女人接的,口音很重,她说陈默不在家,去上学了。

我问她陈默的手机号,她说他没有手机。我留下了我的号码,请她转告陈默。

但是,陈默从来没有打过来。

时间长了,那张写着他名字和电话号码的同学录,也被我夹在厚厚的书里,不知道塞到哪个角落去了。

大学四年,我谈了一场恋爱,又分了手,毕业后,通过家里的关系,进了一家不大不小的互联网公司,做项目专员。

日子过得不好也不坏,像一杯温水,喝下去没滋味,但也解渴。

我换了两次手机,那个座机号码早就弄丢了。

陈默这个人,连同那个闷热的夏天,那一千二百块钱,都一起被我打包,扔进了记忆的储藏室里,上面落了厚厚的一层灰。

我偶尔会跟朋友喝酒聊天的时候,把这件事当成一个青春期的傻事讲出来,大家都笑我,说我当年有眼光,提前投资了一个潜力股。

我也跟着笑,心里却没什么感觉。那就像是在说别人的故事。



我在现在的公司待了五年,从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实习生,混到了项目组长的位置。

手下管着三四个人,负责一些不痛不痒的项目。工资不高不低,刚好够我付房租、还信用卡,偶尔还能买件新衣服,看场电影。

我以为我的生活就会这样继续下去,像设定好程序的机器,每天在公司和出租屋之间两点一线地移动,直到退休,或者公司倒闭。

但是,平静被打破了。公司被一家更大的集团收购了,然后,高层开始了大换血。

各种各样的流言在公司的茶水间和微信群里飞,像苍蝇一样嗡嗡作响。

有人说,总部要派一个“狠角色”下来,新任的总监,外号叫“推土机”,意思是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有人说,他在上一个分公司,三个月内裁掉了一半的人。

还有人说,他是个工作狂,眼里只有KPI,没有人情味。

大家每天上班都提心吊胆,工作比以前卖力多了,连平时最喜欢摸鱼的老油条,都开始准时打卡,假装忙碌。

我负责的一个项目,正好到了关键节点,但是进展很不顺利。

团队里的一个核心技术员前阵子辞职了,留下的代码一团糟,接手的人天天骂娘。

我们连续加了一个星期的班,还是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我急得嘴上起了好几个燎泡,吃饭都没胃口。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公司发了全体邮件。

通知新任总监第二天上午十点,在大会议室召开全体员工大会。

邮件的落款是行政部,但所有人都知道,这是新官上任的第一把火。

这把火会烧到谁,谁也不知道。

我看着电脑屏幕,心里一阵发凉。

我的那个项目,烂摊子一个,简直就是送上门的祭品。

第二天早上,我特意穿了一件看起来比较干练的衬衫,把头发扎了起来。

走进公司的时候,感觉空气都不一样了,所有人都很严肃,没人聊天,只有键盘的敲击声和打印机的声音。

十点差五分,所有人都提前坐到了大会议室里。我选了一个靠后的位置,想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

会议室里很安静,大家都在低头看手机,或者假装看手机。

十点整,会议室的门被推开了。先进来的是集团总部的HRD,一个笑眯眯的胖子。

他身后,跟着一个男人。那个男人很高,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黑色西装,没打领带,衬衫的领口解开了一颗扣子。

他走路的时候,步子很大,带着风。

当他走到台前,转身面向我们的时候,我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攥住了,猛地一缩,连呼吸都停了。

那张脸,我太熟悉了。虽然比记忆中成熟了很多,轮廓更深邃,线条更硬朗,但那双眼睛,那紧抿着的嘴唇,错不了。

是陈默。

他站在那里,像一棵长在高山悬崖上的松树,挺拔,孤傲,带着一股生人勿近的冷意。

他不再是那个穿着发白校服、低着头的少年了。

他变成了另一个人,一个我完全陌生的、强大的男人。



HRD用他那惯有的油滑腔调介绍了一下陈默的履历,一长串金光闪闪的名校和知名公司,听得下面的人一阵倒吸冷气。

然后他把话筒交给了陈默。

陈默接过话筒,没有立刻说话。他的目光在会议室里缓缓扫过,像雷达一样,精准,又冰冷。

他的目光从每一个人脸上划过,没有在任何人脸上多停留一秒。

当他的目光扫过我的时候,我的后背瞬间就僵硬了。

我几乎是下意识地想躲开,但又强迫自己迎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我希望他能认出我,哪怕是给我一个微小的、只有我们俩才懂的暗示。

但是没有。他的眼神在我脸上停留的时间,和停留在别人脸上没有任何区别,平淡,疏离,像在看一件没有生命的物体。

然后,他的目光就移开了。那一瞬间,我不知道自己是失落,还是松了一口气。

他好像真的不认识我了。或者,他认识,但不想承认。

他终于开口,声音比高中时低沉了很多,也洪亮了很多,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权威感。

“我来这里,只为三件事:效率,结果,利润。”

“我不管你们过去是谁,做过什么,从今天起,我只看你们能为公司带来什么。”

“不能带来价值的人,可以自己体面地离开,不然,我会‘请’他离开。”

他的话像一把把锋利的刀子,扔在会议室的地板上,发出当啷当啷的声响。

整个会议室里鸦雀无声,连呼吸声都听不见了。我坐在椅子上,手心全是汗。

我看着台上的那个男人,感觉像在看一部电影。电影的主角,恰好和我认识的一个人长得很像。

会议只开了半个小时就结束了。陈默说完最后一句话,把话筒往桌上一放,就转身走出了会议室,没有半点拖泥带水。

他从头到尾,都没有再看我一眼。

接下来的几天,公司里笼罩着一种低气压。陈默说到做到。

他上任的第三天,就开掉了市场部的一个小组长,因为那个小组长负责的推广活动数据造假。

杀鸡儆猴,效果显著。所有人都变成了上紧了发条的钟表,拼命地转动。

而我,感觉自己就是下一个要被开掉的“鸡”。

因为陈默上任后,第一个要亲自过问的项目,就是我手上那个烂摊子。

项目评审会定在周五下午。

那几天,我几乎没怎么睡觉,带着我的小团队,没日没夜地泡在公司,改方案,修复BUG,整理数据。

我像一个即将上战场的士兵,疯狂地擦拭着自己手里那把已经生锈的枪,明知道没什么用,但还是要做点什么。

我甚至想过,要不要私下里去找他,跟他说起过去的事。

哪怕是求他,看在当年的情分上,高抬贵贵手。

但是这个念头只出现了一秒钟,就被我掐死了。

我看着镜子里自己憔悴的脸,和台上的那个意气风发的他,我们之间,早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了。

当年的那一千二百块,如果说曾经是善意,现在拿到他面前,就是一种羞辱。我不能那么做。



周五下午的项目评审会,就像一场公开处刑。会议室里坐满了各部门的头头,陈默坐在主位上,面无表情。

我站在投影幕布前,用发干的嘴唇,讲述着我们团队这几天的成果。

我每说一页PPT,陈默的眉头就皱得更深一分。

我的声音越来越小,越来越没有底气。

终于,我讲完了。我站在那里,像一个等待宣判的犯人。会议室里一片死寂。

陈默没有立刻说话,他拿起桌上的那份项目方案,一页一页地翻着,翻得很慢。

纸张翻动的声音,在安静的会议室里,显得格外刺耳。

终于,他合上了方案,把它扔在桌上,发出“啪”的一声轻响。

他抬起头,看着我,眼神像淬了冰。

“李组长,这就是你和你的团队熬了一个星期,交出来的东西?”

我点点头,没敢说话。

“我花了十分钟看完了你的方案,然后我花了二十分钟,在想一个问题。公司到底为什么要养着你们这样一群人,来浪费资源,制造垃圾?”

他的话很难听,毫不留情。

我感觉全会议室的目光都集中在我身上,有同情的,有幸灾乐祸的,更多的是冷漠。

我的脸一阵红一阵白,手脚冰凉。

我想要反驳,想说我们已经尽力了,想说那个烂摊子不是我造成的。

但是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在他的气场面前,我所有的辩解都显得那么苍白无力。

他没有给我任何喘息的机会,开始一条一条地指出我们方案里的问题。

从市场定位的偏差,到技术架构的漏洞,再到预算的严重超支,每一个问题,他都说得精准无比,像一把手术刀,把我那份自以为已经很完美的方案,剖析得体无完肤。

他讲到最后,把方案往前一推,看着我。

“我给你一周时间。下周五下班前,我要看到一个全新的、可执行的方案。”

“如果看不到,这个项目就地解散,你和你团队的人,自己去人事部办手续。”

整个会议室的人都惊呆了。这已经不是“杀鸡儆猴”了,这是要直接把“鸡”宰了。

我站在那里,大脑一片空白。我只记得,他说完这句话后,就宣布散会,然后起身离开了。

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会议室的。我只觉得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连站都站不稳。

我的组员围过来,想安慰我,但我什么也听不进去。

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他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他是在报复吗?

报复当年我给他的那笔钱,那笔钱带给他的“屈辱”?

这个念头一旦升起,就像藤蔓一样,迅速缠住了我的心脏,越收越紧,让我喘不过气来。



那一周,我过得像在地狱里。我的团队人心散了。

两个组员开始偷偷地更新简历,找下家。

另一个虽然还在干活,但也明显心不在焉。

没有人相信我们能在一周之内,拿出一个让陈默满意的方案。我自己也不信。

我每天都睡不着,闭上眼睛,就是陈默在会议上那张冰冷的脸,和他说的那些刻薄的话。

我恨他,恨他的绝情,恨他的高高在上。我也恨我自己,恨我自己的无能和软弱。

有好几次,我冲动地想写一封辞职信,直接拍在他桌子上,告诉他,老娘不干了。

但是,我又咽下了这口气。我不是那个可以潇洒走人的高中生了。

我需要这份工作,我需要这份工资来付下个月的房租。

人长大了,就是这么没劲,连发脾气的资格都没有。

我把自己关在会议室里,对着那份被批得一无是处的方案,一遍一遍地看。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忘掉陈默的身份,忘掉我们之间的过去,只把他当成一个挑剔的、严苛的上司。

我不得不承认,他指出的那些问题,都是对的。他看问题的角度,比我高了不止一个层次。

我之前的方案,确实充满了想当然和自以为是。

我开始按照他的思路,重新构思整个项目。

我查阅了大量的行业报告,分析了所有竞争对手的产品,甚至自己掏钱,去参加了一个付费的行业分析课程。

我把我的团队成员一个个找来谈话,我没有骂他们,也没有给他们画大饼,我只是很平静地告诉他们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如果他们还想留下来,就跟我一起拼一次。如果不想,现在就可以走,我不会拦着。

也许是我的态度起了作用,也许是他们也找不到更好的去处,最后,他们都留下了。

我们几乎是以一种自杀式的方式在工作。困了就用冷水洗脸,饿了就叫外卖,办公室的沙发和行军床成了我们的卧室。

我们激烈地争吵,又迅速地和好,每一个细节都反复推敲。

那几天,我感觉自己又回到了高三备考的时候,脑子里除了项目,什么都没有。

周五下午四点,我们终于完成了最后一版的方案。

看着电脑屏幕上那份几十页的PPT,我感觉自己整个人都被掏空了。

我不知道这份方案能不能让他满意,但我知道,这已经是我和我的团队,能做到的极限了。

我把方案通过邮件发给了陈默,抄送了相关部门。然后,我靠在椅子上,一动也不想动。

办公室的人陆陆续续都下班了,灯一盏一盏地熄灭。

窗外的天色,从蓝色变成橙色,又慢慢地变成了深紫色。

整个办公区,只剩下我工位上的那盏台灯,还亮着一小片孤独的光。

我在等,等最后的“审判”。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我的手机响了好几次,是朋友催我去吃饭的,我都挂掉了。

我盯着电脑右下角的时间,七点,八点,九点。公司里安静得能听到空调出风口的嘶嘶声。

我开始觉得,也许今天不会有结果了。他可能根本就没看我的邮件。

或者他看了,觉得是垃圾,懒得回复我,准备周一直接让我走人。

我心里一阵绝望,又有一丝解脱。我想,就这样吧,结束了也好。

我开始收拾桌上的东西,把一些私人物品装进一个纸箱里。

就在这时,我身后传来一阵脚步声。

我回过头,看见是陈默的助理,一个很年轻干练的女孩。

她走到我面前,面带微笑,但那微笑很职业,看不出什么情绪。

“李组长,陈总让你去他办公室一趟。”

我的心又提到了嗓子眼。

我跟着她,穿过空旷黑暗的办公区,走向那个在走廊尽头的、最大的办公室。

总监办公室的门是磨砂玻璃的,透出里面明亮的灯光。助理帮我敲了敲门。

“陈总,李组长来了。”

里面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让她进来。”

助理对我做了一个“请”的手势,就转身离开了。

我深吸一口气,推开了那扇门。

陈默的办公室很大,也很空。一张巨大的黑色的办公桌,一把椅子,对面是两张给客人坐的沙发。没有一点多余的装饰。

他没有坐在办公桌后,而是背对着我,站在那面巨大的落地窗前。窗外是这座城市的夜景,灯火璀璨,像一条铺在地上的银河。

他的身影,在这些灯光的映衬下,显得孤单,又很有压迫感。

我站在门口,不知道该不该进去。

“进来,把门关上。”

他没有回头,声音很平静。我依言走进去,轻轻地关上了门。

我站在离他几米远的地方,等着他开口。

我们就这样沉默着,一个看着窗外,一个看着他的背影。

过了大概一分钟,他才缓缓地转过身。他脸上的表情,没有了白天在会议室里的那种严厉和尖锐,但也绝对谈不上柔和。

那是一种我看不懂的复杂神情。他看了我一眼,然后指了指他对面的沙发。

“坐吧。”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走过去坐下了。他没有坐,还是站在那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办公室里的气氛很压抑,我感觉自己的呼吸都有点困难。

他终于开口。“都下班了,就我们俩,正好。”

他顿了顿,一字一句地,清晰无比:“咱俩的账,也该从头算算了。”

这句话,像一颗子弹,瞬间击中了我的心脏。

我猛地抬起头,看着他。

这些天所有的委屈、愤怒、不甘,一下子全都涌了上来。

我以为我会哭,或者会质问他。但是没有。我反而异常地冷静了下来。

我挺直了背,迎上他的目光。

“陈总监,我不明白有什么账要算。如果你觉得当年的事,让你受到了侮辱,让你觉得难堪,那我向你道歉。那一千二百块钱,我早就忘了。如果你非要还,可以,你直接从我最后一个月的工资里扣掉就行了。算上利息,你说了算。”

我说完这番话,感觉全身的力气都用光了。

他看着我,没有说话,眼神里那种复杂的情绪更浓了。



过了一会儿,他的嘴角,居然向上挑了一下,露出一个几乎看不见的笑容。

“你忘了,我没忘。那一千二百块,是本金。”

他转身走向他的办公桌,拉开了抽屉,拿出一份文件。

我的心跳得更快了。

我想,他要拿我的辞退信了。

这个“算账”,就是最后的清算。

可谁知,等我接过时,才发现‘玄机’。

上面不是我想象中的辞退信,也不是我的项目方案,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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