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永定县领导邀请一位农民，去当副县长，被拒绝：我没有时间

“1953年，秋。老陈，你快看，是北京来的电报！毛主席请你去观礼！”村干部气喘吁吁地跑进陈添裕的家，手里扬着那封薄薄却分量千钧的电报纸。陈添裕放下手中的农具，愣住了，他搓了搓满是老茧的手，接过电报看了又看，嘴里喃喃道：“啥？主席……日理万机，咋还记得我这个种地的？可……可我婆娘这肚子，眼看就要生了，我咋走得开啊？”

这一问，问住了自己，也问住了在场的所有人。堂堂共和国主席的邀请，对任何人来说都是毕生荣耀，可对陈添裕来说，眼下天大的事，也大不过家里即将添丁进口。这份朴实，这份对家庭的责任感，恰恰是他性格的底色。也正是这种性格，才引出了后来那段让无数人动容的故事。思来想去，他做了一个决定：让自己的堂弟陈奎裕，替他走一趟北京。他觉得，心意到了就行。

可他低估了毛主席的记忆力。国庆观礼前夕，在中南海怀仁堂，毛主席接见各地来的代表。当他走到挂着“陈添裕”名牌的座位前时，端详了片刻，随即笑着摇了摇头，对眼前这个略显局促的汉子说：“你不是陈添裕。你是看茶桶的。”这话一出，陈奎裕当场就懵了，心里翻江倒海：这都二十多年了，主席咋一眼就认出来了？毛主席看出了他的疑惑，补充了一句极有分量的话：“你背着我，我的双脚都没法离地。”

一句话，如同一把钥匙，瞬间打开了尘封二十四年的记忆之门。在场陪同的龙开富赶紧解释，说陈添裕家有喜事，实在脱不开身，这才让堂弟代为前来。毛主席听后非但没有生气，反而连连点头，为老战友感到高兴，并紧紧握住陈奎裕的手，让他一定把问候带到。那么，当年究竟发生了什么，能让主席在二十多年后，依然对一个农民的身形体格记得如此清晰？

这事儿，得从1929年的那个夏天说起。当时，毛主席在福建指导工作期间不幸染上了疟疾，病情反复，十分凶险。为了他的安全，组织上决定将他秘密转移到永定县牛牯扑村的一户可靠农家养病。这个人选，就是年仅二十出头的赤卫队员，陈添裕。陈添裕家地处深山，方圆十几里就他一户，位置隐蔽，而他本人更是忠诚可靠，对地形了如指掌。

当时毛主席化名“杨主任”，陈添裕并不知道眼前这位病恹恹的“杨主任”就是红军的最高领袖，但他明白，这是革命的同志，是需要用生命去保护的人。他腾出自家最好的房间，和妻子贺子珍一同住下。为了让“杨主任”住得更舒适、更隐蔽，陈添裕和战友们还在山林深处，用竹子搭建了一座别致的寮棚。毛主席对此处极为喜爱，兴之所至，还亲笔题写了“饶丰书屋”四个字，与贺子珍在此度过了一段难得的静谧时光。

然而，平静的日子总是短暂的。一个被红军打倒过的本地劣绅张克识，偶然见到了谈吐不凡的“杨主任”，便起了歹心，偷偷向国民党反动派告了密。很快，敌军六百余人气势汹汹地包围了牛牯扑，情况万分危急。粟裕率领一个连的兵力拼死阻击，为转移争取时间。枪声越来越近，火光映红了半边天。

陈添裕奉命护送毛主席夫妇突围。当时毛主席大病初愈，身体虚弱，走了没多远就气喘吁吁，跟不上队伍。眼看敌人就要追上，陈添裕急中生智，他对着毛主席蹲下身子，急切地说：“杨主任，情况危急，不能再犹豫了，我背你走！”说罢，不等毛主席同意，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举动——把脚上的草鞋倒过来穿。这在当时是当地猎人为了迷惑野兽、防止追踪的土办法，此刻却成了迷惑敌人的妙计。

就这样，身材高大的陈添裕背起了同样身材高大的毛主席，在崎岖陡峭的山路上狂奔。汗水湿透了他的衣背，脚下的荆棘划破了皮肉，鲜血直流，他却浑然不觉。这一背，就是十里山路。直到确认安全，将毛主席放在雨顶坪村的一块大石头上时，他才力竭倒地，晕了过去。毛主席见状，亲自为他清洗包扎伤口，感动不已。临别时，贺子珍拿出三块银元作为感谢，被陈添裕坚决推辞。毛主席只好亲手写下一张三元钱的欠条，郑重地对他说：“革命胜利后，一定要来找我！”

这张欠条，陈添裕后来弄丢了，这件事，他也渐渐淡忘了。在他看来，保护革命同志，就是一个赤卫队员分内的事，不值得挂在嘴上。可他忘了，毛主席没忘。共和国也没忘。这才有了1953年那封从北京寄来的电报，有了那句“你背着我，我的双脚都没法离地”的精准判断。因为只有亲身背过的人，才知道那份沉甸甸的分量。

时间一晃又到了1960年。此时的陈添裕，依旧是牛牯扑那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普通农民。这天，永定县的几位领导亲自找上门来，客气地对正在田里忙活的陈添裕说：“老陈，组织上研究决定，请你出山，到县里担任副县长。”这在当时，可是天大的荣誉。

谁知，陈添裕听完，连锄头都没放下，只是憨厚地笑了笑，摆手拒绝道：“我没文化，当不了官，也不会当官。你们还是另请高明吧。”县领导以为他客气，苦口婆心地劝说，讲这是组织对他的肯定，是对他革命功绩的认可。陈添裕被说得有些不耐烦了，他直起腰，看着地里长势喜人的庄稼，语气坚定地甩出一句话：“我没有时间，你们还是别影响我干农活了！”

“我没有时间”，这四个字，在那个年代，从一个对共和国有过救命之恩的农民口中说出，是何等的震撼。他的“没时间”，不是托词，而是他内心最真实的想法。他觉得，自己的时间，应该属于这片养育他的土地，属于他的犁耙锄头，而不是办公室和会议室。他的价值，体现在把庄稼种好，让家人吃饱穿暖上。

不得不说，这就是那个年代一些老革命、老党员的真实写照。他们的忠诚与奉献，不为索取，不为功名。功劳，在他们看来是过去的、集体的；而本分，才是自己的、一辈子的。据说，解放后陈添裕享受过的唯一“特权”，就是一张可以免费乘车的证件。可他的后人说，他一辈子就没出过几次远门，那张证件，他一直锁在柜子里，一次也没用过。他觉得，不能占国家一点便宜。这种风骨，这种坚守，在今天看来，尤其显得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