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之外：聂耳与爨碑

（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张 衡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中国著名作曲家聂耳逝世90周年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诞生90周年。

　　《聂耳日记》如同一扇窗，让我们窥见聂耳鲜为人知的文化情怀。聂耳在日记中，记录了3次赠送云南古碑拓片的故事，其中一次明确提到龙颜古碑拓片。

　　传播云南金石文化

　　在我们的印象中，聂耳是用音符唤醒民族精神的音乐巨匠，那激昂的旋律早已融入每个中国人的血脉。然而，这位从云南走出的音乐天才，还以另一种方式守护着故土的文化根脉——他对云南金石文化的热爱与传播，尤其是与龙颜古碑的不解之缘，为我们勾勒出一个更为丰满的文化守护者形象。

　　1931年12月《聂耳日记》写道：

　　“送黎老太爷一个云南龙颜古碑，他高兴极，听说他要写对子送我。”“一九三一年的最后一天，写了信给晖，报告我明年的新计划：1.多看英文书和社会科学书。2.努力作剧本和作曲的工作。

　　老太爷真的送我六张字，写得很不错。他对我如此客气，我倒是想不到。”

　　仔细研读《聂耳日记》，我们知道聂耳把云南龙颜古碑拓片送给了黎锦晖的父亲，黎锦晖的父亲在两天后就写了六张字送给聂耳，让他觉得很意外。

　　这一是说明云南龙颜古碑拓片当时在上海很稀奇，二是聂耳对书法的研习、鉴赏有一定水平。这里说的“云南龙颜古碑（拓片）”全称叫作“宋故龙骧将军护镇蛮校尉宁州刺史邛都县侯爨使君之碑”，简称“爨龙颜碑”，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大爨”。

　　这块碑始建于公元458年，碑通高3.38米，上宽1.35米，下宽1.46米，厚0.25米。碑额有青龙、白虎、朱雀浮雕，下部正中有穿，左右有日月浮雕，日中有三足乌，月中有蟾蜍。正文24行，共904字。碑阴刻职官题名3列，共313字。碑阳左侧刻有清代阮元、邱均恩、杨珮三人题跋及道光时知州张浩建亭字一行。

　　爨龙颜碑在元人李京的《云南志略》中就有著录，明万历年间的《云南通志》中也有记载。清道光七年，云贵总督、金石学家阮元在陆良贞元堡（今薛官堡）访得，令知州张浩建亭保护，并写了跋语，此碑从此闻名于世。

　　爨龙颜碑被誉为“南碑瑰宝”，是南宋时期的重要碑刻，其书法风格独特，兼具隶、楷之妙，承载着云南地区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文化遗产随时面临着被损毁、被遗忘的风险，聂耳对龙颜古碑拓片的珍视，绝非偶然之举。

　　这背后，是聂耳对家乡文化的深情眷恋。他祖籍云南玉溪，出生于昆明。这片土地的山山水水、人文气息早已融入他的生命。云南的金石文化，是这片土地历史的见证者，是先辈们智慧的结晶。龙颜古碑所蕴含的历史信息、艺术价值，在聂耳眼中，是家乡文化的瑰宝，是需要被更多人知晓和珍视的财富。他赠送拓片的举动，实则是播撒文化的种子，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更多人感受云南文化的魅力。

　　深爱家乡文化

　　1926年10月2日《聂耳日记》写道：“在十五日内应将理化参考一律抄完，此外宜在年假内须注意者：1.国文；2.历史；3.公民；4.理化；5.小楷；6.簿记；7.珠算；8.英文。

　　各科之用书：1.古文、《左传》；2.共和国教科书（公民）；3.现代初中历史；4.现代初中地理；5.小楷帖；6.商业学校用书（簿记）；7.珠算大全；8.英语学会所教之书。

　　随时温习学校所习者及多看新书。时间之分配：早饭前习小楷，午饭后习英文及国文。”

　　我们从《聂耳日记》的学习计划中，“国文、历史、公民”被列为“年假内”的学习重点，“小楷”被列入每日晨间功课，这背后藏着良好的家风家教。

　　聂耳的父亲聂鸿仪，是玉溪名医，1902年举家迁居昆明，以“成春堂”招牌接诊行医，为人乐善好施，做事坚守诚信。

　　聂耳4岁时，父亲病故。但是父亲乐善好施、坚守诚信的品格深深影响着家人。1930年10月，聂耳在上海整理家谱时写道：“爸爸的死，决定了我这一生的命运，指示我应走的路。”

　　父亲去世后，母亲彭寂宽独自挑起了养活一家5口的重担。彭寂宽虽然没上过学堂，但是重视教育子女，教给孩子们为人处世的道理。为了支撑起家庭，她每天挑灯夜读，自学成才，考取了医师资格，成为昆明市第一位女中医坐诊看病。平时除了坐诊，她还替人浆洗衣服、做针线活计。母亲坚强担当、勤劳智慧的个性，也影响了聂耳的一生。

　　在聂耳23年的生命中，有18年是在昆明生长的，翠湖、大观楼、西山……都是聂耳很喜欢去的地方。他深深地热爱着这片土地，在上海时，他多次在给母亲的信中写了思乡之情。

　　聂耳对家乡文化的眷恋，深植于他的成长轨迹之中，云南的文化基因早已刻进他的生命密码。我们可以想象：少年时的聂耳常去西山，站在龙门摩崖石刻前临摹题字，指尖划过那些历经风霜的刻痕时，仿佛能听见历史的回响，与古碑上的文字形成奇妙的共鸣。而他在上海从事音乐创作时，行李箱里始终装着一叠从家乡带去的碑刻拓片。当思乡之情涌上心头，他便会铺开拓片，借着微弱的灯光仔细研读龙颜古碑，从“独步南境，卓尔不群”书法上汲取力量。

　　音乐与金石的共鸣

　　作为革命者的聂耳，进行革命活动的主要武器，就是他创作的音乐。聂耳每创作一首歌曲，都是在进行一次尖锐的与敌抗争。1930年至1935年，是聂耳在上海生活和创作的五年，这五年，他用生命和热血写下了42首充满激情的革命歌曲，其中《义勇军进行曲》更是他的巅峰之作。1931年他在日记中写道：“脑筋若无正确的思想的培养，任它怎样发达，这发达总是畸形的发达。那末一切的行为都没有稳定的正确的立足点。”正是有了正确的思想，1932年，他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道：“我是为社会而生的，我不愿有任何的障碍物阻止或妨害我对社会的改造，我要在这人类社会里做出伟大的事业。”

　　聂耳对云南金石文化的热爱，并非孤立存在，而是与他的音乐创作有着内在的联系。音乐是流动的艺术，而金石文字是凝固的历史。两者都承载着人类的情感、思想、文化与艺术，都能够跨越时空传递精神力量。聂耳在感受龙颜古碑所蕴含的历史厚重感和文化生命力的同时，或许也从中汲取了创作的灵感，让他的音乐更具深度和广度，更能触动人们的心灵。

　　在聂耳眼中，这些碑拓与革命音乐血脉相通：《义勇军进行曲》如战鼓般急促的节奏，与爨碑刀劈斧凿的方劲笔法，共同彰显着不屈的民族气节。聂耳音乐中“为大众呐喊”的现实主义精神，与爨碑记录边民生活的史笔，构成跨越千年的呼应。

　　音乐与金石，在救亡图存的时代共鸣。

　　今天，当我们再次回望聂耳的一生，不仅要铭记他在音乐史上的伟大贡献，更要传承他对文化的执着与担当。聂耳以“为社会而生”的信念，让国歌响彻云霄，也让沉寂千年的古碑走向广阔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