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教于乐：抗大干部教育日常生活

（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在抗战烽火中，抗大严格遵循“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的办学方针，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大批军政兼优、德才兼备的干部。

　　□ 侯培和 何灵芳

　　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是为了适应全面抗战时期敌后根据地建设和培养大批抗战建国的军政人才的形势需要，在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基础上创办而成的军事学校，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大批军政兼优、德才兼备的干部。抗大学员毕业后或分赴各个根据地，或奔赴抗日战争的前线，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与此同时，在艰苦的抗战烽火中，抗大师生秉持“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校园日常生活亦丰富多彩。

　　衣食住行

　　抗大创办之初的校址所在地保安是陕北的一个小县城，物质条件极其艰苦，当地歌谣较为形象地传唱：“保安穷山窝，破庙比房多，菩萨比人多。”在这种艰苦环境下，抗大办学最大的困难即经费问题。时任抗大教育长的罗瑞卿这样说：“我们没有任何固定的经费来源，必需的费用，仅仅依靠外力的援助，尤其陕甘宁边区与八路军的援助来支持。全体教职学员只有最低限度的生活费。”具体困难如“没有必需的校舍，只有经过学生自己的劳动，所修补起来的几个破窑洞，他们没有任何教具的设置，几块破砖所凑成的四方形的台子，便是学生们在讲台上听讲的座位，学生们自己的两个膝盖，也就成为他们唯一的活动书桌了，必备的教育用品，教材、教具，都是非常缺乏”。粮食的供给情况更加困难，甚至“随时都感着断炊的威胁，即连很粗糙的杂粮如苞谷、高粱之类都经常弄得‘上顿接不上下顿’”。由上可知，衣食住行成为建校之初摆在抗大师生面前亟须解决的问题。

　　为尽快解决师生住宿的困境，抗大全体教职学员着手挖窑洞，自力更生，克服种种困难，经过两个学期的努力，“挖出了一百七十多个窑洞，使得将近千人的两个大队，立即有了新的校舍了”。

　　在这种物资匮乏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对抗大教职学员的生活尽量给予照顾，“学员们平时吃的是小米、土豆、萝卜咸菜、干豆角，一星期可以吃一次羊肉汤，偶尔还能吃上一顿荞麦面条”“每天一个学生的伙食是法币七分”。

　　关于穿衣问题，学员们“穿的是灰布军装，夏天一身单，冬天一身棉”，头戴军帽，束着腰带，还要打绑腿，穿草鞋。打绑腿对于刚来抗大的知识分子学员来说是很有难度的一件事。有一个叫白湘的女学员因为早晨匆忙没有打好绑腿，在早操跑步中途一条绑腿散下来差点绊倒，所以在晚上休息时总是将绑腿解开又重新打好睡觉，这样不但睡不好，也不利于身体健康。女生队长发现后便教她打绑腿，经过学习她也可以打成紧绷绷的人字形绑腿了。

　　1938年以后，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抗大的办学地址不断转移，师生衣食住行也因地域不同而面临不同的困境。如抗大一分校在太行山办学的时候，粮食奇缺，时任抗大副校长何长工回忆道“我们有时只能吃柿面拌谷糠，为了弄到一点粮食，我们往往从太行山长途跋涉到上党盆地同敌人展开抢粮斗争”。抗大在浆水镇敌后办学时，正值抗战最艰苦的时期，遇到的最大难题即住宿与吃饭问题。为解决这一难题，抗大全体教职员发挥在延安时自力更生的优良传统，“集中力量整修破房、残院、旧庙和牛、羊、马圈，不久这些地方一改旧颜，成为抗大学生的住处。住房问题解决后，吃、穿、用各个方面也是困难重重，吃的方面，从校领导到每一个抗大师生，一年的饭菜主要吃黑豆、高粱、酸枣面、柿子面和谷糠炒面，玉米、小米数量都很少”。尽管如此，这些还是难以满足抗大师生的日常需要。因此，从敌占区抢粮、征粮、从远处背粮成为抗大师生的任务。

　　总之，动荡的战争环境下，面对基本生活保障困难的境遇，抗大师生以乐观的精神迎难而上，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学习的条件。同时在不断变换的战时环境中，抗大师生适应环境的能力不断提升，这也为他们毕业后奔赴前线面对更恶劣的环境做好了心理建设。

　　日常教学

　　日常作息是考察日常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团结、紧张、严肃、活泼既是抗大的校训，也是抗大师生在校期间日常生活中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把学员培养成“军政兼优、德才兼备”的骨干，必须从严格的军事生活入手。抗大师生的日常生活具有鲜明的军事化特点，起床、集合、出操、吃早饭、上课、午休、晚饭直至熄灯就寝都有严格规定。晚间还有放哨站岗，领导进行查铺查哨。抗大的纪律性要求非常高，日常生活中有严格的时间要求，哨声就是命令；上课时不允许迟到或者早退；节假日外出也要跟校领导请假批准后才可外出，归队要及时办理销假手续等。

　　学校对男女学员日常交往要求非常严格，尤其原则问题的处理非常严肃。据抗大学员后来回忆：“为了让大家集中精力专心学习，我们规定学习期间不许谈恋爱、不许结婚，毛泽东也同意了。后来一位领导同志与一女生结婚，学生队的反应很大，毛泽东很火，把他撤职了”。

　　上课是抗大学生日常作息尤为重要的一环。上课地点可以是学员们的运动场，也可以是老乡的晒谷场，席地而坐，或者用背包当凳子，用膝盖当桌子，雨天时在窑洞内上课。每天有三个小时至五个小时功课。

　　学员的学习内容均以抗日救国为中心。正如毛泽东所言：“你们在这里学习的时间很短，只有几个月，学不到很多东西，但你们可以学一样东西，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学一个宗旨，这个宗旨也就是全国的全中华民族的宗旨——抗日救国”。政治教育是抗大教育的特色。毛泽东在《关于整理抗大问题的指示》中指出“学校一切工作都是为了转变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中心一环”，以此为中心的课程设置主要有《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抗战期中的政治工作》《抗战期中的民众运动》《抗日的游击战术》《射击》《防空防毒》等，以后则还有《学习方法》《哲学》等关于怎样学习的东西，其中授课教材主要有《政治经济学》《哲学》《联共（布）党史》《中国近代革命运动史》等。同时在政治教育中将党的不同时期路线、方针和政策贯穿到教学内容之中，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更好地促进了抗大学员思想的统一。作为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最高军事学府，军事教育在整个教育计划中占很大的比重。

　　文化课的教学也是抗大日常教学的一项重要内容。文化教育以“语文、算术、历史、地理、自然常识”为主要内容进行。抗大创办初期的课程兼顾军事教育和政治教育，文化教育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如抗大第一期将学员分为三个科，一、二科基本上采取军事课和政治课并重的方式教学，学习哲学、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军事战略学等内容。到了第三科由于学员大多为工农出身，文化程度较低，原先制定的教学计划显然不适应第三科的学员学习，因为文化教育的程度严重影响着学员对于军事教育和政治教育的接受程度。为此，毛泽东特意对当时抗大的教学计划作出了批示：“三科的文化教育（识字、作文、看书报等能力的养成）是整个教育计划中最重要最根本部分之一”，并进一步强调“应该把文化课增加到全学时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在定期检查时，把文化课作为重要的检查标准之一”。根据毛泽东的指示，抗大第三科的教学计划采取了文化、军事、政治并重的原则来进行。此后，抗大每期的教育计划都是根据学员的文化程度来制定的，体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原则。

　　文体活动

　　在物质生活条件艰苦和学习战斗任务紧张的情况下，抗大师生日常文体活动丰富多彩。为丰富学员的课外生活，抗大组织师生开展了各种文体活动。如组织各种小组会，讨论会，座谈会，娱乐会和特别讲演，以俱乐部为中心，由学生自发管理体育、文化、卫生、经济各方面的生活。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西行漫记》中记述道：“有的学员在两个球场上打篮球；有的在保安城外一条黄河支流旁边草地上的一个网球场上打网球；有的在打乒乓球；有的在写东西，读新到的书报，或者在他们简单的俱乐部中学习。”

　　在日常生活中抗大师生开展的体育活动也是有声有色。抗大建立之初担任第一科政委的罗荣桓发现学员们整天读书，身体素质都有所下降，便要求大家晚饭后不准读书。后与其他校领导商量，决定先从体育活动着手准备，“没有篮球架，买4根柱子，钉几块木板；没有球筐，找两个桶箍；没有球场，自己动手平”。据抗大学员后来回忆，纵然当年延安的物质生活十分艰苦，但抗大体系下的各大队都建立自己的篮排球场，各大中队又相继建立了大中队的篮排球队，体育用具都是由总校出面派人去外面购买的。同时在救亡室的领导下，队与队之间也相互挑战，开展篮排球赛。

　　文艺活动作为日常活动的一种新形式也异常活跃。文艺活动主要由抗大各大队成立的救亡室来组织进行。抗大救亡室主要由“救亡室主任、文娱委员、经济委员、墙报委员、体育委员”组成，并在队党支部的领导下有计划、有组织地开展文娱活动。救亡室规定“每周日要有一次晚会，集合大家在一起，演剧，唱歌，讲故事，尽情的快乐一晚”。据抗大女学员回忆道“我们三个大队数百个武装同志热闹的挤满了屋角，于是各队练习好的新歌便在互相叫嚷的笑声中接连地唱着……每队自编自排自演来互相竞赛独幕剧”。他们之间互相合作，一起为抗大的文娱活动出谋划策。

　　唱革命歌曲是文娱活动里面最活跃的活动，抗大的学员大多也比较年轻，文化程度稍好并且学习速度也快，学习积极性比较高，一般队里先教唱谱，后领唱歌词，教几次大多数都学会了，而且每天都唱。当时所唱歌曲主要有《抗大校歌》《八路军进行曲》《延安颂》《生产谣》《大刀进行曲》。这些歌曲贴近抗战形势，通俗易懂，通过传唱可以增强抗大师生对日作战必胜的信心。

　　生产劳动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出现了严重的困难。为克服经济上的严重困难局面，中共中央决定开展生产自救运动。毛泽东在抗大干部大会上指出：“现在财政经济这样困难……我们不仅要把抗大办下去，办得更好，而且还要发展、扩大！手拿锄头是可以开荒的，这个叫自力更生。”时任抗大副校长罗瑞卿在动员大会中号召广大师生参加大生产运动，“我们的生产运动，不仅是为了自己，为了边区，同时也是为了全国，为了援助前线后方”。他还向大家提出了具体生产任务：“一，这次分配给我们抗大的是三千三百石细粮，粗粮是六千六百石，抗大有六千八百人，大约每人平均担负一担粮；二，五千套军衣春用，五千套棉衣冬用；三，若干双鞋袜，没有确切字数；四，绑腿问题也由学校自己解决；五，吃菜吃肉要自己解决。”动员大会后，在抗大校领导的带领下，全校师生立刻投入生产运动。

　　为了完成生产指标，抗大将生产运动纳入教育计划之中，大生产运动也成为抗大学生的一门新的课程。全体抗大师生以共产党员作为劳动的先锋，完成每人开荒二亩至三亩的任务。除此之外，还鼓励开展多样性的生产，除农业上的开荒种地外，自己弹棉花、纺线、开办缝纫工厂，解决穿衣问题外；自己制作粉笔、墨水、肥皂、纸张等日用品和学习用品。

　　1943年春，抗大总校决定返回陕甘宁边区继续办学。学校抵达陕北绥德后，为实现安定教育，抗大师生积极响应党中央“自己动手建设革命家务”的号召，在全校展开了生产建设运动。“经过半年多的努力，生产建设运动取得了很大的成绩，除被服外，粮食生产自给了百分之五十八以上，共获纯利四千万元，节约在五百五十万元以上”。在此次生产建设运动中，抗大师生自己盖窑洞、开操场、耕地种粮食蔬菜，还开展副业生产，如“捻毛线、织麻袋、做鞋、编筐、养蚕”，初步改善了边区的物质生活。1944年生产运动的方针确定为：“农业方面解决蔬菜自给；畜牧业以养猪为主，兼养羊、牛、鸡、鸭、兔；副业生产有生豆芽、磨豆腐、开粉坊等；手工业生产主要是开煤矿、打毛线品、做鞋子。”该年抗大的生产运动各连队自给达到了64%。

　　全面抗战时期抗大师生日常生活多重面向的梳理，能够透视出中国共产党在“非常态”下干部教育任务的艰巨性，亦能反映出中国共产党在困境面前解决实际问题的创造性。抗大师生的日常生活寓于政治教育、军事教育、文体教育、生产教育之中。抗大成为真正的“革命熔炉”，广大学员成为既会打军事冲锋，又会打政治冲锋的军政干部。

　　（作者单位：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