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治水这么大工程，为何一点遗址也没留下？专家：治的不是黄河

中国人自小就听闻大禹治水的相关事情。大禹三次路过自己的家门都没有进去，而且还疏通了九条河流，划定了九州。听起来很厉害。但是仔细思索却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如此浩大的工程，竟然没有留下几处像样的遗址。

考古队在黄河流域进行了多次翻查，仅仅找到了一些零散的祭祀庙，并没有发现大规模的水利痕迹。俄罗斯有一位学者名叫郭静云，前几年提出了一个惊人的观点，声称大禹所治理的根本不是黄河。需要从四千年前的大洪水说起。《史记》中记载，在尧那个时期，“洪水漫天，连山都被淹没了”。老百姓逃到山上啃树皮，在树梢掏鸟蛋，生活非常凄惨。尧首先派遣禹的父亲鲧去治理水患，鲧采用了九年的堵塞方法，修筑的堤坝比山还高，但是洪水一来全都被冲毁了。

之后禹接手了这件事情，全部改变了方法——把堵塞变成疏通。可奇怪的是：按照当时的生产水平来治理黄河，就好像用绣花针去凿穿秦岭一样困难。丁文江先生早就怀疑过，就连用现代技术来疏通黄河都不容易，更不用说新石器时代了？俄国专家郭静云翻阅完古代书籍后发现，那时候黄河的水比现在清澈，反而是长江流域水患经常发生。她还列举了浙江良渚的例子——那里挖掘出了五千年前的水坝遗址，规模和小型水库大体相同。这么看来大禹治水的“水”，或许原本就不是我们所认为的那一条河流。民间的记忆常常像滚雪球一样发生变化。

湖北存在禹功矶，安徽涂山有禹王宫，四川北川也声称自身是大禹的故乡。这些地名如同撒下了众多豆子一般，把真相给弄混淆了。有一次举办禹羌文化研讨会的时候，一位老学者敲着茶杯说道：“我们中国人纪念英雄，就喜欢在自己家的门口修建一座庙宇”。

要是真拿洛阳铲去进行挖掘，那么十有八九是宋朝以后建造的。在2002年香港的古董市场有一件青铜器出现，这使得学界炸开了锅。这个东西叫做遂公盨，它是西周中期的，其肚子上刻有98个字：“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这是目前最早提及大禹的实物，比《史记》早了八九百年。但是铭文之中半句都没有提到黄河，仅仅只是说疏通河道。

李学勤先生拿着放大镜的手当时都在颤抖，还接连说着“找到根了”。俄罗斯的专家顺着这条线索往下探究，牵出了更为意外的线索。她发现黄河流域龙山文化遗址，比如像二里头、陶寺这类遗址，都修建在高台地面之上，原本就不惧怕洪水。而长江中游江汉平原，古代云梦泽那一片沼泽到处都是，到现在还常常闹水灾。关键的证据是锶同位素检测——在湖北屈家岭遗址的陶器上，发现了江汉平原特有的矿物痕迹。这也就意味着四千年前，这里或许真的有大规模的人口迁徙 。

那大禹所疏导的会是长江的支流？这么去想并非没有缘由。在《尚书·禹贡》划分九州的时候，扬州、荆州的水系被记载得比黄河还要简略。屈原在《天问》的开头就发问：“洪泉极深，何以置之？”楚国人对于洪水的记忆显然更为深刻。

甚至大禹娶妻的涂山，如今考古发现是在安徽蚌埠，处于淮河和长江的中间地带。那为什么所有传说都朝着黄河那边靠拢？或许这样来看：周人从西北兴起，灭掉商朝之后要证明自己的正统地位，肯定得把英雄史诗往自己家的门口搬。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时候，又恰逢汉武帝拼命堵塞黄河瓠子口，干脆把当代治水的焦虑放到古代去了。层累的历史形成了，就好像给老照片反复上色一样，原本的眉眼反倒变得模糊起来。倒是想到了一个有意思的对比。

西方存在着诺亚方舟躲避灾难的事情。中国的大禹偏偏要去“凿龙门，通漯水”，与自然进行强硬的对抗。这种精神气质，或许比具体治理哪条河流更为重要。湖北荆州有一块明代的石碑，上面刻着“禹稷躬稼”。有老农说当下雨的时候碑上的纹路会显现出一些血丝，这肯定是民间胡乱编造的，但是也能够说明百姓真正铭记的，不是工程有多么厉害，而是那股“沐甚雨，栉疾风”的劲头。2016年《科学》杂志上有一篇论文，说在青海喇家遗址发现了史前大洪水的证据。灾难的现场非常凄惨：母亲抱着孩子冻死在淤泥之中，陶罐里还装着没有吃完的小米。但是这场洪水发生在公元前1920年左右，比传统认为的夏朝还要晚好几百 年。

你看，就连最厉害的碳十四测年，都难以和历史记载完全对应上。那么再回到最初的问题：为什么找不到遗址？或许是因为大禹治水原本就是一场“记忆合流”。长江流域的部落疏通过沼泽，黄河流域的族群治理过泛滥，这些事情在甲骨文时代之前就口头流传着，最后都汇聚到了一个叫“禹”的英雄身上。

各个地方都存在着类似“望夫石”这样的事物，它们将人世间的很多悲欢离合的情感寄托在了山水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