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庾岭开前乌迳路为南北通衢说质疑——兼探唐宋至明乌迳路的发展与兴盛

江西地名研究

关注我们，获取更多地名资讯

SPORTS

摘要：嘉靖《南雄府志》所谓乌迳路为“庾岭未开，南北通衢也”一语，源于明人胡永成的《开路六难议》，然胡氏所载并不可信，前人基于此得出乌迳路为唐庾岭开前之南北通衢一说不能成立。古代乌迳路虽有浈、桃二江可供航运，且连通二水的陆地较为平坦，很早成为中原士民由赣入粤的道路之一；但因陆路迂远，水路多险滩，长期以来仅作为支路发挥作用，直到宋代才逐渐凸显其作用，成为赣粤间一般货物及广盐走私比较重要的通道。尤其是在广盐走私方面，宋代乌迳路似较大庾岭路更为重要，只是受江西营销淮盐政策的影响，由私盐带动的道路交通还比较有限。明代渐许广盐入赣，大量广盐进入南、赣、吉等府。在此过程中，因大庾岭路费脚力、关税重，而乌迳路所经的信丰等县很长一段时间不必纳税，致使众多往来于赣、吉等府的盐商改走乌迳，并促使各方整治此路，使其逐渐发展成为赣粤乃至南北地区以盐为主但又不限于盐运的交通要道。

关键词：乌迳路；大庾岭；南雄；信丰；南北通衢

在古代，中原王朝若由江西进入广东一般走大庾岭路。这条路自唐张九龄主持修凿后，因大大方便了过岭，密切了赣江和珠江两大水系之间的联系，成为中原王朝南下交广乃至出海最为重要的通道之一。此外，古代赣粤之间紧挨着大庾岭还有另外一条比较重要的路，即今日人们习称的“乌迳古道”。这条路由南雄溯浈江东行至乌迳，再陆行至信丰九渡下水，入桃江、贡江，即可抵达赣州，亦颇通达。有关这条路最重要的记载，见于嘉靖《南雄府志》，其文曰：“乌迳路，通江西信丰。陆程二日，水程三四日抵赣州大河。庾岭未开，南北通衢也。”此载附于“大庾岭路”条之后，将乌迳路与大庾岭路并举，可见当时此路之重要性。而末一句谓乌迳路在张九龄开路前乃南北往来之大道，如果属实，则说明乌迳路由来已久，历史作用更不容忽视。

作为古代赣粤间的要道之一，学界亦很早关注到乌迳路，并积累了不少成果。这些成果为今人了解和进一步研究乌迳古道奠定了基础，但其中的问题也值得重视。首先，几乎所有学者都信从嘉靖《南雄府志》的记载，认为乌迳路在唐庾岭开前为南北通衢。然而，无论是张九龄开路前还是之后，直至明代，有关乌迳路的记载均十分匮乏，很难与它作为通衢大道的地位相匹配；且嘉靖《南雄府志》的成书距张九龄开路八百余年，作者如何知道庾岭开前乌迳路的情况？有何依据？很值得怀疑和追究。其次，对于庾岭开后乌迳路的情况，前人多依据明代资料，笼统地认为仍然十分繁盛；或以为逐渐衰微，至明代中叶始又日渐凸显作用。对唐宋时期乌迳路的情况，缺乏深入探究。再次，不少学者都注意到乌迳路与明代广盐入赣有关，是粤盐北运的重要通道，但盐运与乌迳道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盐运具体如何影响乌迳道的发展演变？前人的研究则较为薄弱。有鉴于此，笔者拟先对庾岭开前乌迳路为南北通衢这一说法进行考察和辨析，在此基础上探究唐宋至明乌迳路的发展与兴盛。不当之处，敬祈方家指正。

一

唐以前的乌迳路：庾岭开前乌迳路为

南北通衢说质疑

SPORTS

唐庾岭开前乌迳路为南北通衢说首见于嘉靖《南雄府志》，后被顾炎武《肇域志》、万历《广东通志》、乾隆《南雄府志》、道光《直隶南雄州志》等志书广泛接受，又被今日学者普遍信从，几成定说。然而正如文章开头所言，嘉靖《南雄府志》的记载值得怀疑。前人于此多不注意，往往将其作为信史加以采用或论证。笔者考证则发现，府志“庾岭未开，南北通衢也”一语，实源于嘉靖年间南雄知府胡永成的《开路六难议》，但其所载亦不可信。因此说事关庾岭开前赣粤间的交通形势，故于此首先予以辨析说明。

胡永成，字思贞，号嵿泉，吉州安福县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官至广东按察副使。在担任副使前的嘉靖二十年至二十三年（1541—1544），任南雄知府。他到南雄的第二年，有吉安商民告从南雄府严塘河下装载盐引，新开山路至南安小明里河。胡氏觉得此举于雄民不便，遂作《开路六难议》论之。这篇议论最早收录在嘉靖《南雄府志》卷下，紧挨前揭“乌迳路”条之后，条作“知府胡永成《开路六难议》”。议论的内容见下文。此处值得注意的是，该议论开头即谓“其一”“其二”云云，不大像一篇完整的议论，应该还缺了一部分类似于引言的文字。这一点从罗洪先所撰的胡氏墓志可以得到证明，据墓志载：

会议者言小明路事，君复建六难之说。始庾岭未开时，道入东河抵乌迳，出信丰，至今商盐用之。而射利者，欲从西河入南安小明。君之六难说曰：“塞乌迳路，废小民业一；西河在下流，移桥关费巨二；减盐牙税势，须增民料价三；新道险僻，必多增巡徼四；开道撤江岭藩篱五；西河浅小，水利不便六。”议者诎其说，事竟寝。

这段文字应该是胡氏之子或罗洪先根据胡永成的《开路六难议》改写的。可以明显看出，胡氏在正式阐明六难之前，还有一段类似于引言的文字——在墓志中简化为“始庾岭未开时，道入东河抵乌迳，出信丰，至今商盐用之。而射利者，欲从西河入南安小明”两句——以说明他发表议论的缘由。

再看嘉靖《南雄府志》的记载，“知府胡永成《开路六难议》”条虽缺了“引言”，然细看前一条“乌迳路”之记载，却云：

乌迳路。通江西信丰，陆程二日，水程三四日抵赣州大河。庾岭未开，南北通衢也。嘉靖壬寅，吉安商民郭嘉万等，告从本府严塘河下装载盐引，新开山路，至南安小明里河，非雄民便。

这条材料包含三个信息：一是南雄经乌迳路至信丰及抵赣州大河之路程，二即谓此路为庾岭开前南北通衢之重要论断，三为商民告开新路一事。后面紧接着就是胡氏的《开路六难议》。对照墓志记载可知，所谓“庾岭未开，南北通衢也”，实对应“始庾岭未开时，道入东河抵乌迳，出信丰，至今商盐用之”；商民告开新路，则对应“而射利者，欲从西河入南安小明”。《南雄府志》成书于嘉靖二十一年十月，胡氏议论亦发表于是年，并收录在府志中，当在府志成书之前。由此推断，嘉靖《南雄府志》“乌迳路”条主要是根据胡氏《开路六难议》开头的一段文字编辑而成，“乌迳路”条和“知府胡永成《开路六难议》”条合并即胡氏议论的完整内容。府志“乌迳路”条中“庾岭未开，南北通衢也”一语，实源于胡永成的《开路六难议》。

胡氏议论的完整版今已无存，墓志所载胡氏议论中“始庾岭未开时······至今商盐用之”一句，盖亦非原文（观墓志简化议论的其他内容可知）；然较府志之简化，无疑保留了更多信息。胡氏这句话的意思是：在张九龄开路之前，大道从南雄东河抵达乌迳，出信丰，直到今天商盐运输仍在使用。这是目前所见最早提出乌迳路为唐庾岭开前之南北大道的记载。但笔者以为胡氏此说并不可信，理由如下：

首先，胡永成距张九龄开路已八百余年，不可能亲身了解唐代乌迳路的情况。他是吉安人，到南雄才一年多，对当地的历史和地理情况想必也不熟悉，故他对乌迳路的认识，要么来自文献记载，要么来自当地的学者或其幕僚。究竟如何，今已无从考证。目前所知的是，胡氏有关乌迳路为庾岭开路前通衢大道的说法，除引用胡氏议论的《南雄府志》外，找不到第二条类似的材料可资佐证，可谓孤证难立。

其次，此说谓乌迳路为庾岭开前之南北大道，与当时赣粤间的交通情况明显不符。大庾岭自秦汉直至唐代，无论是张九龄开路之前还是之后，均为赣粤间的南北大道所在。所谓张九龄开凿大庾岭，乃新修一条更为便捷之岭路，非首开山道。在张九龄开新路之前，庾岭旧道在新道之西的游仙径一带。先天元年（712），南海武溪蛮作乱，赵慈颉受命讨伐，事毕北归，“至大庾岭半亭驿”染疾而终。半亭驿当在庾岭旧道的秦横浦关一带，明证开元凿路前大庾岭亦为南北干道（驿路）所经。

再次，胡氏六难议并非严谨的地理学或史学著作，而是带有强烈目的的政论文。其目的在于反驳、阻止商民请开小明里路，维护乌迳路带给南雄地方及百姓的利益。据胡氏《开路六难议》载：

其一······开路必强乌迳之民以塞路，而平昔以载驮为业者须尽数逐遣，而后利可尽归于南安······其二，必将本府原设太平桥改建下流一二里间方可济事······一旦改作，数千金之费无从而出也。其三，必须别处保昌料价。盖乌迳牙盐及沿河盐店不下一二百户，因此盐利岁纳牙税银千两抵补前料，设使桥既下移，盐往西行，此辈俱不获利，又岂肯虚赔前税？势必派于保昌之民，昌民方困于虚粮，又复以此加之，是安人受利、雄人受害······其四······今查此路西通湖广、北通江西、南通广东，若巡司不设，则奸细交通得以自由，万一生变，咎将谁归？其五······夫此路一开，不过南安盐牙店家倍专其利而已，至于军饷全无干系······其六······今乃率尔告开新路，恐求利未得而先有开路之费······况沿途俱系纳粮田地，而以为人马通衢······亦恐得罪于民也。

可知小明里路的开凿将严重影响到乌迳路以盐运为主的商业交通，进而影响到南雄的载驮业、盐税、军饷收入等多项军政、民生事业。而据万历《广东通志》记载，当时请开小明里路者乃“吉安奸商籍权贵”，声势颇大。带头的商人又是胡永成同乡，显有利用同乡关系达到开路的目的。在此形势下，胡氏及其幕僚势必拿出有力的理由进行反驳，包括将乌迳路说成是庾岭开前的南北大道。这是完全有可能的。

又据嘉靖《南雄府志》所载可知，明代南雄的学者以为秦汉时期的横浦关即张九龄所开岭路上之梅关，即不知张九龄开路前别有干道经过庾岭，而以为开元开路前庾岭道路难通，非干道所在。这一错误认识或许是导致他们将明代兴盛的乌迳路（有关明代乌迳路的繁兴，详下）视作庾岭开前南北大道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所谓乌迳路为庾岭开前之南北大道，应该是胡永成等人在不了解张九龄开路前别有干道经过大庾岭的情况下，为维护乌迳路的交通地位，保护南雄在盐税、军饷收入等方面的利益而产生的一种说法，并不可信。实际上，清人对此说法已有所怀疑，如《大清一统志》载乌迳路，只谓“在州东大黄里，路通江西信丰县”，并无南北通衢之类的描述。

嘉靖《南雄府志》“庾岭未开，南北通衢也”这句话，乃前人论证乌迳路是比梅关路更早开通的南北通道的主要依据。它的问题，已如上辨。除此之外，论者还从庾岭开前人们行走乌迳路的案例及自然条件等方面进行论证，笔者以为均不足以支撑庾岭开前乌迳路为南北通衢说这一论断，试辨如下。

首先，关于庾岭开前行走乌迳路的案例，目前论者只在一些族谱中找到两例：一是西晋末年的李耿。据1997年《新溪李氏十修族谱》中一篇题为李德裕所作的《晋太常李公介卿传》记载，晋愍帝朝太常李耿以直谏获罪，左迁始兴郡曲江令：“于建兴三年乙亥秋，奉上曲江之遣，挈家之任，由虔入粤，道经新溪，环睹川原幽异，可卜筑以居······于是遂隐居新溪之岸。”新溪即乌迳镇新田村，在乌迳西南的浈江南岸。二是武周时期杜如晦之孙杜正宇。据1995年《中国江南杜氏联修族谱·明杜氏重修谱源序》载，贞观十九年杜如晦三子杜愉悦任端州刺史，后卒于任。其子杜正宇，弘道元年（683）以文武才获广州都督的荐举，应召北上，“时粤未经通道，宇公道经广与韶，路经乌迳，值高庙崩，嗣圣即位”，“武后称帝”，于是托病不进，定居乌迳。

上述族谱所载多有矛盾，且攀援附会的迹象明显，能否作为信史还很难说；退一步讲，即便可信，自秦汉统一岭南以来，至中唐七八百年的时间内，仅能找到两个行走乌迳路的案例，不正说明这条路不太重要、不大可能是南北通衢吗？当然，攀援附会的族谱资料往往含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晋太常李公介卿传》载李耿事，发生于西晋末年五胡乱华导致中原士民大举南迁之际。其时岭南也是移民迁入的一个重要地区。谱传载李耿事迹或有可疑，但其反映魏晋时期有部分移民经乌迳路进入岭南则是可信的。类似的案例也见于一些江西方志中，如天启《赣州府志》引《南康志》载：

晋叶率为九江太守，与兄大司马混、太守仲通避刘曜之乱，奔豫章南埜东界。率卒于榖山，混卒于首方口，仲通卒于乌漾滩，皆今信丰地也。故俱庙祀焉。

乌漾滩乃桃江下游险滩（详下文）；榖山在信丰县西二十里，其北麓即乌迳路。叶率兄弟奔南埜东界的事迹同样难以考实，却反映了魏晋时期有北方移民经信丰、乌迳路往南迁移的事实。不过，这也只能说明唐以前的乌迳路已开辟为南北道路，而不能就此认为它是比大庾岭路更为重要的通衢大道。

其次，自然条件方面。乌迳路有信丰的桃江、南雄的浈水可供航运，且连接两河的乌迳一段陆路地势较为平坦，不像大庾岭崎岖险绝，难以攀越，故论者以为在唐庾岭开前乌迳路乃岭南连接中原最快捷、最平坦的道路。此说有一定的道理，然论者只注意到南雄至大庾及信丰的局部路程，而未全面考察南雄经大庾岭和乌迳路至虔州的道路情况。综合考察就会发现，乌迳路不可能是比大庾岭路更为平坦、便捷的道路，无论是在庾岭开前还是之后。为证明这一点，笔者考证整理了唐宋时期虔州经大庾岭路及乌迳路至浈昌的水陆路程情况，见表1。

表1显示，大庾岭路无论水陆，均较乌迳路捷近。尤其是陆路，较乌迳路近约百里，这无疑是一个难以替代的巨大优势。水路比较接近，然乌迳路信丰至虔州的桃江水路险滩众多，并不适合通航。据《江西名胜志》卷12信丰县“桃江”条载：

桃江在县东，源出龙南县东桃山，北五百三十里至信丰营入贡水，有滩十五，曰乌漾、枯木、三摺、梓木、石濑、龙江、圆潭、上寒、下寒、智咽、入三港、下顺、剑门、车轮、断龙诸滩，惟乌漾石峻，舟楫难通，近年始凿去。

《大清一统志》亦载：“（桃江水）入赣县又名信丰江。中多滩险，而龙南之龙头、信丰之乌漾二滩尤甚，明季至今，开凿渐平，南雄盐利，由此通焉。”又康熙《信丰县志》卷4曰：“（桃江）中有滩······皆巨石屹立，巉岩险峻。春夏水泛，则汹涌湍急；秋冬流涸，则干浅窄□。唯通南雄盐利，余货不经焉。”同书卷8云：“且本县江小水激，滩石齿齿，大船不入，小船止载米四五十石，而为滩石所破坏者十有九焉。”可见乌迳路桃江航道险滩众多，极难通航，至明代才逐渐凿平，但也主要用于运输广盐。直到现代，桃江信丰至信丰江口一段河道航行仍然比较困难。与之相比，章江的干流航道则水流平缓，险滩很少，常年通航10~15吨级帆船。明清至今已经凿平的桃江水道尚且如此，则唐宋及之前桃江糟糕的通航条件亦可想见。陆路较大庾岭路迂远，水路又通航困难，乌迳路实际上并不具备优良的自然条件使其成为沟通南北的通衢大道。

综上，古代乌迳路因有桃江、浈水的水运之便，加上连接两河的陆路无高山险阻，很早便已形成道路。在魏晋南北朝人口南迁的浪潮中，部分中原移民可能已经通过此路进入岭南地区。不过，受陆程迂远及水道桃江下游多险滩、不便通航等因素的影响，该路长期以来仅作为辅路发挥作用，并不像嘉靖《南雄府志》记载的那样，是唐庾岭开前的南北通衢。府志“庾岭开前，南北通衢也”一语源于胡永成的《开路六难议》，但胡氏议论中的说法应该是在不了解张九龄开路前别有干道经过大庾岭的情况下，为维护当时乌迳路的交通地位、确保南雄在盐税、军饷方面的收入等利益而产生的，并不可信。

二

唐宋至明乌迳路的发展与繁兴

SPORTS

嘉靖《南雄府志》谓乌迳路为庾岭开前之南北通衢虽不可信，但它首次以乌迳路之名将其载入官修志书，则足见当时此路之重要性。明中叶以后，有关乌迳路的记载也多了起来。这些记载除了沿袭《南雄府志》旧说之外，主要记录了乌迳路在盐运与军事方面的作用，充分体现其重要性，足当赣粤乃至南北往来之要道。这种地位一直延续到近代。至民国雄信公路修成后，此路甚至成为“对于粤赣交通及军运最关重要”的道路。明清以来的乌迳路繁盛如斯，而唐以前的乌迳路并不重要；那么唐宋时期乌迳路又是怎样一种情况？明代的乌迳路是如何发展兴盛起来的？以下即分唐宋及明两个阶段进行考察，探究乌迳路的发展与兴盛轨迹。

（一）唐宋时期的乌迳路

唐宋时期的乌迳路，相关记载亦颇匮乏；唐代的记载尤为少见，除前揭难以证实的杜氏族谱所载之外，仅能从一些零碎、间接的史料，了解到唐末五代乌迳路的部分情况。首先是根据嘉靖《南雄府志》记载，乌迳平田村有宝成院、新田村有临水院，俱建于唐咸通年间。宝成、临水二院建于此要冲之地，恐非普通佛寺，而是具有一定接待庵院性质的寺院，推测唐末乌迳已是交通较为通达之地。其次，据一篇题为谭大初所作的《溪塘水东陈氏地舆记》记载：“雄州东七十里，古志名莲溪。初置雄州，经之营之······此古营建处也。学宫神庙设其制，衙署城池定其规模，至今基址犹不朽焉。”即谓溪塘（今溪塘村）为五代南汉雄州州治所在。南汉设雄州于乌迳道，似乎说明当时此路已极为重要；但据罗凯燊研究，南汉之所以置治于溪塘，一是因为此地地理条件优越，二则便于向闽南、赣南扩张。可见南汉置雄州于乌迳道，主要与南汉和谭全播等控制下的虔州等割据政权的斗争局势有关，不可因此推断当时的乌迳路已颇为重要。不过，雄州既设在乌迳道上，则当时此路之重要性亦当随之提升；但这种重要性在宋灭南汉、复置南雄州于浈昌后，盖亦随之回落。

宋代乌迳路的情况，史载较详。如前揭《寰宇记》载南雄州东至虔州信丰县界一百二十八里，当指乌迳路南雄至信丰界一段里程，乃乌迳路首次被记录在地理总志中。又《永乐大典》引元《南雄路志》载：

大宁镇，距（南雄）州七十里，旧制监官文武各一员，收税兼管烟火。绍兴间改为溪塘镇，止置武臣一员，租额年终收钱一千一百二十二贯三百七十六文。

此大宁镇《元丰九域志》有载，即南汉设雄州处。盖北宋复南雄州于浈昌后，乃于旧治设大宁镇。大宁镇南宋绍兴年间改名溪塘镇，《宋会要辑稿》载有此镇熙宁年间的租额（详下）。又绍兴议和期间，王之道因忤秦桧意，被责监此镇监税。从该镇官员收税、监税之职责及年租额等信息来看，宋代乌迳路之商业交通已颇发达。又宋罗椅诗《题信丰县城六首》之四《清平今下西门》曰：“行行西复西，稍喜市声静。征夫指前路，望望梅花岭。”征夫所指当即乌迳路。征夫可能是一般的行人，也可能是从役的兵士。若是后者，则反映当时的乌迳路在军事方面亦颇重要，故两宋均设武官管理此镇。

宋代乌迳路最可注意者，在于它成为广盐走私入赣的要道。如所周知，宋代继承唐代自刘晏、第五琦等盐法政策下形成的食盐运销制度，将全国划分为若干盐区，每个盐区只能销售某一产地的食盐；无论官、商，越过规定区域行盐均属违规行为（食盐走私）。江西自唐以来即以营销淮盐为主，但这一盐区归属对虔州等地来说并不合理。因为虔州毗邻广东，运输广盐极为便利；而从淮南运盐至虔州，不仅路途遥远、成本高，且盐质低劣、价格高昂。不合理的盐区归属导致虔州等地广盐走私盛行，盐盗猖獗。为此，尽管宋廷采取了包括设置州军、以武弭盗等方法进行治理，皆收效甚微；元丰五年（1082），朝廷又试图改革虔州盐法，许运广盐入虔，很快也以失败告终（至元祐元年，1086）。此后除南宋初的短暂几年外，直到明代，虔州均以营销淮盐为主。是以两宋虔州盐政一直未得到有效治理，广盐走私盛行，相关记载不绝如缕。如王安石《虔州学记》谓虔州为“交、广、闽、越铜盐之贩，道所出入”之地。曾巩《光禄少卿晁公墓志铭》曰：“（虔）州近盐，多盗与讼。”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载：“（虔、汀）二州民多盗贩广南盐以射利。每岁秋冬，事田既毕，往往数十百为”叶适《朝议大夫秘书少监王公墓志铭》云：“赣广间，常以岁杪贩盐，空聚落，往返号盐子，所过辄杀伤官军，故有盐子狱。”李纲《申督府密院相度措置虔州盗贼状》曰：“虔州地险民贫······私贩为业。自军兴以来，啸聚为盗······往广东贩盐以图厚利。”方大琮与郑金部书述广东的情形曰：“其地产盐，而自汀赣、自湖南来，动以千百为群。”。

那么，宋代赣粤间的私盐贩子主要通过哪些路将广盐运入江西？据太平兴国间执掌广州市舶司的杨允恭上奏，当时有大量百姓盗贩海盐入岭北，因请建大庾县为军，官辇盐市之。朝廷遂诏建大庾县为南安军，“自是冒禁者少”。可知早在北宋立国之初乃至更早的唐末五代，广盐走私入赣已颇为严重，不过当时主要走大庾岭路，故有杨允恭请置南安军、官辇盐市之等查禁私盐之举。南安军的设置，对于控扼大庾岭路的私盐应该是比较有效的，所谓“自是冒禁者少”当非虚言（当然，此举不可能完全杜绝大庾岭路的广盐走私，当中应有部分私盐仍从此路入虔）。大庾岭路既遭查禁，则盐贩子为厚利所驱，必然会寻找其他路径。据南宋文同《屯田郎中阎君墓志铭》载：

虔州民私贸盐以自业，世世习抵冒，虽毒惩痛断，然不肯少悔者。朝廷既亦以厚格当所获，故捕吏务多得······公下论切戒，谓不可复者。比会，信丰令尝击此等囚逮二百人，公引前一二简诘，获犯实者五之二。自是盐狱遂省，至今人讴歌之。

信丰令捉拿的盐盗近百人，乃至于出现专门针对私盐贩子的“盐狱”，可见当时信丰县广盐走私之盛。而信丰乃乌迳路入虔必经之地，由此推断当时许多盐贩子是经乌迳路运盐入信丰至虔、吉等地的，乌迳路乃宋代广盐走私入赣的要道之一。乌迳路的私盐同样遭到官府的打击，但因其道路险绝及相比大庾岭路乌迳路私盐查禁力度小，更加容易偷运，这或许是盐贩子选择此路的主要原因。

由上可知，宋代乌迳路已成为一般货物及广盐走私等比较重要的通道。不过乌迳路毕竟不如大庾岭路便捷，直到宋代它的作用也还难与作为驿路干道的大庾岭路相比，这从相关文献对两路记载的多寡可以看出。有两组宋代南雄州在城和溪塘镇的商税数据，一组是北宋熙宁年间的，相差12倍；一组为南宋初年的，相差6倍多，也直观地呈现出两路在商业交通上的差距。乌迳路在广盐走私方面或许要比大庾岭路重要，但走私终究为官方所不许，常受地方官员的打击，故由私盐流通带动的道路交通应该也是比较有限的。

（二）广盐入赣与明代乌迳路的繁兴

如前所述，明代的乌迳路逐渐兴盛，成为赣粤乃至南北往来的要道。且从相关记载来看，明代乌迳路的繁兴与食盐运销密切相关。如嘉靖《南雄府志》卷上载乌迳有盐牙行二十四名，同书卷下胡永成《开路六难议》谓乌迳牙盐及沿河盐店不下一二百户。前揭胡永成墓志谓乌迳路至今商盐用之。这是南雄的情况，再看信丰。据康熙《信丰县志》卷4载，位于九渡水一带的竹丝陂，弘治、正德及嘉靖初设有盐行。又同书卷5曰：“信丰旧食广盐······素无税额。嘉靖二十四年，太和□阳照等争撑船埠头，自首情愿纳饷，遂兴税例，渐设官抽税，佥立牙行，认纳税银二百四十两。”知明代信丰的盐运亦十分繁荣。上述记载还显示，明代乌迳路不仅是私盐，也是官盐运输的要道，这与唐宋时期的情况大不相同。出现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在于明朝改变了唐宋以来江西营销淮盐的局面，许南、赣、吉等府行广盐。正是广盐的大量进入江西，导致和促成了乌迳路的繁兴。

有关明代广盐入赣及江西盐区归属的变化过程，前人已有很多研究，兹不备考。根据方志远、黄国信等人的梳理，其过程大致如下：明初洪武三十年，因广西缺饷，改募商人于广西纳米，赴广东支盐，运至江西南、赣、吉、临四府发卖。此为明代江西行广盐之先例，不过只是当时的权宜之计，并未改变原来的盐区归属。至正统、天顺年间（1436—1464），因两广动乱频发，为筹措军饷，两广总督乃请运广盐至江西南、赣二府等地发卖。南、赣二府行广盐自此始。正德六年（1511），因江西流民起事，主持江西军务的都御史陈金为筹集军饷，又请许广盐至袁、临、吉三府发卖；至正德九年止。正德十二年，南、赣剿匪，王阳明又请行广盐于袁、临、吉三府，至次年战事结束止。嘉靖五年（1526），南赣巡抚潘希曾复请许袁、吉、临三府行广盐，经兵部力争，获准。此后经反复争论，最终于嘉靖十五年确定南、赣、吉三府食广盐，袁、临二府则仍食淮盐的局面。

盐区改变必然导致大量广盐进入江西。一般情况下，大庾岭路仍是最主要的运道，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上文已知，明代江西有南、赣、袁、吉、临等五府改行广盐，其中袁、临二府时间较短，南、赣、吉三府则长期食广盐。五府当中，南安与南雄仅一岭之隔，广盐运入必走大庾岭路；但赣、吉、袁等府却未必如此。嘉靖五年，潘希曾上奏称：

臣又访得，广盐自南安过岭，下贡（章）水者多系拆卖，有引官盐称为大路······又有畏惧南雄府太平桥查盘，俱从小路越信丰县横田江、九渡水，径装袁、临、吉地方货卖。

可知部分盐商为躲避南雄桥关的盘查，乃改乌迳等路北上袁、吉等地贩卖。大庾岭路带给盐商的麻烦还不止此，据王阳明《议南赣商税疏》载：“随据南安府呈缴本年春季分折梅亭抽分商税循环文簿······及看得一季总数，倍少于前······盖因抽分官员止是典吏、仓官、义民等项······惟嗜贪污······以致过往客商，或假称权要而挟放，或买求官吏而带过······奸弊百端。”是南安亦设有关卡，需纳关税。即若走大庾岭路，乃需经过南雄、大庾两道盘查，缴纳两次关税；且负责抽税的官员往往贪污刻薄。这无疑影响到大庾岭路的畅通，导致部分盐贩、商民改走乌迳等路。

大庾岭路在许广盐入赣之前，过岭驮载皆于中途博换，南雄、南安二府共给其役，共享其利；自许广盐入赣以来，南货过岭者愈多，驮担者可得厚利，南雄百姓因此提议：南货过北者直至南安城下，北货过南者直至南雄城下。但南货过北者均为盐、铁粗重之物，量大；而北货过南者俱为金帛轻细之物，量小，致使南安百姓大失其利，遂致“民起私争，杀伤狼藉，文移旁午，商旅不通，两府交病凡二十年间，屡断屡争，卒无宁岁”，直到成化十四年（1478）才在南安知府张弼的斡旋下得到解决。这一长达二十年的纠纷导致的庾岭商路不通，对于赣粤间过往商旅的道路选择应该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又据嘉靖五年江西布按二司巡守岭北道左参政王大用、兵备副使林大辂呈报：

访诸盐商，自南雄太平桥榷税，般至信丰县九渡水下船，径抵赣州，商乐其便。而南安则惟章水一支，河道纡浅，兼以折梅亭换夫，颇费脚力，商人就此者少······若在南安抽分，则信丰各县所过之盐俱得不税，合无查照。

此呈显示，即便在太平桥纳了关税，许多盐商仍选择走乌迳路。何以如此？王大用等解释是因为大庾岭路费脚力，南安只有章水一支（相对乌迳路有浈江、桃江二水而言），且河道纡浅。所谓岭路颇费脚力、南安唯有章水一支属实，但云章水纡浅则与前文了解到章江与桃江的水运情况不符。这可能是因为信丰各县俱得不税，私盐盛行，王大用等害怕担责，故意夸大章江水运的困难。信丰的盐税迟至嘉靖二十四年才开始征收，从正统年间算起，有近百年的不税期。这对于赣粤之间的盐商来说，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乾隆《信丰县志》即载：

信邑地连东粤，闻有明时百货络绎，街市称辐辏焉。后缘奸民私税于桥，粤贾遂阻。今则墟市不过布帛菽粟，物无淫巧，无他大利。

可见信丰的税与不税，对乌迳路的商业交通影响极大。因此，王大用等呈报中的要害，其实仍在于大庾岭路缴纳的税重，而乌迳路所经之信丰等县不必纳税，导致运往赣、吉等府（尤其是吉安等地）的官、私盐商多走乌迳等路。从前揭潘希曾称盐商经九渡水径装袁、临、吉地方货卖，康熙《信丰县志》载太和人在信丰争撑船埠头等，均透露出乌迳路与吉安等地盐商之密切关系。

乌迳路的交通条件原不如大庾岭—赣江路，但随着大量广盐经此道北上，乃促使各方对乌迳路进行整治。如前揭《大清一统志》谓桃江下游乌漾滩最险，“明季至今，开凿渐平，南雄盐利，由此通焉”。清汪日《京省水道考》亦云：“又东则为乌漾，此江上下，极其险阻，商贾不通，明季始凿平之，可容舟楫。”据嘉靖《赣州府志》记载：“（桃江）诸滩惟有乌样石峻而险，义民周仕涌偕姪模捐资疏凿，始便。”周氏叔侄凿滩的具体时间不详，要在嘉靖十五年之前。《京省水道考》等谓明季始凿平之，盖即指周氏的这次疏凿。不过从“明季至今，开凿渐平”一语推测，自明至清对乌漾滩的疏凿当不止一次。疏凿之外，明代官府还在乌漾滩设置哨船和水手，以加强对该险滩的利用和管理。除了乌漾滩，明嘉靖年间又有信丰邑人开凿九渡水河道，使通舟楫，成为“行盐捷径”。这些整治措施必然改善乌迳路的交通条件，降低其与大庾岭—赣江路的差距，并在信丰等县俱得不税的情况下，反过来促使更多的官、私盐商改走此路，使其逐渐发展成为赣粤乃至南北地区以食盐为主但又不限于盐运的交通要道。

三

结束语

SPORTS

综上考辨可知，嘉靖《南雄府志》所谓乌迳路为“庾岭开前，南北通衢也”一说，实源于明嘉靖间南雄知府胡永成的《开路六难议》，但胡氏议论中的说法应该是在不了解张九龄开路前别有干道经过大庾岭的情况下，为维护当时乌迳路的交通地位，确保南雄在盐税、军饷收入等方面的利益而产生的，并不可信。以往学界基于嘉靖《南雄府志》这一记载，得出乌迳路在唐大庾岭开凿之前为南北通衢的说法不能成立。

古代乌迳路有浈江、桃江二水可供航运，且连通二水的乌迳、九渡一段陆地较为平坦，很早便已形成道路。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部分中原士民很可能已经此道进入岭南地区。不过，由于该路陆道较大庾岭路迂远，水道桃江中下游又多险滩，不大适合航行，故长期以来仅作为辅路发挥作用。一直到唐代，相关记载还很少见。入宋以后，有关乌迳路的记载才稍多起来，它也成为赣粤之间一般货物及广盐走私比较重要的通道。尤其是在广盐走私方面，乌迳路似比大庾岭路更为重要，但受宋代江西长期营销淮盐、禁止广盐入赣政策的影响，由广盐走私带动的道路交通还比较有限，故宋代的乌迳路总体上仍难与作为驿路干道的大庾岭—赣江路相比较。

明代渐开广盐入赣之禁，从正统、天顺年间起，先后许南、赣、吉、袁、临等五府营销广盐，其中南、赣、吉三府长期改食广盐。政策和盐区归属的改变，导致大量广盐进入江西。在此过程中，因大庾岭路存在费脚力、关税重及抽税官员贪污腐败等问题，而乌迳路所经的信丰等县很长一段时间不必纳税，致使大量前往赣、吉等府的官、私盐商改道乌迳，并促使各方势力整治、修凿此路，使其逐渐发展成为赣粤乃至南北地区以食盐为主但又不限于盐运的交通要道。

作者：王红星

来源：《韶关学院学报》2025年第4期

选稿：贺雨婷

编辑：杜佳玲

校对：郑雨晴

审定：王玉凤

责编：杨 琪

（由于版面内容有限，文章注释内容请参照原文）

微信扫码加入

中国地名研究交流群

QQ扫码加入

江西地名研究交流群

欢迎来稿！欢迎交流！

转载请注明来源：“江西地名研究”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