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监狱：关的几乎全是高官，为防止泄密，牢房内有特殊布置

1968年1月9日清晨，一辆黑色轿车停在昌平秦城监狱第三道铁门前。两名押解人员将一名瘦削的中年男子带下车，当厚重的铁门在身后闭合时，这个曾主持建造整座监狱的男人——前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冯基平，成了自己亲手设计的牢笼中的囚徒。他抬头望向高墙上密布的电网，忽然想起八年前监督施工时，苏联专家指着图纸说过的那句话：“这里将成为中国最特殊的建筑。”

1958年的秦城还是一片荒芜山地。受公安部副部长罗瑞卿指派，冯基平带着勘探队深入燕山余脉，最终选定这片被群山环抱的平野。苏联援华的157个重点项目中，这座监狱作为保密工程从未出现在公开名单中。来自莫斯科的建筑师在图纸上标注了四幢三层小楼，采用米黄色外墙与红瓦坡顶，远看像机关宿舍，近看才发现围墙高达五米，带电铁丝网在阳光下泛着冷光。

“当时野狼比人多。”曾参与建设的老师傅回忆，工人们昼夜赶工，两年内建成了编号“甲、乙、丙、丁”的四栋监舍。每间牢房配置了当时罕见的抽水马桶和洗衣设备，但所有门窗都经过特殊计算：窗户离地两米，窗台设计成向上倾斜的坡面，磨砂玻璃阻隔了视线，只留给囚犯头顶一小片被铁栅分割的天空。

讽刺的是，1967年监狱扩建时，冯基平亲自督建的六栋新监舍（戊至癸字号）尚未完工，他已被列入审查名单。这座经他亲手选址、规划的监狱，最终成为关押他的牢笼。这种命运的反转，让秦城从诞生之初就蒙上了戏剧性的阴影——它专门收纳那些曾自以为能永远掌控权力的人。

走进204区的一间典型囚室，20平方米的空间里，独立卫生间配有坐式马桶，墙角固定着洗衣机。但细看会发现，墙面覆盖着特制复合材料，手感如橡胶；所有家具棱角被打磨成弧形，用螺栓牢牢固定在地面。这些看似人性化的设计，实则是精密的安全措施：软墙防止撞墙自杀，固定家具杜绝拆解零件自残或攻击。

天花板角落的摄像头24小时运转，信号直通中央监控室。曾任管理人员的退休干部透露：“连洗手池的水龙头都经过压力测试，确保无法制造锐器。”在秦城，所谓“较优生活条件”本质是防控手段的延伸——允许犯人阅读《人民日报》，提供纸笔书写材料，实则为掌握思想动态；每周一次的单独放风，发生在三面高墙围合的方格空地，头顶铁丝网隔绝了所有视线交流。

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的编号“0702”意味着他是2007年收监的第二名要犯。香港媒体曾报道他“享受200平米套房”，实则他住在约20平方米的单间，每日放风时穿着西装打太极拳，身后始终跟着两名看守。他申请的红酒、桃仁等食品悉数被拒，所谓“特殊待遇”仅限于不着囚服、可收看晚间新闻等有限自由。

1950年代末，功德林监狱的国民党战犯转移至此，军统少将沈醉在缝纫组弄断机针后总要写检讨，苦练理发技术时曾误伤同伴头皮；原国民党中将文强发挥特务特长，协助破获过监区棉背心失窃案。那时监舍楼道里回荡着《四郎探母》的唱段。

秦城的犯人代号由入狱年份和序号组成，如1968年收监的戚本禹是“6821”。这种编码体系沿用至今，构成了一套隐秘的档案系统。在行政归属上，秦城始终直属公安部，不随司法系统改革而变更，因其关押对象多为“知密犯”——他们掌握的国家机密，本身就是需要严加看守的财富。

曾任审计署官员的参观者回忆，2005年在反腐教育活动中走进监区，只见两栋四层楼房窗明几净，却感受不到人息。“每个亮灯的窗口都曾映照过省部级高官的面孔，这种直观冲击比任何警示教材都深刻。”湖北省民警“老宋”参加培训后写下诗句：“浓云冷雾铁门寒，人静孤灯夕照残。休道曾经龙滚水，西风吹尽莫凭栏。”

那些走出秦城的人，有的如邱会作保外就医后竟想返回监狱，只因外界缺少“暖气、洗浴和医疗条件”；有的如陈希同晚年患癌化名住院，偶尔向老友感慨“监狱能单独做事，慢慢也习惯了”。更多人的故事湮灭在铁窗之后，唯有编号留在档案深处。

2013年冬，最后一位见过秦城初建的老工匠离世。他生前总忆起1958年那个清晨：冯基平站在刚夯实的路基上，对苏联专家说“这里要经得起百年检验”。如今燕山依旧苍翠，监狱扩建的楼群已增至十栋，暗合“十天干”之数。

当年冯基平受审的审讯室仍保留着原貌，半圆形审讯台后的白布桌巾换过无数张，唯一不变的是墙上那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有时新来的管理干部会注意到，某些老监舍的水磨石地板上留着深色污迹——那是岁月沉淀的印记，还是昔日铐链摩擦的痕迹？无人追问，也无需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