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碎月沉后的废墟与时代的“爱情神话”

作为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得主，霍达（1945年11月26日- ）的代表作《穆斯林的葬礼》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据着一个颇为特殊的位置。

该著初版于1988年，曾是无数读者的“文学启蒙”，是书架上的经典。然而，经过三十余载，如今再翻开，我们会发现这部作品身上覆盖的不仅是岁月的尘埃，更是厚重的时代滤镜。今日重读，实际上是一场充满了“祛魅”意味的阅读体验。无论是情节铺陈的逻辑，还是其内在的价值取向，都值得今天的我们去审视：在这个被浪漫化的宏大标题之下，究竟掩盖了怎样的伦理困境与苍白人性。

《穆斯林的葬礼》，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12月版，1993年8月第9次印刷

宏大叙事下的“微观”悲剧

这本书的书名起得极具气魄，它将一种庄严神秘与终极悲剧感结合，能瞬间让人对文本本身产生好奇。然而，书中虽然不乏对风俗、礼仪的细致描绘，但这些更多是作为一种“奇观化的背景”而存在。所谓的“葬礼”，仅仅是一位名叫韩新月的少女个体的消逝。其内核依然是一个关于家族恩怨与儿女情长的通俗剧。

在结构搭建上，作者采取了极为工整的双线叙事：一条是“玉”线，追溯流浪儿韩子奇在玉器行的发迹与沉浮；一条是“月”线，描绘韩新月——韩子奇的女儿，在大学校园里的青春与凋零。作者以“玉”喻家族的兴衰实体，以“月”喻人物的命运虚空，两条线索交替进行，并暗中埋下巨雷，在结尾揭露一直隐而不宣的韩、梁两家所极力掩盖的毁灭一切和平的家丑，进行双线的收束。

这种结构制造了极佳的悬念感与戏剧张力：彼时“月线”中韩新月身患绝症、无力回天，离身世的秘密只差一步；紧接着笔锋一转，悲剧与真相在“玉”线骤然拉开。这种时空的交错与互文，在结尾处营造出了“玉碎一地、月落天边”的震撼感和不真切感，让人窥破了这个看似体面的“博雅宅”背后，隐藏着怎样不堪回首的前尘过往。

霍达，回族，1945年11月26日出生于北京，代表作除《穆斯林的葬礼》外，还有长篇小说《补天裂》、中篇小说集《红尘》等

“月”的虚妄：悬浮的理想主义爱情

如果说结构上的巧思值得肯定，那么书中对于“人性”与“爱情”的书写，则是值得当下我们去反思的。作者试图用“不为世俗所容”的爱情来书写人性的光辉，书中人物反复高呼：“我有权利生活！我有权利爱！”这些振聋发聩的口号，在1980年代或许是冲破思想禁锢的雷鸣，但在今日，当我们将这层激情的面纱揭开，看到的却是稀薄的虚妄、软弱。

这一点在“月”线——韩新月与楚雁潮极度梦幻的爱情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韩新月这个形象，是作者倾注了无限爱怜打造的“完美符号”。她外貌清纯、心地善良、才华横溢，几乎集结了所有传统与现代女性的美好特质。为了烘托这种完美，作者专门打造了一个同班的上海姑娘谢秋思作为对照组——她也具有韩新月的这些优秀条件，却始终差韩新月一截，并且对新月有一种微妙的恶意，显得她的形象有些不堪，沦为了一种“道德陪衬”。在这种“拉踩”下，韩新月在每一个维度上都显得比他人更出尘绝艳、更不染纤尘。

然而，这种极度的完美恰恰导致了人物的失真。与之对应的男主角楚雁潮，则不仅是她的爱人，更是她的“镜像投射”。韩新月与楚雁潮是年龄相差六岁的师生，两人的情感推进充满了早期言情小说的套路感，比如二者的初遇就起于浪漫的误会，以及班集体排演话剧时，班长硬是指定楚雁潮这个班主任来演男主角哈姆雷特，而韩新月必须去演最高贵纯美的奥菲莉亚，也暗示一种“命中注定”的悲剧爱情。这些刻意的情节让读者能够隐隐感觉这两个青少年男女之间有微弱但暧昧的情愫在徘徊。

可是当楚雁潮在韩新月身患绝症时，忽然激动而深情地表白，读者想必和韩新月一样摸不着头脑，并且对内心中的师生伦理有一些挑战。从师生之间的欣赏到生死相许的深情，作者似乎只能通过“绝症”这一不可抗力，通过预设的死亡，来强行将这段关系升华为凄美的绝唱。相比之下，金庸笔下的杨过与小龙女同样是挑战礼教的师生恋，但他们是在共同对抗世界的漫长岁月中，在无数次生死磨难里铸就了羁绊；楚雁潮和韩新月并没有类似的处境和经历，“心脏病”将之前二者的师生情直接生硬地过渡到了“爱情”和“命运”里，更像是一场虚浮的自我感动。

“玉”的裂痕：以“反封建”为名的伦理越界

韩新月、楚雁潮之誓言尚带着一些“言情”的泡沫，梁冰玉与韩子奇则是充满了不伦与伤害的另一种爱情模式。如果说“月”线是失之于“轻”，那么“玉”线——韩子奇与梁冰玉的爱情，则失之于“重”。这也是本书争议最大的部分。韩子奇与妻妹梁冰玉在伦敦战火中的结合，被作者描绘为一种在绝境中爆发的人性之爱，一种对传统礼教的勇敢反叛。然而，当我们剥离掉那些引经据典的华丽修辞，还原到生活场景中，看到的却是一场以践踏亲人尊严为代价的背叛。

在这一段关系中，韩君璧，即韩太太，被置于了绝对的对立面。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被刻画成一个庸俗、精明、缺乏精神追求的旧式妇人，仿佛她的存在就是为了阻碍男女主角追求“真爱”。但直到全书终卷，真相大白，读者很难不对这位所谓的“反派”产生深刻的悲悯。

试想，当阔别十年的丈夫与亲妹妹一同归来，妹妹怀中抱着一个婴孩，张口却称自己的丈夫为“爸爸”，这对任何一位妻子、任何一位姐姐而言，都是五雷轰顶般的毁灭性打击。然而，韩太太在巨大的痛苦中，依然选择了保全家族的体面，抚养了这个私生女（韩新月）。虽然她无法做到视如己出，有着人性的隔阂与冷淡，但她在能力范围内维持了这个家的完整，已然是仁至义尽。

反观梁冰玉，这位接受了新式教育的知识女性，她的言行充满了“知识分子的傲慢”。当她大义凛然地斥责姐姐与姑妈“没有文化”，称她们对她“与姐夫出轨”一事关于道德、伦理的要求是过时、愚昧的时候，她将自己放在时代进步、性解放的制高点上，认为自己代表真正的爱；她是高尚的爱情与理想主义者的化身。

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穆斯林的葬礼》（1993，又名《月落玉长河》）剧照

作者在文中经常引用外国经典文学名著，如《简·爱》《哈姆雷特》等，都有借助其中角色人物的特质来类比的用意。《简·爱》里简·爱最经典的台词“我贫穷、卑微、不美、矮小，但我的灵魂和你一样”，将韩子奇和梁冰玉之爱类比，这种口号是对如韩太太、姑妈这类一辈子活在传统秩序里、深受压抑的人毫无同情心地进一步压榨。如果每个人真的都拥有平等的魂灵、平等的爱的权利，那么梁冰玉这番振振有词实际上是完全建立在忽视、侮辱别人的尊严之上的——这种权利本身就是一种特权。梁冰玉式的“觉醒”，与其说是人性的解放，不如说是极度自我中心主义的体现，是人性软弱和背叛的沉疴。

结尾，梁冰玉前往墓地看望自己2岁便放手的女儿，旁边徘徊着四十多岁、形容憔悴的楚雁潮。这种死心塌地给人的不是感动，更多是一种迷惑和莫名其妙——太虚浮了，或许爱情有时会因为它“不讲道理”显得动人，但如果任何没有来由的感情都被冠以爱情之名，爱情中崇高、理想的意义反而被消解了。全书最能称得上感人的是迷恋梁冰玉的混血儿，沙蒙·亨特的儿子奥利弗。因为玉儿怀念北平的糖炒栗子，他冒着战火出门，结果遭遇轰炸殒命，尸体旁滚落了一圈栗子。这个呼喊着“我们都有爱的权利”的人，或许是全书唯一一个真的为自己呼喊的内容有实质性付出与奉献的。那一圈栗子的重量，让人能够跨越时空仍然相信那是某种理想主义下爱情的纯洁。

身份的迷失与时代的挽歌

当我们把目光从“爱情”这个主题移开，投射到男主角韩子奇身上，会发现他其实是一个极具悲剧色彩的“身份迷失者”。

韩子奇的一生，不断试图“进入”某种身份，最终又彻底“失落”。他本是汉人孤儿，为了生存进入回族玉器行；他努力学习玉器手艺，试图成为一代“玉王”；他娶了师傅的女儿，试图融入这个家庭。他在伦敦的十年，是他离经叛道的十年，也是他试图摆脱原有身份束缚的十年。

最初，韩子奇也曾野心勃勃、意气风发；在和妻子、情人三人命运的盘旋中，他慢慢凄凄然如丧家之犬。他甚至无法真正保护自己的女儿：他目睹妻子对女儿的排斥，却只能不堪地逃避着现实。他的一生充满着懦弱、谎言，当他最终呼喊出“我只是个骗子”时，这本书便在所有人的瞠目结舌中结束了。这句话不仅是对他个人命运的总结，也隐喻了那个时代许多人的精神状态——在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信仰与世俗的夹缝中，无所适从的漂泊感。韩子奇的悲剧，不仅是情爱的悲剧，更是文化身份无法确立的悲剧。他一生都在雕琢玉石，试图在坚硬的物质中寻找永恒，但他在个人的选择和时代的洪流中，命运像水中的月亮一样，始终无法捉摸，最终落得个“玉碎月沉”。

作者试图通过韩子奇一家三代人的命运浮沉，将历史变迁（从抗日战争到“文革”）、风俗信仰（汉回民族通婚）以及人类终极的命运（爱情、权利）等都囊括其中。然而，借着这样一个背景，作者更多是将三代人在爱情与生活上的龃龉、丑恶以戏剧化的形式呈现出来。今日，当我们不再单单被这种死生契阔的言辞所打动时，观看此书，或许我们能看到因时代烙印而封存了的那个年代特有的气息。那是一个人们刚从压抑中走出来，急切地渴望浪漫、渴望传奇、渴望宣泄情感的年代。书中那种略显过火的抒情，正是时代的某种精神代偿。

读这本书时会产生一种“似近还远”的恍惚感。作者笔下的北京城——崇文门、同仁医院、未名湖畔——这些地理坐标依然矗立在今天的地图上，我们可以循着书中的路线走过一街一巷，但那种浓郁的、半封闭的、带有古典手工业余晖的市井生活，已然慢慢消散。正如梁冰玉在异国他乡感叹“这儿不是北平”，这本书也像是一首旧时代的挽歌，它记录了一种生活方式的没落，也记录了一种审美趣味的失落。

最终，当我们合上书页，或许不再会被那些“毁三观”的剧情所激怒，也不再会被那些虚幻的爱情所感动。留下的，只有一种淡淡的怅惘：那样一个时代，确实是离我们远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