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上，方志敏的文稿得以留存传世，胡逸民是第一大功臣

文章转自网名：民生文创——同人老师

方志敏“以必死的决心，图谋意外的获救，这次若能越狱出去，当然要用比以前加倍勤苦的精神去工作，一、二年后，创造几十县的苏区，发动几百万的工农群众起来斗争，创立几千几万的红军，那都是完全可能做到的。”

这是方志敏心目中最理想的结果，但他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就是如果越狱不能成功就把自己的革命经历、革命的经验教训传于后人，于是他开始在狱中写稿，并动员刘畴西军团长、王如痴师长也动笔写，但王如痴的一句话使方志敏撕毁了之前所写的书稿，王如痴对方志敏说：“写了出来寄不出去，有什么意义？”

是胡逸民的许诺使方志敏重新拿起笔，写下了他流传后世的不朽篇章。

胡逸民对方志敏说：“你若信任我，这件事，我可以给你出力，我心直口快，说到做到，请你放心写好了。”

自这番谈话之后，“我（注：胡逸民）注意到，从此方志敏天天埋头写作，连我这无话不说的囚友去找他，也只是点头致意，微笑应之，然后又埋头写了起来，我当然深知其故，不忍打扰，悄悄告退。”

方志敏的文稿写出来传递给谁呢？

鲁迅、宋庆龄、邹韬奋、李公朴的地址他从哪里得到呢？

有文章说是方志敏让向影心去了一个中共设在南昌的秘密联络点后带回的，但这个联络点为什么没有给方志敏提供一个党内的联系渠道而只提供了四个“党外人士”的联系地址呢？

笔者认为方志敏给鲁迅、宋庆龄等人写信，并坚信他们与共产党有联系，极有可能与刘鼎有关。

据《刘鼎传》记载：

刘鼎在两名交通员护送下化装成商人从上海前往中央苏区、途经方志敏领导的闽浙赣苏区时，被方志敏留在闽浙赣苏区担任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长，方志敏“一有时间就约刘鼎到省委所在地枫林村见面，开怀畅谈，增加了相互了解和感情。”

而就在两人时常畅谈之中，刘鼎向方志敏谈到了上海的地下斗争情况，谈到了鲁迅、宋庆龄、邹韬奋、李公朴等人的情况。方志敏当初听的是故事，入狱后，这些故事人物便成了他逃脱囹圄的重要联系渠道。

方志敏不但与胡逸民成了无话不谈的囚友，而且认识了胡逸民的姨太太向影心，胡逸民在其自述中这样写道：“我的妻子（向影心）探监时，就有意给老方带一些肉、鸡蛋和好食品。方志敏也经常和我妻子谈话，方志敏和我们的感情是非常深的。”

内山书店转交给鲁迅、用米汤水密写的《给党中央的信》，就是向影心送到上海的。这“第一封信的任务完成，方志敏对我和夫人更加信任了。”

这对方志敏来说也是一个极大的鼓舞，虽然鲁迅等人没能出手相救，但文稿总算能送出去了，于是继续“写呀，写呀，方志敏白天写，晚上写，写到深夜，又写到天明……

他在狱中在死神敲门的情况下，半年多时间写下了二十万字的宝贵材料。方志敏是值得我和我们每一个人记忆的一个伟人。”

向影心第二次送的文稿是《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和《给繆敏同志的信》，但这次向影心没有完成任务，人也“失踪”了。

“1939年6月的一天，重庆《新华日报》记者薛凯、刘雨昕闲览旧书市，在一摊位前发现一包手稿，打开细看，竟是方志敏的遗作《我从事革命斗争的略述》，摊主要价500银圆。

两位记者深知遗稿的重要与珍贵，薛凯留在摊前守护，刘雨昕回去把消息报告给了报社总经理熊瑾玎。熊瑾玎马上电话请示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主任叶剑英，叶剑英立即指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收回。

熊瑾玎急忙赶到旧书市，一番讨价还价，以370大洋买下，时刻有流失之危的珍贵遗作终于回到党的怀抱。

多年后，胡逸民证实，这确是当年向影心带出的文稿。

原来，向影心常来监狱探望胡逸民时，就已和国民党军官桂永清混在一起，后来通过桂永清结识了戴笠，当起军统女特务，再后来又做上了毛人凤的姨太太。

4年前她带出文稿交给了谁？怎样从南昌流落到重庆，是永难解开的谜团了。”

而《给繆敏同志的信》的原文，至今下落不明。

向影心断了线，方志敏把送文稿的希望寄托在年轻看守高家俊身上，高家俊写信把刚放暑假的女朋友程全昭从杭州召到南昌，把送文稿的重任交给了她。

程全昭按方志敏的嘱托，化名李贞，带上方志敏从胡逸民处借来的20块大洋作为路费，来到上海宝隆医院找到一位叫林疏俞的女医生，林医生安排她住下后，程全昭来到生活书店，接待她的是邹韬奋和胡愈之共同的好友毕云程，毕云程把给其他三人的信件也一并收了。

就在毕云程犯难之际，碰巧来到生活书店的胡子婴（章乃器妻子）得知此事后，自告奋勇愿到宝隆医院取文稿。

胡子婴这次“冒了生命危险去取的”文稿是《在狱致全体同胞书》和《我们临死以前的话》两篇文章。胡子婴取回后由胡愈之带到了中央特科。

王世英回忆道：

“1935年（7月）下旬毕云程转来一批文稿均系密写件。我组织显影后，才知真是方志敏的狱中文稿，随即将文稿抄件转到莫斯科共产国际东方部；同时由毕云程将给鲁迅的信和文稿抄件转交给鲁迅先生，原件存上海特科。”

1936年1月29日，方志敏被俘一周年之际，中共掌控的法国《救国时报》全文发表了这两篇文章，这是方志敏的文稿“越狱”后最早公开发表的文章。

程全昭完成任务后遭遇了小偷，身上的钱只够购买到杭州的车票，回到杭州后的程全昭音讯皆无，令高家俊和方志敏忧心如焚，加上越狱的迹象被发现，凌凤梧和高家俊都受到怀疑和牵连，高家俊借故回家探亲，成为第三个为方志敏送文稿到上海的人，但高家俊未能完成任务，后来迫于形势，把文稿全部焚毁。

方志敏把送出文稿的最后希望寄托在胡逸民身上，在就义前的一天晚上他对胡逸民说：“老胡，也许这是最后一次见面谈话了，你是一定会获释的，我们总算有过囚友之谊，这就拜托你了。”

方志敏随手指指一大包写好的和未写好的稿子又说：“出狱后将我写的这些东西交给住在上海四川路的鲁迅先生。”

出狱后的胡逸民在杭州二姨太家里住了数月后，“我终于下了决心，悄悄筹划上海之行，去找鲁迅。”

然鲁迅先生已经仙逝，胡逸民又阴差阳错地找到了章乃器及其夫人胡子婴，把方志敏的最后一批文稿全部交给了胡子婴。

收到这批文稿五天后，章乃器被捕（“救国会七君子事件”），胡子婴“怕他们（特务）再次来搜查，怕文稿落到敌人手中，就打电话给宋庆龄，要求把文件转移到她那里，她同意了。我又打电话给章乃器的三弟章郁安（共产党员），叫他雇一辆出租汽车到我家来，我将文件交给他，送交宋庆龄。”

章郁安（庵）即章秋阳，宋庆龄收妥章秋阳送来的文稿后，一直到冯雪峰重返上海，宋庆龄把文稿交给了冯雪峰。

冯雪峰先托周文、郑育之夫妇保管，王稼祥赴苏疗伤在上海候船期间住在周文、郑育之家里，冯雪峰又将文稿交付给谢旦如保管，这些文稿被谢旦如放进红色小皮箱后，便比放进瑞士银行的保险箱还要安全了。

因为谢旦如把这个红色小皮箱里的东西看得比生命还重！

方志敏重新动笔写文稿是受了胡逸民的鼓励和支持，方志敏能在优待牢房写文稿是胡逸民帮的忙，使方志敏深受鼓舞的第一次文稿“越狱”是胡逸民安排的，最后一批文稿是胡逸民亲自送到的，因此，方志敏的文稿得以留存传世，胡逸民是第一大功臣。

胡逸民因此在《方志敏全集》中占有相当篇幅：

在《给党中央的信》中，等于是方志敏向党组织给胡逸民写了介绍信，而《给某夫妇的信》和《遗信》两文，则都是写给胡逸民的。

令人感到诧异的是，方志敏写给鲁迅、宋庆龄、邹韬奋、李公朴等人的信，据史料记载，至少有三次是明确收到的，但《方志敏全集》中没有登载一封，看来他们都是阅后即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