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批丁克老后，“伴侣能陪一程，但最后都要靠自己”

提起“丁克”，你一定不陌生。它从英文“DINK”（Double Income,No Kids）音译而来，指伴侣双方都有收入且无子女，是一个缩略语。

1987年，美国媒体的一篇报道里提到，“丁克”由广告界率先提出，被用来简略描述出生于二战后的“婴儿潮”、有工资收入但没有孩子的夫妻。1998年，《今日中国》报道，“丁克家庭”也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于中国大城市逐渐增多，这一群体的社会经济地位、受教育程度等都比较高。

三四十年后的今天，中国的第一批丁克夫妻已经步入老年阶段。社交媒体上，围绕其养老生活、遗产分割等话题的讨论非常火热。

放眼当下，“养儿防老”“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传统观念持续受到挑战，年轻一代对婚育采取越来越谨慎的态度，对养老生活的畅想也在发生变化。

《新周刊》采访了两对在20多年前主动选择丁克的夫妇，如今，他们已经处于退休或半退休的状态。

年轻时，他们没有“随大流”孕育孩子，这一选择背后，是与父母辈的“切割”、独立生活的开始；中年之后，他们和疾病共生、与孤独对话，为养老做各种准备和规划。

在“丁克养老”的个体故事背后，是一个更适老的社会里各项公共设施和政策的完善，也是不同世代和群体间，关于变老和如何度过一个更有尊严的晚年的观念更新。

01

不生孩子,

是我们自己的决定

10月，南半球进入春天，悉尼北部的街道两边，开满了蓝花楹。上海人Vicky的家就在这片盛放的花丛背后——一幢带着大院子的两层房子。

2002年，Vicky因工作来到澳大利亚，和比她大10岁的Andy相知相爱。如今，这段跨国婚姻已经进入第22年。

谈及当初选择丁克的原因，Vicky脱口而出：“我们都不想要孩子，也不喜欢孩子。”

（图/《苦尽柑来遇见你》）

时间回到20世纪90年代，她离家上大学时，和同学在路边看到推着婴儿车的家长，同学都会驻足看几眼，但她一点兴趣都没有。

大学第二年，母亲由于高血压突然去世，Vicky没来得及赶回上海见她一面。母亲的意外辞世加深了她以后不要孩子的想法：“母亲非常能干，做生意头脑很好，但很少为自己着想，留下一堆病。她作为长女要操劳弟妹，又帮外公养老送终，再操心我和哥哥。她的脾气很暴躁，我和她的关系并不好。”

（图/《妈妈》）

Vicky去很远的地方念书，包括后来定居海外，也和“逃离家庭”有关。一方面，她知道自己父母那一代人的辛苦——经历了动荡年代，白手起家，为子女省吃俭用，“新鲜的苹果不吃，放烂了才吃”；另一方面，她不想活成像妈妈那样，把自己对未来的期望都放在下一代身上。于是，她在社交媒体上写：“余生，只为自己而活。”

Andy对于丁克的决定也非常干脆：“我的弟弟妹妹共有5个，他们都是我带大的，从换尿布到喂奶粉，事无巨细。我确定，我不喜欢这样的生活。”作为普通家庭的长子，Andy时常要让着弟妹。如今，Vicky依然会发现，Andy吃冰激凌吃得很快，就像有人和他抢一样。

如果说Vicky和Andy选择丁克是为了与上一辈人的生活以及自身的童年经历“切割”开来，那杨舒和丈夫董力不生孩子的决定，则更侧重于对生活可能性的自由探索。

（图/《花束般的恋爱》）

杨舒和董力婚龄28年。他们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某央企工作，从同事做起，从自由恋爱到谈婚论嫁：“门当户对，思想契合，形象也能接受，走进婚姻也是很自然的。”

谈及丁克，杨舒先分享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我们这些1970年前后出生的、有知识分子家庭背景的人，有一部分会选择单身、不婚或者丁克，更专注于自身，不是你们年轻人想象的‘按部就班’的样子。”

杨舒从小在祖父母身边长大，祖父母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学生，曾是民国时期的公务员。在家庭教育上，他们有严厉的部分——孩子要懂礼貌、守规矩，吃饭、站立都有讲究；也有开明的部分——无论男女，都要多念书。比起传宗接代，有独立的认知能力和判断力更为重要。

（图/《好东西》）

杨舒和董力成长的20世纪80年代，是“囫囵吞枣地看书”的年代。张贤亮书写的伤痕文学、三毛和琼瑶的通俗小说、阿赫玛托娃的诗……杨舒细数这些著作，并非哪一本书给她留下了巨大影响，而是自由阅读的经验本身让她觉得“没有什么是不能被接受的”。

在澳大利亚的文化环境影响下，无论是职场还是家庭聚会，哪怕是亲近的父母、手足，也不会问Vicky和Andy“为什么你们没有孩子”。生孩子，这是夫妻两人的事情，是不便窥探的隐私。

在中国，虽然“传宗接代”的观念依然盛行于很多地区和群体，但也有像杨舒、董力这样的人，他们仅是在茶余饭后和双方父母闲聊时，说出了自己不想要孩子的决定，并获得支持。当同事、邻居戴着有色眼镜，去问他们的生育计划时，杨舒总会说那一句：“不是不能，就是不想，仅此而已。”

02

养老，不只是“有没有孩子的事”

如今，很多老一辈人劝年轻一代结婚生子的时候，常用的话语便是：“没有孩子，将来谁来照顾你？进养老院被欺负怎么办？”这样的提问里，隐藏着一个旧观念——养老靠孩子

但对于考虑成熟的丁克夫妻而言，养老从来都是一个系统性问题，它首先依托的便是充足的物质储备以及完善的医疗体系、社会政策和基础设施

退休后，杨舒和董力就打算在上海养老：“这个城市有很好的适老配套资源，只要我们有钱、能动、身体好，就可以很好地活到80岁。”

依托于工作带来的稳定福利，他们没有额外购入重大疾病保险或养老保险。夫妻俩在上海长宁有一套周边配套设施完善的房产，到退休时，他们预计也有足够的养老存款。

在杨舒眼中，一个人老了，无非是要面临最后几年失能失智的问题。失能的情况下，人还清醒，但能力不足，这是她眼中比较糟糕的情况，她会选择入住养老社区。如果是人已失智，杨舒看得很开，“那不用担心了，神志都不清楚了，你也感受不到痛苦”。

上海是中国老龄化程度极高的城市。根据上海市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上海市民政局和上海市统计局形成的2024年上海市户籍老年人口、老龄事业和养老服务工作有关综合统计信息，截至2024年年末，上海户籍60岁以上的人口占户籍总人口的37.6%。也就是说，每三个上海人中，就有一个60岁以上的老人。

（图/《菜肉馄饨》）

上海人Pocky供职于一家央企保险公司。她的老年客户群体里，丁克夫妻不常见，但很多人都是孩子在海外定居生活，老两口自主养老，“他们大多还会想着给孩子留一笔钱，自己只需要入住养老社区的名额”。

Pocky所在的保险公司在上海浦东康桥有一处高端养老社区：“区别于一般养老院，这类社区实践的是CCRC（持续照料退休社区）的概念，融合了居住、医疗、护理、社交和生活服务等功能。”

记者也曾前往该社区，它的样子与普通住宅区无异，但配有护理院和活动中心，方圆一两公里内，有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上海国际医学中心等大型医疗机构。

Pocky觉得，国人养老最大的“底”，依然是优质医疗资源。

很多90后年轻人也会找Pocky打听这类养老社区和相关保险方案，他们之中以同性伴侣为主，有稳定的收入，做好了没有孩子的准备，希望通过保险可以更早地获得一份养老保障。

当然，去养老社区生活依然是小众的选择，中国超90%的人将会进入居家养老的状态。在这一方面，上海是全国首批试点长期护理保险（简称“长护险”）的城市之一，其在上门护理、社区日托等方面的服务日渐完善。

杨舒和董力走在上海街头，无论是遍地可见的社区敬老食堂，还是口袋公园等休闲去处，他们都已看到了一个适老城市日渐成熟的面貌。杨舒还有3年退休，董力还有6年退休，到70岁还有十几年，“到那会儿，养老机器人估计都更新好几代了，我们相信，这些硬件上的适老设施还会不断完善”。

此外，杨舒也提到了“抱团养老”的可能。她有个亲妹妹，生育了一个孩子，两家关系很好，也许以后会考虑置换联排别墅，这样孩子来看老人的时候，大家都有个照应。

03

伴侣能陪一程，

但最后都得靠自己

养老社区也好，抱团养老也罢，丁克养老的各类解决办法背后，也潜藏着这群人对以下命题的探索：在不被传统家庭定义、物质资源也足够的情况下，我们该如何体面地老去？

杨舒和Vicky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伴侣在生活考验中的作用。

（图/《我爱你》）

前几年，杨舒的父亲中风、居家养病，而后去世，这是一个很折磨照护者的过程。她坦言，母亲承担了大部分的责任。如今，80岁的母亲和杨舒的妹妹同住，精神矍铄，“她每天都会运动两个小时，出汗那种”。

Vicky过去在澳大利亚创业开公司，为矿业、航空等行业的客户提供精密维修设备。2020年，澳大利亚新冠疫情比较严重时，因为她的公司有货可以配送，生意变得格外繁忙。她回顾：“每天都在长时间工作，没有足够的休息，我得了严重的抑郁症。也是在那时，我意识到，赚再多的钱都没有用。没有我老公陪在身边的话，我可能命都没了。”

后来，Vicky卖掉公司，提前退休，Andy也离开了供职多年的公司。他们有几处房产、私人医疗保险和养老金等多重保障。

澳大利亚的养老金属于个人账户制，由雇主主导。法律强制规定，雇主要为职工缴纳一定比例的退休金，政府也用税收减免、投资收益激励等政策来鼓励民众多攒退休金，60岁之后，大家便可以自由支配这笔养老资产。

如今，夫妻俩在院子里养着2只鸡、10条鱼，还有一只精力旺盛的狗。天气好的日子，他们会开车带狗去海边玩。最近，Vicky还在忙着家里的装修，她开车去装饰材料市场精心挑选好看的蓝色油漆，一点一点翻新家具，改造居住空间。

另一边，杨舒已经进入了半退休阶段，工作闲了下来。在公司内外，不同年龄段的年轻人都愿意找杨舒当朋友。“虽然我已经50多岁了，但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10岁。在年轻朋友那里，我是一个介于长辈和平辈之间的人，可以从一个职场前辈的视角帮他们理性分析事情，也懂得他们在当下社会竞争中所承受的压力，给予他们情感上的支持。”

曾经，杨舒也有遗憾，她会设想：“如果当初有个孩子，这个孩子如今会是什么样的？”但当遇到的“小朋友”足够多之后，她释怀了：“每个年轻人身上都有我孩子的可能性，但无外乎这样，也没有更特别的了。”

孩子也好，伴侣也罢，他们在某种程度上能够缓解人在衰老、患病之时面临的各种压力，但更重要的是，人需要自己去想通，该怎样度过生命最后的时光。

Vicky虽然还没有进入真正意义上的老年阶段，但她从身边的老人身上看到了截然不同的状态。在上海，曾经沉默寡言的父亲在80岁之后变得很焦虑：“他天天都很担心自己的身体出问题，三天两头地往医院跑。”在悉尼，已经92岁的婆婆依旧在自家院子里开割草机，老人经常和他们说的话就是“enjoy life”（享受生活）。

尽管抑郁的病症还在，但Vicky不想用“对抗”这样的字眼来形容当下的生活状态。她想活成自己婆婆那样，不把自己放在需要养老和照护的角色里，而是投入田园生活的一件件具体的事情中。她还打算自学心理学相关的知识，不是为了开导别人，而是为了更多地了解自己。

前不久，杨舒一个人去看了李健的演唱会。她想起年轻时，和朋友们去看黑豹乐队、崔健的演唱会，年轻气盛的他们，可以在凳子上站一整晚。如今，经历更年期后，杨舒坐在观众席里跟着合唱，周遭依然热闹，但她从容不迫，心里感受到的是一股平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