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深秋,我在中南海菊香书屋整理文件,刚拿起一份材料,就听见毛主席说,我只管两个半人,那会儿手里的笔记本差点掉地上,陪他散步的是个陕北口音的年轻人,叫高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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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智的故事得从1943年说起,那会儿他还在绥德师范念书,听说毛主席在延安,就一路走,走了七天山路,脚上磨出血泡,结了痂,鞋也裂了,就是想亲眼看看书里说的那个人,后来他被分到机要科,天天搬着铁皮箱子处理密电,做梦都怕错一个字,那可是要掉脑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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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见过他穿那件补丁挨补丁的坎肩,七八个口袋塞着钢笔、手表、发报机的零件,有次主席散步时突然问,这玩意儿是不是像钟表匠的工具袋,高智脸都白了,主席却笑着拍他肩膀说,实用就行,别管样子,这话让我想起后来在湘江边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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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主席回长沙,非要去游泳,江水又浑又急,身边的人谁都不敢开口劝,高智就按他的意思,只带了几个贴身警卫,事后我问他怕不怕,他摸了摸坎肩口袋,说领导想干啥,咱就盯着点,别出岔子,不该问的就不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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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走那天,主席跟他说,替我去看看黄河,高智在陕西待了十四年,每年寄一罐小米到中南海,最后一回回信就四个字,安心工作,2016年我见他时,他指着那张发黄的调令,说那半个人啊,话没说完,就拿眼镜布擦起眼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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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整理档案时发现,主席1976年去世前三个月,高智刚交过一份黄土高原的民生报告,报告最后一页有铅笔写的“黄河水清了”,那几个字被人一遍遍描过,深得像要扎进纸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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