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奇生｜黄埔军校与党军的创始

作者：王奇生

孙中山认识到，要“以党治国”，先要“以党建国”；而“以党建国”不仅需要一个健全的革命政党，还有赖一支为革命政党所掌控的革命武力。

辛亥以前，孙中山虽领导多次武装起义，却没有革命的军队，起义大多是凭借革命党人奋不顾身的勇气，或联络会党、民军，或运动清军反正以举事。迨民国倾覆，军阀混战，孙中山痛感没有自己的军队来维护新生的共和政权。孙中山在其早期革命过程中亦曾尝试过组织和训练革命武力，如1903年在日本东京青山开办过一所革命军事学校，1913—1914年又在东京办过“浩然庐”，授予党人以军事训练，但均因时间短，人数少，无具体效果可言。1917年下半年，孙中山从粤督陈炳焜手中争取到20营警卫军，约5000人，交陈炯明统率。革命党终于有了一支自己的武力，孙不惜倾全力培植之，甚至批准全体官兵宣誓入党，期望这支“党军”成为真正能达成革命任务的“革命军”，不料终因陈炯明的反叛而成泡影。

1924年国民党改组，同时也开启了国民党的建军时代，其标志就是黄埔军校的创立。

黄埔军校的创立，也是以俄为师的结果。早在1921年底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会见孙中山时，曾建议创办军官学校，作为建立革命武装之基础。1923年10月，国民党党务讨论会通过设立陆军讲武堂案。11月，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定学校名称为“国民军军官学校”，并定校长为蒋介石，政治部主任为廖仲恺。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委派蒋介石为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校名改为“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校址指定在广州东面珠江口的黄埔岛上，从此这所军校就以“黄埔军校”而著称。2月6日，军校筹备处成立，随即展开建校和招生工作。5月5日，黄埔第一期学生入校，6月16日正式开学。6月16日本是两年前陈炯明反叛孙中山之日。孙中山选择这一天举行开学典礼，表明陈炯明叛变使孙中山创巨痛深，以至于孙中山要让全校师生铭记这一天。

军校体制

军校由校总理、校长和驻校党代表组成全校最高领导机构，直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孙中山自任军校总理，蒋介石任校长，廖仲恺任党代表。廖、蒋两人是孙中山当时的人才夹袋中最佳的文武搭配。廖仲恺自同盟会起即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孙中山联俄“容共”及改组国民党，廖更是极力赞助和推动，出力尤多。蒋介石则是此时孙中山身边仅有的对军事事务有相当了解的人。1920年朱执信被害之后，孙中山对蒋介石尤其寄予厚望。他在给蒋的一封信中说：“执信忽然殂折，使我如失左右手。计吾党中知兵事，而且能肝胆照人者，今已不可多得。惟兄之勇敢诚笃，与执信比，而知兵则又过之。”1922年陈炯明兵变，蒋随侍孙中山于永丰舰而深得孙的信任。奉命赴俄考察军事后，蒋对苏俄红军的组织体制比一般人更多一层亲身感受。蒋自然成了黄埔军校校长的合适人选。廖仲恺在遇刺殒命以前，作为军校党代表，对校长蒋介石的权力是一大制衡。

黄埔军校设政治、教授、教练、管理、军需、军医各部。政治部主管政治教育、党务和宣传，先后以戴季陶、周恩来、汪精卫、邵力子、熊雄为部主任，张崧年（申府）、邵元冲、鲁易为副主任；教授部和教练部分管军事学科和术科的教学与训练，以王柏龄、叶剑英为教授部正、副主任，李济深、邓演达为教练部正、副主任。1924年11月，增设教育长一职，以胡谦任之（继任者有王柏龄、何应钦、邓演达、方鼎英等人），承校长之任处理校务；12月又增设参谋处长一职，委钱大钧任之，以赞襄军务。1925年1月，教授、教练二部合并为教育部，与政治部并立，其他各部均改为处。

按照一般的军事教育程序，初级军官教育，需要3年左右的时间。黄埔军校为适应革命形势的急切需要，将学制大大缩短，学生入学后只受一个月的入伍教育（第四期开始改为半年）和6个月的正式教育。黄埔第一期统为步兵科，第二期以后陆续增设工兵、炮兵、辎重兵、骑兵、宪兵以及政治、经济、交通、无线电和航空等各科。

黄埔军校招生时，注意打破地域观念，按省区分配招生名额。前3期学生2259名，分别来自全国22个省。学生教育程度大多是高小及中学文化程度。

在联俄政策下，军校财政、武器和制度的建立，均得到苏俄的大力赞助。鲍罗廷和一批苏俄专家直接参与了军校的筹建和顾问工作。孙中山在军校开学典礼上致词说：“俄国在六年之前，一经发动革命，便同时组织革命军，以后着着进行，所以能够消灭旧党和外来的敌人，大告成功。我们现在开办这个学校，就是仿效俄国。”

受权刊发，节选自《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1924—1927）》，王奇生 著，江苏人民出版社 2025年11月。

黄埔军校不同于当时中国一般军校的最大特色是建立俄国式的政治工作制度。军事与政治训练并重，是黄埔军校的双重目标。军校不仅要养成职业军官，而且要培植革命干部。学生不仅要学习军事知识，而且要明了政治、经济和党纲、主义，“不仅知道枪是怎样放法，而且要知道枪向什么人放”。军校设立政治部和党代表，就是其独特之处。

政治部主要负责对学员进行政治教育，提高学员的政治修养，向学员灌输革命知识。蒋介石宣称：“本校唯一的特点，就是有个政治部，政治部是要使军人了解现在的经济政治与明了主义。”军校政治教育既讲三民主义，也讲社会主义。1925年10月27日公布的军校党代表训令中明文规定：“关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马克思主义书籍，以及表同情于本党或赞成本党政策而极力援助本党之一切出版物，除责成政治部随时购置外，本校学生皆可阅读。”军校政治课程最初开设8门，后增至18门，最多时达26门。所开课程除国民党的历史、主义、组织和政纲政策外，还包括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状况，各国革命史和社会主义运动，政治学、经济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基本知识以及民众运动等方面的内容。学员的培养目标不是一般的职业军官，而是“革命军事人才”。

党代表的职权，主要是监督和指导各级军事长官的工作，必要时可以直接指挥军队。各级军事长官的报告和命令，必须经党代表副署。军事长官所发布的命令如有明显错误时，党代表有拒绝签字乃至撤销其命令之权。在法理上，军队长官只有治军的“能”，党代表却有管军的“权”。文职的党代表和职业军官之间的“权”“能”分开，是为了抑制后者的军权过度膨胀。当然，这一制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不可能达到设计所预期的效果，但政治部和党代表制度的推行，至少在军校的政治思想训练和精神教育方面发挥了相当的作用。

除了党代表制度，军校还建立了党的组织系统。军校规定所有员生均需加入国民党。1924年7月，军校成立国民党特别区党部，1925年9月，改为特别党部，直属国民党中央党部领导。校党部下设分部、小组，定期召集会议。黄埔学生军成立后，特别党部制度继续得到贯彻，连及连以上设立各级党部。学员必须同时受军纪和党纪的约束。

早期黄埔军校不仅受到苏俄的影响，还受到来自日本方面的影响。因为军校的主要教官多是日本士官毕业生。除蒋介石外，何应钦（军事总教官）、王柏龄（教授部主任）、钱大钧（军事教官）皆属之。中级教官主要由保定军校毕业生担任，其中以陈诚、张治中为首。低阶教官大部分为云南讲武堂出身。据称教官中云南讲武堂出身者占60%，保定军校出身者占20%。而这两所军校由于有一批留日归国教官施教而深受日本的影响，这种影响又进一步延续到黄埔军校。黄埔军校的军事教材也多来自日本。当时日本报界曾宣扬其军事训练在黄埔军校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军校与中共

黄埔军校是在国共合作下创办的。一批中共党员参加了黄埔军校的各项工作。如张崧年、周恩来、鲁易、聂荣臻、邵力子、熊雄、于树德、恽代英、陈赓等。军校的政治工作主要由共产党人主持。军校政治部从主任、副主任，到秘书、科长、科员以及政治教官，多由中共党人担任。各级党代表亦主要由共产党员担任。在黄埔军校初期，蒋介石对政治工作比较重视，对中共党人也很尊重。其时，苏俄顾问曾将冯玉祥与蒋介石作过比较：“蒋介石要求提供政工人员时，他就说：给共产党员吧。不要国民党员，而要共产党员，因为他知道，共产党员最可靠，从来不出卖人；因为他知道，这些人信得过，最忠实，从来不动摇，有人格。而对于冯来说，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都不是他完全信赖的人。”

中共十分重视军校的招生工作，分期分批选送了许多党、团员到军校学习。据周恩来称，军校第一期学员“大部分是我党从各省秘密活动来的左倾青年，其中党团员五六十人，占学生的十分之一”。其后几届亦复如是。中共在黄埔军校中建有直属支部，直接受中共广东区委军委（周恩来任书记）领导。至第四期入伍生开学后，因中共党员人数增加，中共广东区委乃将黄埔支部改为黄埔特别支部，另设黄埔“党团”（成立于1926年4月），作为军校共产党组织的最高领导机关。

黄埔军校对中共也具有重要意义。毛泽东在《战争和战略问题》一文中谈道：中共成立之初还不懂得直接准备战争和组织军队的重要性，“但是从1924年参加黄埔军事学校开始，已进到了新的阶段，开始懂得军事的重要了”。1924年冬，中共广东区委成立军事运动委员会。此为中共成立的第一个“军委”。它的成立，标志着中共开始注意军事工作。其后，中共广东区委又先后组建大元帅大本营铁甲车队和叶挺独立团，尝试独立掌握革命武装。在这一过程中，黄埔军校也为中共培养和锻炼了少数军事干部人才。

黄埔军校创立后，湘军、滇军等各军也都建立了军官学校或讲武堂，参照黄埔军校来整饬各自的军队。1925年底，随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与巩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定以黄埔军校为基础，将各军的军事学校统一起来，以打破军队的地方主义。统一后的军校定名为“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26年3月1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举行成立典礼，由蒋介石任校长，李济深任副校长，汪精卫任党代表。以上三人组成军校校本部，直隶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校改组后，规模大增。北伐军占领两湖后，先后在武昌、潮州、南宁、长沙等地设立分校。总计自1924年5月至1927年7月，黄埔军校共招收6期学员，共计2万多人。

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用这个学校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故黄埔军校成立后不久，即以军校师生为骨干，开始建立革命武装。1924年10—12月，黄埔军校教导团第一团、第二团相继成立。教导团的中级军官从黄埔军校教官中选任，连长由军校区队长中选任，排长、班长大多由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充任。教导团效法苏俄红军，在连以上各级设党代表。各级党代表则选择军校教官或学生中之富有政治学识者担任。教导团初成立时，孙中山称其为“新军”。1924年11月11日，孙中山正式将其命名为“党军”。

国民党“党军”的建立，是中国近代军队建设史上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军队党化，由党来指挥枪，是中国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新事物。晚清民初以来，军队沦为私人争权夺利、割土称雄的工具。“党军”的意义，不仅意味着以党建军、以党控军，而且要求军队服从党的意识形态，将党的组织细胞渗透到军队的组织系统中，连以上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党员成为士兵之表率，军官认同党的意识形态。

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正式成立于广州，随即成立军事委员会，规定军事委员会“受中国国民党之指导及监督，管理、统率国民政府所辖境内海陆军、航空队及一切关于军事各机关”，进一步从制度上确定国民党对军队的指导和控制。军事委员会成立后，为统一军政，议决编组国民革命军，取消原有各地方军的名称，一律改称“国民革命军”，并将黄埔军校“党军”的治军原则推广到整个国民革命军，标志着国民党“党军”体制全面确立。

军队党化，破除了过去军队私有化的许多弊端，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巩固及北伐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但军队为政党掌控后，政党之间的竞争也随之导入武力之途，由“文斗”转为“武斗”。政权在不同政党之间的转移，最终由枪杆子来决定。（授权刊发，注释略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