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香港日军投降时，日军官看到我军翻译后惊呼：你不是铃木三郎吗

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已赘述文章结尾

1945年，香港新界的一个小镇上，日军投降仪式如期举行。

那天，阳光很足，空气里却有点压抑。

仪式进行到一半，气氛突然变了调。

一名日本军官在人群中看见中方翻译后，脸色变了，脱口而出一句：“你不是铃木三郎吗？”

这一声喊出来，四周一下子静了。

没人说话。

那位被叫住的翻译只是微微顿了下，没回头，也没解释，继续翻译着受降文书。

这事儿说起来有点不可思议。

但要弄明白，还得从头说起。

1938年，日军从大亚湾登陆，沿着海岸线一路南下，深圳、惠阳、宝安陆续沦陷。

那阵子，南粤一带乱成一锅粥，百姓四处逃难。

陈敏学的家就在深圳，原本靠着开旅馆维持生计，勉强过得去。

可战争一来，说垮就垮了。

旅馆被烧，亲人死伤，他的弟弟、妹妹，还有舅舅，全部没了。

那时候他才12岁，日军在当地推行所谓“皇民化教育”，强迫孩子们学日语。

他学得快，很快成了“模范学生”。

没多久，日军看上了他，拉去做翻译。

严格说，是半推半就。

他确实进了日军机关，挂了个“翻译官”的虚职，其实就是干点零碎活儿，帮他们处理些民间事务。

可就是这么个身份，立刻让他成了众矢之的。

街坊骂他是小汉奸，连亲戚都躲着他走。

可谁知道呢。

他心里头那股恨，一天没少过。

那段时间，他的名字在村里成了禁忌。

可就在这时候，另一股势力注意到了他——东江纵队。

这支活跃在华南地区的游击武装，正在找能打入敌方内部的线人。

陈敏学成了候选人。

游击队派人秘密接触他。

他没犹豫太久，就答应了。

不是因为想当英雄，而是因为，他想报仇。

可他没想到，做间谍远比想象中难。

日军并不信任他，根本不给他接触军事情报的机会。

他只能靠着机灵劲儿，一点点套近乎，试着往核心靠。

时间一久，终于有个军官开始真正注意他。

那人嫌他中文名难念，干脆给他改了个日本名字：“铃木三郎”。

说白了，也就是个顺嘴叫法。

可这个名字，后来救了他一命。

再往后，陈敏学开始逐渐接触到日军的调动计划。

每次有军事行动，他都冒着被发现的风险，把消息送出去。

游击队几次化险为夷，他的情报起了作用。

可好景不长。

1941年，日军连续几次围剿失败，怀疑内部出了问题。

陈敏学被拉去审查。

整整三天三夜，被吊打、灌水、电刑。

人几乎熬不住了。

最后一晚，审讯官拿刀顶着他脖子，冷冷地说：“你要是内奸，现在就结束。”

他没说话。

只咬牙摇头。

那天夜里，他被放了。

因为查不到证据，再加上那位军官为他说了话，日军最终选择相信他。

但游击队那边知道这事之后，立刻让他停手，暂时脱离接头。

从那以后，他在表面上继续当“铃木三郎”，实际上已经不再参与任何情报工作。

街坊对他的骂声没少过，他也从不解释。

一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

东江纵队接到任务，负责接管香港新界的日军。

当时沙头角中队的领导邓华，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

“让陈敏学来。

他熟日语，也该让大家知道真相了。”

陈敏学接到通知，第一反应不是高兴，而是沉默。

他等这一天太久了。

不是为了证明自己，而是为了那些曾经误会他的街坊、邻人，还有已经不在的亲人。

他随队来到香港新界。

身穿军装，站在队伍前列，一口标准日语宣读受降命令。

台下的日军一个个低头听着，没人说话。

直到那位军官看清他的脸，喊出那句：“你不是铃木三郎吗？”

没有回答，也不需要回答。

仪式结束后，有不少当地人围着他看了好半天。

有人低声说：“原来他早就是游击队的。”也有人红了眼眶：“怪不得那时候他总一个人走夜路。”

1950年代初，他选择复员回乡，不再提过去的事。

只是在一些学校和纪念活动中，他会偶尔讲几句自己当年的经历。

他说得不多，但讲到那把架在脖子上的刀时，总是顿一顿。

“我那时候，十三岁。”

2008年，他查出癌症。

可他还是照样到学校去演讲。

一次讲了两个多小时，回家便血。

他家人劝他别再去了，他却摆摆手：“有些事，不讲，就没人记得了。”

他讲的那段历史，没有炫耀，也没有怨言。

只是把自己经历的事情一点点说出来。

声音不大，但学生们都听得很认真。

参考资料：
郑宏志，《东江纵队纪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
陈志远主编，《抗战烽火中的东江纵队》，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
罗健雄，《隐秘战线：抗战时期的情报与地下斗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
冯乃超，《香港抗战实录》，三联书店，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