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许世友给儿子许光写信，并寄去五十元钱：在老家给我买口棺材

1979年10月22日凌晨五点，新县许家洼山村的露水还挂在谷穗上，一封加急挂号从南京送抵许光手中。信封里除了薄薄的信纸，还有一张崭新的五十元人民币。许世友在信里写道：“光子，你替我先把棺材备好，位置就定在爷爷奶奶坟东侧，我若百年，也好守着他们。”

许光读完，一时怔住。父亲身居南京军区司令员，却为自己身后事操心到这般细致，五十元在当年已能买到一口上好的杉木棺。看似简单的吩咐，实则包含两层用意：其一，许世友相信身体硬朗，尚有时日，因此让儿子“先备”；其二，父亲认定火化不合他孝道观念，土葬才算“回报爹娘”。

许世友的孝心在军中出了名。1930年代，他刚参军便在连部挂了张写着“忠孝两难全”的纸条；抗日时期东进时，一听到家乡口音还会停下来问一句“可识得许家洼”。年岁渐长，这份牵挂反而更深。1959年探家，母亲已病重，他跪在灶前，烧旺柴火，只说一句“娘，孩儿回来了”。此后，他陆续托人把老家的坟茔修整了三遍，连周边杂草都亲自除净。

“革命几十年，打仗救国是一头，报答生养之恩是另一头。”他常对警卫员这样讲。可在中央提倡身后火化的年代，这番执念成了一个“例外”的麻烦。1956年中南海会议通过火葬倡议，绝大多数中央领导一笔签名，许世友却写了“容议”二字。事后有人半开玩笑：“许司令长得像石佛，心却软得像豆腐。”他只是憨笑，不辩。

1970年代后期，他仍对自己的身体颇有信心。打猎、练拳、喝烈酒，不肯服老。医务人员多次劝他去上海、去北京，他拍着桌子：“脑瓜清楚、腿脚带风，你们别瞎操心。”1979年那封“棺材信”写就同年秋天，他说自己还能活到八九十岁。但信写出，心底分明已有隐忧。

1985年8月，青岛，中顾委会议间隙，友人聂凤智递来南京军区总医院的密件。检验报告上“甲胎蛋白超标”几个大字触目惊心。聂凤智压低声音：“老许，北京301条件齐全，去了稳妥。”许世友眯眼：“不去，北京路窄。”聂问何意，他沉默片刻：“我吵不过那些火化的规定，路窄，回不来。”短短一句，倔强与担忧并存。

9月，病情恶化。他仍坚持住在钟山陵8号旧居，军区医护分批驻守。腹水、黄疸接踵而至，疼痛难忍。他却吩咐：“外人别进来，省得看笑话。”一次凌晨，他自撞墙壁，被护士拦下。护理会议后，工作人员干脆推着沙发在客厅“散步”，让他有种还能“行军”的错觉。看似荒诞，却是众人对这位老将最后的体贴。

10月18日，杨尚昆代表军委到南京探视。工作人员趴在耳边大声报告：“杨副主席来了！”许世友费力睁眼，断续吐出四个字：“我完……蛋了。”医生们随后下达病危通知。22日下午三时许，心电监护划成直线，南京城外细雨迷蒙。八十年的戎马生涯，就此落幕。

人走之后，最要紧的问题重新摆在桌面——究竟火化还是土葬？军委值班室电话此起彼伏，没人敢拍板。邓小平最终批示：“照许世友同志本人意愿办理，下不为例。”这六个字，既是尊重，也暗含慎重。文件只在极小范围传阅，保密级别之高，可见中央对“特事特办”的艰难抉择。

11月8日零时，南京军区副参谋长范志伦率车队出发。棺椁覆着军旗，车灯不开远光，蜿蜒北上。9日凌晨三点，车队抵许家洼。四面山岭沉黑，工兵们悄无声息挥锹。天边微亮之际，下葬仪式完成。没有军乐，没有礼炮，只有山雀偶尔啼叫。按照中央要求，暂不立碑，墓表面覆以新土，看似普通坟茔，与村民祖坟并无二致。

然而，来吊唁的队伍仍络绎不绝。乡亲在土丘前摆上热米酒，战友放下一支带泥的钢枪。第二年春，王震到河南视察，见此景，思索再三，与有关部门商量后立下一块灰白花岗岩石碑，简简单单七个字：“许世友同志之墓”。书法苍劲，落款是范曾，刻工却刻意粗砺——没有豪华雕饰，只留质朴。

有意思的是，棺材钱最终没动用那五十元。许光把那张钞票装入塑料套，放在父亲遗像背后。他解释：“这是父亲留给家里的‘回乡证’，不花。”如今钞票早已停止流通，许家人仍妥帖保存，当作一份无声的嘱托。

许世友的故事里，刀光与孝念并存，豪情与倔强同在。生时披肝沥胆，临别仍牵挂父母。历史将记住他的战功，也会记住那封短短的家书——一位“铁司令”对根与土的执着，比钢枪更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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