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警三枪击毙歹徒，抱炸药包向外冲，救出28名幼儿，结局却很遗憾

2009年3月的一个阴雨清晨，郑州烈士陵园前排起了长队。鞭炮声、啜泣声、军号声交织在一起，男士脱帽、女士拭泪，默默注视那口覆盖警旗的棺木。队伍里有人轻声感叹：“她才四十出头啊。”那一刻，很多人才真正知道，眼前的遗像，是十多年前挽救28条小生命的王玉荣。

追悼会的肃穆与当年幼儿园门口的喧腾形成鲜明对比。1996年12月18日中午，郑州市公安局值班台骤然被尖锐的电话铃刺破安静：“一个男人绑着炸药，劫持28个孩子和两位老师，要50万！”接警员手指微颤，呼吸却很快稳了下来——后方必须冷静。随后，专案指挥部就地成立，狙击手、谈判员、排爆组迅速就位，封锁圈扩散到两条街之外。

现场缺的，是一双能潜进去的眼睛。对方情绪极端易爆，男性警员贸然进入只会火上浇油；女教师装扮最合适，但必须懂警务、懂枪，不然就是送命。讨论不到两分钟，名字敲定：王玉荣，车站分局刑警，35岁，射击特长，孩子缘极好。

许多人后来回忆，那天她冲进指挥帐篷时，棉衣还没来得及扣牢，呼出的白汽裹着一句坚定：“明白，马上走。”五分钟后，幼儿园门口出现了一位拎着体温计和针筒的“保育员”。门缝里只能瞥见她温和的笑，可背影却紧绷得像一根弓弦。

教室里充满火药味。歹徒头戴摩托头盔，腰间缠满黄色胶带捆扎的炸药，拇指死死顶在起爆开关上。短促的对话像碎冰撞杯——

歹徒吼：“别过来！” 王玉荣低声回：“放下引爆器。”

十几个被劫持的孩子围成一团，有人已经吓得抽泣。王玉荣把呼吸调匀，扫视电线走向、窗距、歹徒站位，再假意抱起一个脸色煞白的小男孩：“他发烧，得拿药！”对方烦躁挥手，允许她离开。她一出门，立即将内部情形、炸药型号、歹徒情绪逐条汇报。十几秒后，指挥部决定：狙击角度受限，由她在室内自行解决。

再回教室，药盒里多了一支已上膛的小口径手枪。她左臂护着孩子，将剩余孩子悄悄往身后推；右手握枪，却被长袖遮住。歹徒毫无察觉，仍想检查药物。逼近瞬间，王玉荣猛抬右臂，黑洞洞的枪口顶住对方鼻梁。连续三声枪响，歹徒当场倒地。枪声震得窗玻璃嗡鸣，孩子们愣住，哭声竟停了半秒。王玉荣立刻压住歹徒双手，顺势用身体护住炸药，防暴组此时破门而入。

最危险的不是击毙，而是排爆。起爆器仍连着炸药，只要手一松，全部人葬身火海。王玉荣做了一个让人瞠目结舌的动作——抱起炸药包，猫腰冲向操场，抡臂把它掷到空旷土坑。随后排爆组用沙袋盖压，险象环生才算解除。28名幼儿和两位老师毫发未损。

幼儿园外早已人山人海。三声枪响后，漫长的寂静被大门洞开的刹那击碎。孩子被民警抱出来，一位老人用河南口音喊出“公安好样的！”人群瞬间沸腾。这场自发的山呼海啸，后来被警史专家定义为“群众对女性警察战斗力的第一次大规模认证”。

报道播出那晚，“三枪定乾坤”的字样登上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不少观众第一次意识到：制服背后不只硬朗的男性，也有同样果敢的女性。片中镜头扫过王玉荣，她拘谨地笑，跟在领导身后，胸前的警号被灯光映亮。

荣誉接踵而来，“全国公安英模”“巾帼建功标兵”……她都淡淡一笑：“不过是尽职责。”然而身体并不买账。2001年底，高烧不退的她被诊断为乳腺癌晚期，医生给出的时间不过半年。手术、化疗、脱发、呕吐，病历本写得密密麻麻；可三年后，她硬是拖着半麻的右臂重返刑侦岗位。

从那天起，王玉荣每天八小时变成十二小时。侦查、审讯、布控，嫌疑人捉一批又一批。统计算下来，她直接参与侦破案件一千余起，追缴损失数百万元。手术后遗症让举枪费力，她就用哑铃绑沙袋锻炼。科室年轻人常被她的拼劲逼得“自愧不如”。

遗憾的是，癌细胞并未停手，2007年转移至脑部。连续四次开颅，留下的不是消极，而是更坚定的目光。护士给她理发时，她开玩笑：“省掉理发费，划算。”疼得说不清话，仍让同事把未完成的案件卷宗带到病房。家人劝她休养，她摇头：“能动手就不躺着。”

2008年秋天，她偷偷量尺码，让裁缝做好新警监警服。然而截肢般的病痛越逼越紧，终究没能穿上那套雪白衬衣。临终前，她只留下简短一句：“警服陪我一起走。”言语简单，却像钉子一样钉在听者心里。

葬礼那天，28名当年的孩子已经读大学或走上工作岗位。他们自发聚在墓前，献上写满稚拙字迹的感谢信。一位已参军的小伙子在墓碑前敬了一个笔挺军礼，没有声音，却比任何语言更有分量。

王玉荣用三声枪响在1996年守住了28个家庭的团圆，也用十二年的抗癌搏斗延伸了警徽的荣光。她无法再亲手握枪巡逻，但她的名字在郑州警校的课堂上被一遍遍提起。学员们注视挂在墙上的黑白照片，会发现那双眼睛里没有激昂的宣言，只有一句朴素的职业信念——“危急时刻，向我看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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