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冼恒汉被解除多个职务，表态：我调走！与搭档合作不愉快

“一点也别犹豫，我愿意调走！”——1976年11月，北京玉泉山小楼里，冼恒汉向叶剑英说出这句话时，声音并不高，却透着决绝。对话很短，可外间的寒风似乎跟着卷了进来，预示着他在西北长达几十年的履历将画上句号。

冼恒汉在西北扎根的时间，比不少当地干部还长。1936年经山城堡一役后，他随红军进入陕北，后来辗转第一野战军，再到西北军区，地理坐标几乎没出过黄土高原。广西口音逐渐淡了，沙哑嗓音里带着西北腔，他常打趣自己是“半个甘肃人”。

新中国成立后，西北地广人稀、边境线冗长，军区要政工干部既懂军事又能安民。冼恒汉在政治部当副主任，手握兵员调配与宣传，廖汉生一句“老冼做事踏实”，他就此坐稳主心骨。1953年全国大规模裁军，他硬是把上千名复员战士安插到地方农垦、水利口，没让一个闹情绪。

1955年，兰州军区挂牌，他被任命为政委。有人说那是“肥缺”，可真实情况恰恰相反：基础工业薄弱，铁路、油田、核设施都处在襁褓期。冼恒汉在军区党委会上拍桌子：“宁可少开一次会，也要让几条专列满载钢材直奔河西走廊。”铁腕行事，让他在指挥员中树起威信，也埋下日后与韩先楚龃龉的种子。

进入六十年代末，支左任务压到部队头上。冼恒汉身兼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跑基层成了家常便饭。他常拎一只小提包，土话不断：“粮食就是命，能自己刨出来，坚决不伸手要中央救济。”1969年至1975年，甘肃省粮食总产翻了一番，几条大型水利干渠竣工后，河西走廊第一次出现余粮调出。

成绩摆在那儿，问题也跟着冒头。1975年夏天，兰州铁路局在整风中矛盾集中爆发。车皮调度失控、机务段人心浮动，西北铁路一度大面积停运。中央决定让地方、军队、铁道三方联合处理，可权责混杂，推诿不断。冼恒汉自认是“地主”，连夜开进铁路局；韩先楚则主张“先稳再整”。两人分歧公开化，气氛剑拔弩张。

事件升级后，国务院调查组认定兰州铁路局瘫痪，影响国防物资运输。冼恒汉被指“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另搞一套”。处理意见很明确——离开甘肃。叶剑英找他谈话时，他态度平静，甚至主动提出调离：“我走，能省不少麻烦。”这一句“我调走”，成为后来文件里的注脚，也是他多年履职的收尾。

1977年1月，中央正式下文：免去冼恒汉兰州军区党委第一书记、第一政委、甘肃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职务，调回军委另行分配。他照章办理交接，简单收拾行李进京，身边老部下悄悄掉泪，他挥手道：“部队讲究服从，别让人小看咱。”

进京之后，他住在宣武门外一处旧招待所。前后等了五年，没有新任命，只等来1982年的通知：退出现役。朋友私下问他是否失落，他苦笑一句：“老战友牺牲在马背上，我能活着，已是福分。”

同年，他被要求赴兰州配合清理铁路局遗留问题。飞机落地那天，省城大街竖着“批冼大会”标语，一浪高过一浪的口号把他推上风口。第二天清晨，他突发高血压住进兰空医院。审查组见他病情危急，草草收场，此后再无追问。

退役后的冼恒汉没回南方，索性买下一套简陋小院留在兰州。他用旧钢笔记录甘肃二十七载见闻：修渠、治沙、铁路风波……字里行间不乏激烈措辞，也有自我反省。同行来看望，他摆摆手：“写下来，不代表我要辩解，是给后来人留个参考。”

冼恒汉的遭遇，体现了当时干部处理的两面：一方面严厉追责，另一方面保留出路。不少研究者指出，对待重大失误与个人功绩的平衡，是那一阶段组织人事的棘手课题。冼恒汉没等到东山再起，却也避免了更严厉的法律处置，这种“既打又拉”的模式，后来被总结为“治病救人”。

1989年秋，冼恒汉因病去世，骨灰按遗愿撒在黄河兰州段。黄河水拍岸时溅起细碎水珠，有老人感叹：这位南疆汉子，把一生留在了西北。他留下的几十万字手稿，至今仍在甘肃档案馆封存，等待专业史家深入翻检。那一代人在大时代洪流中的跌宕，仍有许多细节值得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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