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职最快的五位开国将军，谁的职位最高？

1955年秋，北京西郊——“听说老彭这次直接蹿到兵团副司令啦？”警卫员悄声向同伴惊叹。 一句带着硝烟味的惊呼，把“升职”二字摆在了众人面前。自1927年建军到20世纪70年代，人民军队历经改编、扩充与调整，一纸任命往往承载巨大责任，也映照将领的胆识与能力。五位名字常被并列的开国将军——彭明治、王新亭、陈锡联、李德生、汪东兴，就因提拔速度引人侧目。表面看，他们所走道路各异，细究则发现，时代与个人素质两股力量交织，才造就了那一连串令人咋舌的跨越。

最年轻的兵团司令，常被军史爱好者提起的，是陈锡联。1930年代他还是红四军第十师副师长，最高不过副师级。抗战爆发后，陈锡联进入八路军129师，带的是一个团，火线硬碰手榴弹都省着扔。1947年，刚满34岁的他突然站到第二野战军步兵兵团司令岗位，直接越过纵队、军两级，手下十多万官兵。不得不说，林帅敏锐识人，加之他在宿北、鲁南连续夜袭的成名战，让“年轻”反而成了资本。共和国成立后，炮兵需要统帅，陈锡联再被点名，三年之内连换三顶帽子：炮兵司令、沈阳军区司令、北京军区司令。到70年代，他还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政治局席位亦有他的名字。在开国上将序列里，这样的跨度几乎绝无仅有。

相比之下，李德生的起点似乎“不算高”。抗战时期，他是一个师的政委，带兵打仗同样硬气。1949年10月，李德生27岁，在合肥郊外顶着炮火追击白崇禧部队；三年后，干部培训、军事整编同时推进，李德生已坐镇沈阳，成了志愿军后方指挥重要成员。进入60年代，他调回北京，先后担任北京军区司令、总政治部主任。1973年八大选举，他直接迈进政治局常委席位，军委副主席头衔随之而来。短短十五年，完成副师到正国级的“六级台阶”，速度不亚于任何同辈。有人私下感叹：“德生办事，准、稳、快，中央喜欢这种脾气。”

说到政工猛将，王新亭绝对站得住。年仅18岁加入红军，长期主持政治教育。1946年华北平原炮声一响，他突然回到纯军事指挥岗位，出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八纵队司令兼政委。临汾、晋中两场硬仗，第八纵队都是破城第一梯队，阎锡山的“金汤防线”就此崩溃。建国后，王新亭继续在西南、济南军区担任政委，时常被调去“救火”。1955年授衔，上将。细算下来，从普通战士到军区主要领导，只用不到十年，且横跨政、战双轨，这在当时极具示范意义。

若谈戏剧性，彭明治的经历更扑朔。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他在三河坝被炮弹震晕，被乡亲背到山洞里。等他苏醒，主力已远去。三年后，彭明治靠着一张“联络凭证”追到湘赣边区，重新归队。时间来到1948年，他还是东北民主联军第三师七旅旅长。东北野战军扩编成四野时，林彪一句：“这小子靠得住”，旅长直接跳成第十三兵团副司令，足足越了两个台阶。朝鲜停战后，彭明治被送入外交系统，后出任驻波兰大使、武装力量监察部副部长，中将军衔。短暂战功加上后期多面手特质，使他成为军、政、外三栖典型。

最后不得不提汪东兴。与前四位高频出现在战场不同，汪东兴长期负责中央首脑机关安全。井冈山时期，他只是连、营级干部；长征后，他守在陕北，管的是警卫、通信和仓库钥匙。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中央决定在中南海重组办公厅，毛主席点名“让小汪来”。1959年起，汪东兴兼做地方经济整顿，江西石油会战中，他直接昼夜蹲工地。70年代初，国家进入特殊时期，汪东兴因熟悉中央运转，加之净身指挥8341部队的资历，被破格提升，为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行政级别正国级。在全部授衔将军里，升到这一高度的，除他外屈指可数。

观察这五位将军，能发现几个共同点。其一，均在关键节点受到高级首长直接赏识，大胆提拔。其二，多在新旧体制交替、任务激增之际接过“烫手山芋”，以结果论英雄。其三，他们并非单靠战功，也靠统筹、协调甚至外事能力完成飞跃。职位最高者到底是谁？若单看行政级别，李德生、汪东兴同列正国级；若论军中权责，陈锡联曾实际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声望亦不落下风。不同角度，答案并不相同，却共同说明：在那段激荡岁月里，个人的奋斗要和时代的车轮同速，才能在排山倒海中登上高位。

五个人，五条路。升职只是数字，身后的人和事才是分量。愿研究者多翻档案、多听老人回忆，还原这批将领的真实面孔，借此理解军队管理中“识才、用才、容才”的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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