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兵团政委转业地方，一直任省部级副职，对他的使用有一定限制

“1950年初，你去甘肃挑担子如何？”贺龙的话里带着半分征询、半分命令。王世泰沉默片刻，只答了两个字：“遵命。”这一幕发生在北京西苑的临时办公室，时间不过三分钟，却决定了他此后四十年的轨迹。

王世泰1907年生于陕西子长，早年在陕北红军摸爬滚打。地方武装混杂、派系林立，他靠硬骨头与细致政工脱颖而出。1935年西北革命根据地形势严峻时，他一度被推举为“西北军事最高领导”，手下老资格的谢子长、刘志丹都得听他调度。风头虽猛，却暗埋隐患——论资历他不算高，论脾气又直，中央内部对他始终存有保留。

抗日战争时期，他留在延安周边主持联防事务，未到敌后大纵深立奇功；解放战争时也一直在西北纵队任职。1949年全军改编，他出任第二兵团政委，同年随兵团东进西安、挥师兰州。部队进城第一夜，他坐在总指挥部破旧沙发上说：“群众怕乱，咱们先稳住市场。”此后兰州三日无扰，颇得好评。

局势安定后，西北急缺懂政工、懂民族工作又熟悉本地情况的干部。贺龙与西北局商量再三，把王世泰调出军队，安插到甘肃省副主席位置，与起义将领邓宝珊搭班子。表面是提拔，实则与军衔无缘，军中同辈纷纷授衔，他却成了一名地方行政官员。

从1950年至1952年，王世泰在甘肃推行土地改革、整顿盐茶税、开通省内电话干线，动作稳妥。可是中央认为他的视野仍局限西北，1952年又把他调进铁道部任副部长，分管兰—新铁路。大漠里测线，两个月走断三双布鞋，他没一句怨言。不过部内技术干部反映，他对工程质量抓得紧，对文件行文却略显粗糙，这成为档案中“风格有棱角”的注脚之一。

1954年成立国家建筑工程部（后改建委），薄一波钦点他做副手。审批“一五”工业项目，需要平衡中央、地方与苏联专家三方意见，他常半夜在图纸上圈圈划划，第二天对苏联顾问直言“此设计环节冗余”。顾问拍桌子，他也不退让。这股子倔强赢得技术人员尊敬，却也让某些领导觉得他“不够圆滑”。

1958年机构改革，王世泰被派往西北经济协作区。正逢“大跃进”，各省争相“放卫星”，他主张实事求是。一次会议上，某地代表汇报“亩产万斤”，他冷冷一句：“是粮还是草？”现场哄笑，报表被收回。

1960年9月，中央撤协作区、恢复六个大区局，他重返甘肃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工业交通与民族统战。甘肃连年歉收，他抓紧修复灌渠、统筹返销粮，却因口袋空空，难称显效。中央原拟调他去全国人大常委会，1963年电话通知却改口：“暂缓报到，参加‘四清’。”于是他拎包下乡，在定西蹲点七个月，为一个乡争取到八万元水利款，这份“自找的差事”让他颇有成就感。

1966年风暴骤起，他被扣上“汪锋一小撮”的帽子，列入重点批斗对象。八年时间里，他先后被看管于兰州、天水两地工棚。有人逼他写检查，他只写一句：“无反党言行。”字迹端正，页页如此。批斗会散场，他仍被要求扫院子，他就扫；夜里警卫换岗，他就默背《资治通鉴》。

1975年复出，任甘肃省革委会副主任，但上级批示“只挂名，少参与”。文件分到他桌上多是“阅”字签发，实权在他人。知情者分析，限制源于两点：一是早年他顶撞过几位重量级领导；二是长期扎根西北，中央对其政治面貌仍有疑虑。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重新调整干部政策，“限制条款”终于撤销。1979年，甘肃省人大换届，他全票当选主任。同僚回忆，当选当天，他照例七点到办公室，先翻修路工程进度，然后才看贺电，“像再普通不过的星期一”。作为人大主任，他推动民族自治州立法、督办祁连山林区禁伐，声音不高，节奏很紧。

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领导干部离休制度，年满七十五岁的王世泰退居二线，被推举为中顾委委员。有人问他遗憾否，他摆摆手：“干够了，少说话，多看书。”1992年，中顾委撤销，他随机构自然消失于报端，迁居兰州石化家属院，偶尔在院子里同老铁路技师下棋，一盘能磨两小时。

如果翻阅解放军授衔名册，很难找到他的名字；查阅地方志，却几乎绕不开他。一路走来，他始终停留在“副职”层级，或可视作个人性格与时代氛围的交错产物。有人评他“棱角太硬”，也有人说“公私分明”。但有一点毋庸置疑：西北干旱戈壁深处，那几条铁路和一道道渠系，仍在被后来者使用，这或许就是对“使用有限”最有力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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