冼恒汉曾主政一方，被突然免职，惦记甘肃百姓，天天关心天气预报

“1978年1月15日早晨，兰州的收音机里又传来寒潮预警——爸，今天还要听吗？”儿子把音量调小。冼恒汉摆摆手：“先别关，看看甘肃南部会不会下点雪。”这一幕之后几乎天天上演。退下来的人，本可以安心颐养，却偏偏把注意力都放在天气图上，外人看着费解，熟悉他的老部下却明白：那是几十年大西北生涯留下的本能。

时间拨回1936年冬，24岁的广东青年冼恒汉第一次踏上陕北黄土高坡。刺骨北风裹着沙粒，吹得人睁不开眼，他却一句话没抱怨，当晚就跟随部队夜行三十里。靠着这股韧劲，他在晋绥战场撑过无数次饥寒，也在解放战争的西北战略决战期参加了渭南、固原等多个要点攻坚。陕甘青一带千里枯黄的地貌深深嵌进他的视网膜，彼时或许谁也没想到，这块土地会将他牢牢系住半个世纪。

1955年授衔后，他长期在西北军区任职。训练、后勤、工程、防空……岗位换了几轮，方言听懂了一半，气候反应却早被身体记住。到了1965年，全军开展“社教”试点，冼恒汉带队下到定西地区两个公社，才第一次完整接触地方经济：昼夜温差大，年降雨量不足300毫米，外出逃荒要饭竟是常事。他记下村民的抱怨，也记下两口枯井的水位线。谁都没料到，这段蹲点经历为他后来的转身奠定了基础。

1967年春，中央决定由军队支援地方全面复工复产。很快，冼恒汉被推举为甘肃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身份从“军人”变成“当家人”。消息传到兰州军区机关，有参谋笑称“大老粗下地方，肯定先抓队列”。然而第一件事他并未去开大会，而是直奔省计委的档案室，翻出近十年气象、地表水和灌溉数据，晚上又把各地粮调运表铺满办公桌。一个月后，他带队跑北京，硬是从国家计委争到三千万元专项贷款，用于机井、水窖和中小型提灌站。此后两年，六万眼机井在河西走廊一字排开，农民管这叫“地下龙吸水”。

有意思的是，这套打法完全不是纸上谈兵。冼恒汉在北湾公社做过实验：同一块地，一半人工挑水，一半机井喷灌，产量差翻一倍，盐碱反而下降。看到实物效果，甘肃干部干劲大增。1969年全省粮食总产首次突破五十亿斤，三年后达到七十八亿斤。1975年跨过百亿门槛时，他在兰州召开的现场会上只说了八个字：“讨饭帽子，扔到黄河！”会场响起长久掌声，这掌声里有骄傲，也有长年缺粮的苦涩记忆。

生产跃进的同时，他把目光投向能源。八盘峡水电站设计方案在中央跑审批时，专家担心地质断层。冼恒汉一句“大家坐下来想办法”把激烈争论按下去，连续十晚灯不灭，终让工程准时开工。后来的兰州钢厂、靖远煤矿扩建，皆因有电力保障而提速。有人统计过，1970至1976年，甘肃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接近13%。在那样的年代，这份答卷实属难得。

成绩并未遮住缺点。学大寨运动高潮里，他曾在武威树立示范点，时间紧、口号硬，挖地平整稻田的照片未经核实便上墙。几年后土层沙化严重，群众意见很大。他在1976年一次内部会上坦承：“我犯了急躁病，纸上数据好看不算数。”检讨留在档案里，没有任何修饰。

1977年初夏，一纸免职决定突如其来。原因并不复杂——政治环境急剧变化，许多干部卷入陈年旧事。组织宣布时，他没有申辩，回到家只是让家属把公文包里的水利图纸收好。闲散生活刚开始反倒最不适应。起风时担心沙尘，天阴又盼降雨，一天几次守在收音机前，人说是落差太大，他却总笑，“老百姓能不能吃饱，一半看天，一半看政策；我如今能做的，就是盯着那一半的天。”

某个深夜，他看新闻频道介绍以色列滴灌。字幕出现“亩均节水60%”时，他用铅笔在小本上圈了三道。第二天和老工程师通电话：“盐碱地要是用低压喷灌，甘肃准能再多出几亿斤粮。”退休之人谈论项目，局外人听来像空想，可了解他脾性的人心里清楚，这是冼恒汉从不变的信条——土地可以荒，水不能荒；百姓可以穷，田不能穷。

晚年他没再回过权力中心，偶尔受邀参加座谈，总带着一本自己修改多次的“甘肃农垦设想”。提到八盘峡，他自豪；说到“引大入秦”，语气里仍有遗憾：“技术和资金跟不上，错了时机。”话音落下，没人再提往事。他看着窗外积雪，沉默片刻，“迟早能实现，甘肃人不会一直缺水。”那一刻，坐在对面的年轻人突然明白，一个将军为何会对天气预报如此执着。

1988年，冼恒汉病逝于兰州。噩耗传到河西走廊不少县乡，老农自发到机井前默哀。有人说他一生荣辱参半，也有人只记得那个穿军装的干部蹲在麦田里量土壤湿度。对于这些评价再无机会回应，但那台在他客厅角落响了二十多年的收音机，依旧每天准时播报全省天气。机器不会意识到，自己陪伴的是一个念兹在兹的大西北守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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