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岗村“大包干”签字，除了严俊昌是领头羊外，还有两个姓严的人

【1978年12月的一天夜里】 “要不今晚就定了吧？”严宏昌压低嗓子，灶间的油灯吐着黄火苗，他的目光在18张脸上游走。没人说话，但没人摇头，屋子里能听见心跳声。

那一年，安徽凤阳的冬天格外冷。小岗村刚收完中稻，全队六万多公斤交公粮后，仅剩的口粮分不到半月就见底。严俊昌记得太清楚：家里三口人，一天两顿稀粥，孩子常嚷肚子痛。大家心里都明白，再这样拖下去，大人要外出讨饭，老人孩子就得饿。

回头看，小岗的贫瘠并非一日形成。1958年推行人民公社，红薯和杂粮是主食，亩产时好时坏，社员干一天工记十分，年底折算却只够换半升油。到了70年代中期，凤阳县年年欠粮，公社干部骑车下乡收购，见着一户炖肉能当场开罚。严宏昌上高中时亲历过“红芋饭”配盐水，那滋味让他下定决心：自己将来要吃上细粮。

1976年秋，严宏昌离家在外承包泥瓦工程。一天工地收工，他跟包工头学了个新词：“限期包干，少一天扣两成。”他发现这种激励法子怪管用，工友干劲十足。他拿小本子记下来，心里嘀咕：要是把地也这样“分账”会怎样？

1978年春，他被公社催回。出走前，他每月上交十五元“买工分”；回村时，费用飙到一百元，等同“半买半强迫”。但他还是回来了，并主动请缨当副队长。很多人疑惑，他笑着说：“我在外头挣的钱也花不完，回家总得让老娘吃顿饱饭。”

不得不说，小岗村当时“窝里斗”问题不小。20户人家，换队长跟走马灯似的，一件事开三次会也定不下来。严俊昌脾气直，曾在生产队会上拍桌：“再这样拉锯，连糠都没得吃。”可话音落地，还是没人接茬。就在这股怨气里，“分田”想法慢慢成形。

要启动“大包干”，光靠想可不行，账必须有人算。会计严立学因此成了第三个关键人物。他生得瘦高，算盘拨拉得飞快，是全村唯一能把《农业学大寨纲要》倒背两页的人。更重要的是，他家有一个大炕，能塞下全队的青壮劳力。

12月的那个夜晚，18户代表聚在严立学家。他们先聊讨饭遭遇，谁在河南被轰走，谁在江苏讨到的红薯皮最甜。严宏昌听了一阵，用筷子敲碗：“别光说难处，把田包下去干怎么样？”这句话像炸雷，屋子安静了三秒，然后你看我我看你，有人低声问：“要是抓起来呢？”严俊昌把帽子往桌上一摔：“冲我来，我是队长。”

严立学从孩子的作业本上撕下两页，用毛笔写了三行字：若分田包干，责任自负；若遭惩处，公推严俊昌、严宏昌、严立学三人担当。一旁的铁盆里煮着红薯，热气蒸得手印鲜红，一张薄纸却压住了全村的命运。

契约贴在梁上，全队立刻按图索骥：两口之家四分地，三口之家六分地，肥瘦田轮着挑。分完地，各家忙得脚不沾地。严俊昌索性把家里唯一的蓝布棉袄剪成两半，给媳妇做了护膝，自己披件旧麻袋，下田拔草。

不到半年，奇迹出现。1979年夏粮入仓，小岗村平均亩产三百二十公斤，是前年三倍。一车一车的麦子推到场院，社员们傻了眼。严宏昌笑得合不拢嘴，却提醒众人：“低调，别张扬。”

纸包不住火，凤阳县公社很快接到举报。公社书记找到严俊昌，直接问：“听说你们包产到户？”严俊昌先扯谎，说是“赛季承包”。书记冷脸：“别糊弄，我要吃真话。”严俊昌咽了口唾沫：“是我们干的，愿担责任。”随后他被留置四天，期间一直嚷肚子饿，警卫没辙，给他煮了两碗南瓜粥。严俊昌绿着脸说：“这粥味比咱队伙食好点。”

层层上报后，事情竟然没闹大。省里调查组来村里，看到场院麦堆，问严宏昌：“产量真有这么高？”他递上汇总表，补一句：“要不您抽块地测产。”调查员忙让人取样，结果与报表差不多。于是，凤阳县在1979年年底为小岗做了“包干合同备案”，大包干就此获得默认。

话说回来，小岗为何没能走出“政治光环经济滞后”的尴尬？原因复杂。其一，村集体早期几乎清零，后续产业资金薄弱；其二，地处丘陵缺水，无论棉麻还是果蔬，都受自然条件限制；其三，80年代中后期国家“乡镇企业”风潮袭来，小岗缺乏起步资本，错过窗口期。反观华西、南街，都是依托集体资产滚雪球，路径不同，结果更易放大。

有人拿小岗同华西做比较，得出“集体经济优于包产到户”的结论。我个人不敢轻易站队。说到底，制度只是工具，资源禀赋、市场选择、干部能力，缺一都不行。严宏昌后来外出搞运输，回乡时感慨：“谁能想到，当年那张纸能写进史书，可把村子送进富裕，没那么容易。”

1992年，小岗边上修省道，车流穿村而过。村里几户胆大的搞起粮食收购，生意红火，可惜规模有限。政府后来组建股份合作公司，尝试把“大包干精神”与现代股份制结合，却始终没爆发出华西那种“翻倍式”增长。遗憾归遗憾，小岗的标杆意义依旧：它证明了农民自发探索的价值，也为随后全国推广家庭联产承包提供了可行样本。

至于那张红手印契约，经历了原件、复印、重写、再复印的波折，现在陈列在国家博物馆。有人问严立学：“哪份是真？”他笑着摆手：“手印都是真的，饿肚子的记忆也是真的，剩下的就让后人评说吧。”

四十五年过去，三位姓严的老人都已满头白发。有人说他们是“改革闯将”，有人说他们只是想吃饱肚子。两种说法都对。对今天的我们而言，最可贵的或许正是当初那股“先把粮打够再说”的朴素冲劲。毕竟，没有对温饱的执念，就没有撕纸写字、摁下手印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