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连续担任三届中央委员，78年被免职回家务农，有一个终生遗憾

1978年初春的遵化长峪山，还残留着薄薄的积雪。车子停在西铺村口时，王国藩拎着半旧行李，抬头望了望山脊线上被寒风吹得东倒西歪的白桦，这才一步步向自家院子走去。一路没有欢迎的人群，也没有闪光的照相机，他从机关大院回到土坯房，只用了几个钟头，却像跨过了两个时代。

这个时代转换若只盯着人事起落，很容易忽视背后的深层逻辑。王国藩被免去一切职务，回乡种田，并非简单的悲情片段；它折射出国家在拨乱反正中的制度调整，也让人重新审视二十余年来农村合作化道路留下的遗产。事实上，若没有二十六年前那场几乎“纯草根”性质的试验，他大概只能像父辈一样，在贫瘠的山沟里与荒草为伍。

回到1952年10月，西铺村灯火零星，23户人家围在一盏油灯下，商量着把各家的牲口、农具、种子凑到一起。有人低声嘀咕：“就咱这几亩酸田，还能翻出啥花？”王国藩放下筷子，说了一句：“要真翻不出花，咱就去深山刨火柴，挣来买种子！”这一年冬天，社员们在零下十几度的山沟打木材、捆柴杆、推雪出山，硬是凑出了第一批耕牛和秋种麦。

最初的互助组被外村人嘲笑为“穷棒子社”。谁也没料到，仅仅一年，合作社粮食产量翻到单干户的三倍。“一帮要饭的，竟比咱收得还多？”别村种地老把式忍不住去田埂上扒土，看不出什么玄机，却不得不承认组织起来确是另一番景象。就是这份成效，被先到河北调研的干部写进了材料，很快摆上了中央案头。

1953年正月初六，毛主席南行途中专程路过遵化，他在火车上翻看材料，批示“可以多做试点，慢慢推广”。“王国藩合作社”由此被点名关注。从田间的铁锹声到中南海的灯光，这条信息只走了半个月。没有宏大口号，没有动员大会，生产合作社的雏形就这样一步步壮大。

1957年春天，全国劳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王国藩第一次站在万人礼堂的主席台边。握手时，毛主席笑着说：“建设共和国，不止靠城市，也靠你们这帮种地的功臣。”这一句“功臣”，让他暗暗下决心：既然被放到国家的坐标系里，就得干出更像样的成绩。他回村后提出“冬闲变冬忙”，组织石灰窑、缝纫组、运输队，一年到头不让劳力闲着。西铺村的收入由此再上了台阶。

身份飞升之快，连他自己都没完全适应。1969年九大，当选中央委员；三年后，十届中央委员；1973年，再次留名十一届中央。有人提醒他“该住进省里分配的楼房了”，他摆手：“房子换大了，心就容易大。”直到1995年老屋成危房，他才同意儿女翻盖，但屋里仍是木箱子、土炕、煤油灯。

然而高峰过后风向急转。1978年上级决定对部分农村典型进行重新评估，王国藩被免职，理由是“工作方法与新形势不符”。他没争辩，领了文件便回到老屋。家门口的杏树还和二十多年前一样，春天开花秋天结果，村民仍喊他“王主任”。只是从那以后，他再没出过远门，也再没在报纸上留下只字片语。

他心里最放不下的，是未能借自己的影响力带动唐山东部更多山区脱贫。当地县里担心“树典型容易，保典型难”，对外始终保持沉默。错失的项目、停摆的水利工程，都成了他晚年提起时的沉甸甸叹息。一次老同事探望，他在炕头上说了句：“要能把那几条水渠挖通，咱这片山早脱贫了。”说完便咳嗽不止，再无下文。

清贫依旧是他最后的底色。村里收秋，王国藩总抢着推装满玉米秆的独轮车。年轻人劝他歇歇，他回一句：“我也是社员，胳膊腿还好使。”这副社员姿态，他保持到2005年7月30日生命最后一刻。去世那天，家里找不出像样的黑白照片，还是邻村照相馆翻出旧底片才算凑齐治丧用品。

2011年冬，西铺村修文化广场，几位老人看见展板上泛黄的干部合影，不禁低声说：“像王国藩这样的干部，现在怕是难寻了。”话未必精准，却点出了一个常被忽视的事实：在中国农业现代化的漫长试验田里，曾有一批人用最朴素的方法，把合作精神从概念变成了吃在嘴里的粮食。

王国藩的故事终究没有华丽落幕，而是停在了那条没能挖通的水渠上。或许这就是历史最真实的模样：宏大的叙事里，总有人带着遗憾离场；正是这些遗憾，把时代的棱角照得更加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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