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民党少将被俘，却不急反笑：老同学，我可是军委的人

一九四九年深秋，重庆郊外的俘虏收容点里，空气又湿又冷，飘着草木灰和火药的气味。一群国民党败兵穿着破旧的军装，在泥地中排成长队。第三兵团十二军三十四师的团长钱申夫坐在登记桌后面，低头填写花名册。这时，他听见一阵脚步声，不慌不忙，越来越近。

钱申夫抬头，看见一名佩戴少将军衔的中年男人站在桌前。那人神情平静，用带有四川口音的普通话低声说：“抗大四期二队，窑洞第三铺。一九三八年冬天，你还欠我半块肥皂。”

钱申夫手中的钢笔停在纸上，那名俘虏又向前迈了半步，压低声音说：“我是李唯平，本名李碧光，中央军委直属的潜伏人员。”旁边的警卫员下意识去摸枪，钱申夫却已经绕过桌子，一把抓住对方那双布满老茧的手。十一年前在延安分别时，两人都还是热血青年；如今却在这种情形下重逢。

故事要从一九三六年春天说起。在四川达县的省立中学教室里，十七岁的李碧光认真听国文老师周俊烈讲课。当老师讲到陕北的抗日军政大学时，这个瘦弱的少年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第二年，全面抗战爆发，李碧光在毕业前悄悄加入了共产党。一九三八年三月，他背上一个蓝布包袱，北上延安。在宝鸡换乘八路军办事处的运输车时，他把名字从“李碧光”改为“李唯平”。

在延安抗大第四期的学员名单上，李唯平被分到二队三班，和钱申夫同住在王家坪的土窑洞里。每天天还没亮，军号还没响，他就借着窑洞口的微光练习密写技术。队长特意用红笔写道：“该学员常于夜间加练收发报，适合从事敌后工作。”

一九三九年八月，李唯平从抗大毕业，被中央社会部选中。在枣园的一间密室里，领导把成都地图铺在木桌上，对他说：“组织决定派你回四川，利用你本地人的身份重建情报网。”

李唯平在军事科目上成绩全优，本来想去前线部队。领导轻轻敲了敲桌面，提醒他：“一份及时的情报，有时能顶战场上两个师的兵力。”

三个月后，在成都少城公园的鹤鸣茶社，李碧光见到了他的启蒙老师周俊烈。两人以表兄弟的名义，在青龙街七十一号租下一个院子。就在那个院子的厢房里，他们很快架起了秘密电台。

从这时起，李碧光开始系统学习密电码编译和反跟踪技巧。他每天天亮前在灶台边练习销毁文件，总是用淘米水把纸灰彻底浇透。

靠着中学时代积累的人脉，李碧光渐渐在成都的军政圈子里站稳了脚跟。他的老同学杨荫宇当时在四川省党部秘书处担任处长。经杨荫宇推荐，一九四一年二月，李碧光进入成都北校场的中央军校政治研究班第七期学习。

这个培训班实际上由中统控制，主要教授《党派斗争策略》等课程。李碧光在结业考试时，故意答错两道分析题，最终以第七名的成绩，被分配到四川省特种委员会担任主任干事。

每天早晨，他都夹着一个黑色公文包，走进督院街的办公楼。在那些标着“密件”的档案袋中，他仔细搜寻有价值的情报。有一次他值夜班，借整理文件的机会，用微型相机拍下了全省特务的分布图。

一九四二年的成都情报圈里，各个派系明争暗斗。中统四川调统室和军统蓉站为争夺缉私权，闹得不可开交。李碧光看准时机，向上司提供了军统人员参与鸦片贸易的证据，其中包括三份盖有海关印章的航行记录。

这些材料在《新新新闻》上发表后，军统成都站的副站长被调离岗位。这场派系斗争让中统占了上风，李碧光也因此在一九四三年担任了川康绥靖公署的参议。

这个新职务让他有机会参加每周二的军政联席会议。那些记录部队调动的会议内容，往往在散会后两小时内就被编成密电码，从青龙街七十一号的电台发送出去。

一九四四年十二月十七日，原川康特委的干部王新文在重庆叛变，供出的名单上有周俊烈的住址。李碧光通过内线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启动紧急联络方式，但周俊烈没来得及转移。

第二天一早，特务就包围了周俊烈暂住的悦来客栈。周俊烈在房间内察觉异常，心知难以脱身。为了不暴露组织和同志，他选择在客栈二楼窗口与特务交火，击伤两人后，自己也不幸中弹牺牲。

特务们一拥而上，在现场翻查证据。很快，街上就聚集了不少围观百姓。李碧光得知出事，冒险混进人群。他趁现场混乱，悄悄将一枚事先准备好的哥老会令牌塞进周俊烈的外衣口袋。

随后，他立即动用安插在警局的内线关系，将案情导向“江湖仇杀”。办案人员见到令牌，又得到“内部指点”，最终在报告里写道：死者系因帮派恩怨遭人寻仇，与党派活动无关。

就这样，一场原本可能牵连甚广的搜捕，因李碧光的及时介入而被定性为普通刑案。特务机关见线索指向江湖帮会，且人已击毙，便未再深究，停止了追查。

一九四五年四月，宜宾的地下交通站遭到破坏，多名同志被捕后被关入渣滓洞集中营。其中一位是李碧光在抗大时期的报务教员。李碧光通过安插在监狱的内线得知，这位教员在遭受电刑后拒不招供，但身体状况已极度恶化。

李碧光深知直接营救希望渺茫，他冒险指使内线送去密信，内容是组织经过研判后决定的策略：“争取保外就医，必要时可装病。”

在后续审讯中，这位同志开始出现精神恍惚、语无伦次的症状。特务医生难以判断真伪，最终在诊断书上写下“重度精神衰弱”。与此同时，李碧光动用其在川康绥靖公署的参议身份，以“防止重要人犯庾毙狱中，授人以柄”为由，联合多位社会名流推动保释。

随后这位同志被转至一所教会医院“观察”，最终在地下党的接应下成功脱险。

一九四六年十月，经四川省民政厅的官员做媒，李碧光与国民党成都市政府科长的女儿在锦江饭店举行婚礼。前来喝喜酒的成都军政界要人达四十七位。

他的妻子始终不知道，每晚丈夫在书房“处理公务”，实际上是在向延安发送密报。有一次女儿半夜哭闹，他慌忙把未写完的电文塞进书套里。这样的双重生活持续了整整三年，直到一九四九年秋天局势剧变。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解放军逼近重庆。李碧光接到中央社会部的紧急电报，要求他“设法随军撤往台湾”。他立即通过老部下的关系，谋得国民党第十四兵团参谋长兼第一〇一军军长的职位。

在奉命防守白马山阵地时，他故意拖延修筑工事，为解放军穿插部队创造机会。然而计划刚开始实施，他所在的部队就被解放军第三兵团快速分割。被俘时，他主动表明身份。

钱申夫迅速将情况上报。西南军区司令部在十二小时内，接连收到军委的三封电报。第二天，李碧光在一队精干人员的护送下，乘坐吉普车驶离重庆。汽车在崎岖的公路上颠簸向北，数日后，他们在武汉换乘了开往北京的专列。

当火车终于呼啸着驶过华北平原时，李碧光望着窗外掠过的田野，紧绷的心弦才渐渐松弛。他想起潜伏期间处理过的上百份密电、转移过的八十多位同志，以及那些永远留在黑暗中的战友。车轮滚滚，他的故事，也随着这漫长的旅程，缓缓融进了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