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飞热剧《兽藏我心》：富豪杀人案噱头下，对人性的苍白探讨

Netflix新剧《兽藏我心》（The Beast in Me）上线即跻身IMDb周榜前三，赢得了很高的关注度。然而热度背后，关于剧集本身的质量争议不断。该剧取材自轰动一时的真实案件——纽约房地产大亨罗伯特·杜斯特（Robert Durst）涉嫌连环杀人事件。但是这部剧却未能借力于原型故事的复杂张力，反而在叙事节奏、人物塑造与主题表达上显得力不从心。

噱头够大，但故事很差

女主角阿加（Aggie Wiggs）由克莱尔·丹尼斯（Claire Danes）饰演，是一位丧子、离异后隐居郊外的作家，正深陷创作瓶颈。她停滞的生活因隔壁搬来新房主而被打破。新邻居尼尔（Nile Jarvis），由马修·瑞斯（Matthew Rhys）饰演，是一位房地产大亨，在其妻子失踪后与妻子助理再婚，成为杀妻嫌疑的最大焦点。尼尔主动找上阿加，以提供写作素材为名，强势介入她压抑封闭的世界。更令人不安的是，当他得知阿加幼子死于车祸而肇事者始终逍遥法外后，第二天，肇事者竟离奇失踪。这仿佛是尼尔向她递出的一张无法拒绝的黑暗邀请函。在现实压力与好奇心的双重驱动下，阿加决定踏入这场与狼共舞的危险关系。

剧集不断抛出悬念：尼尔是否杀害妻子？肇事者失踪是否与他有关？并试图以美剧中常见的政治选举与FBI查案情节丰富叙事层次。在写作过程中，阿加不断被丧子之痛侵袭，而尼尔却以近乎粗暴的方式，强拉她进入已故儿子的房间，逼她直面未愈的创伤，或许阿加心中还有对肇事者失踪那一丝难以言说的、复仇般的快意。

阿加与尼尔

然而，剧情在关键处却显得乏力。尼尔最终因与现任妻子争吵时不慎自曝罪行，录音成为定罪证据而入狱。更突兀的是，他在狱中尚未经受法律审判、真相也未完全公开之际，竟被叔叔雇凶刺杀。这一安排不仅削弱了前期累积的悬疑张力，也让角色结局显得仓促而敷衍。

阿加在后续的演讲中反思道：“我们应如何看待尼尔的死？是恶有恶报，还是大快人心？……我曾将复仇视为另一种哀悼，尼尔嗅到我心中的血腥，将我的故事变为现实。他如黑暗天使，吞噬我的愤怒，代我完成那说不出口的愿望……我是这场循环中的共谋，绝非清白。”这段独白意图展现角色的自省与对善恶界限的质疑，并借佛教中“业力”（Karma）的概念，试图超越传统善恶报应的叙事框架。

然而，这样的主题升华却显得生硬而勉强。尼尔在剧中几乎被塑造成纯粹的恶之化身，缺乏足够的内在动机与人性深度，家族对他的控制也一笔带过。他的恶行如游戏般轻率，杀人仿佛踩死蚂蚁，缺乏更复杂的心理铺垫。而剧集在人物塑造与节奏把控上的不足，更导致对人性灰度的探讨始终停留在表面。善恶未必分明，撒旦未必狰狞，可惜《兽藏我心》在刻画与诠释上，都还欠一把火候。

真实案件与苍白改编之间的落差

剧中房地产大亨涉嫌杀妻的设定，不难令人联想到现实中的罗伯特·杜斯特（Robert Durst），那位曾在美国掀起舆论巨浪的豪门之子。他所涉的三起命案（妻子、密友与邻居），其轰动程度不亚于辛普森杀妻案，也多次被搬上银幕。

2010年，由高司令（Ryan Gosling）主演的《所有美好的东西》首次尝试将杜斯特的故事剧情化。影片聚焦于主角扭曲的童年，7岁丧母，成长于强权父亲的阴影下，一步步走向毁灭他人亦自我毁灭的悲剧。尽管该片上映后反响平平，却意外引来了杜斯特本人的关注，他主动联系导演安德鲁·杰瑞克奇（Andrew Jarecki），接受了多年来的首次专访，从而催生了2015年震撼全美的纪录片《纽约灾星》（The Jinx）。

《所有美好的东西》与《纽约灾星》第一季、第二季海报

这部纪录片不仅呈现了杜斯特口中7岁被父亲带去目睹母亲跳楼的创伤记忆（后被其弟道格拉斯公开否认），也揭露了他早在10岁时就被心理医生标注可能具有人格分裂或精神分裂倾向。纪录片不再只是记录，更成为推动现实案情发展的关键。德斯特在这部纪录片中变相坦白了自己所犯罪行。在片中一个场景中，麦克风捕捉到他在浴室里喃喃自语：“我到底干了什么？……当然是把他们全杀了”。在节目播出前后，杜斯特因涉嫌谋杀好友苏珊·柏曼被捕，片中那些近乎自白的片段，也成为司法进程中的一环。

反观《兽藏我心》，其根本问题不在于将尼尔塑造成一个天生杀人狂，而在于未能构建起令人信服的角色逻辑。即便编剧意图呈现一个天生冷血、缺乏常人情感动机的杀手，这种设定本身也需通过细节、氛围与叙事来支撑其可信度。然而，剧集对尼尔父亲与叔叔的刻画仅停留在包庇与监视的浅层，既未深入家族扭曲的关系动力学，也未展现这种环境如何塑造了他的行为模式。

结果是，无论尼尔是有复杂动机的悲剧恶徒，还是无理由的纯粹恶种，角色的呈现都显得单薄。他的恶行缺乏内在的叙事纹理，狱中遇刺的情节也因此失去应有的悲剧张力或命运讽刺，沦为生硬的剧情工具。剧中作家通过采访逼近真相的线索，虽与现实中的《纽约灾星》形成互文，却因角色塑造的悬浮，难以触及人性与真相之间的复杂地带。

当真实案件本身已具备如此强烈的戏剧张力与命运讽刺，《兽藏我心》却未能借力于此，只能在情节表层游走，错过了成为一部真正有重量的罪案剧集的机会。

只有生死大事，未见人性幽微

2022年1月10日，罗伯特·杜斯特以79岁之龄病逝狱中。而对他涉嫌谋杀首任妻子凯瑟琳的审判，尚未开启便随他的死亡戛然而止。他再一次逃脱了法律制裁，上一次是靠家族势力与司法漏洞，这一次则是凭借死亡本身。

现实中的杜斯特并未如公众所期待的那样杀人偿命，剧中的尼尔同样未死于法律审判，而是倒在狱中由叔叔雇凶的刀下。阿加对尼尔的死抱以同情，将他视作黑暗天使，一个嗅出她心底血腥味、替她完成复仇的共谋者。这样的设定也触碰了观众对罪与罚的敏感神经。剧中借阿加之口提及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暗示她所追求的正是那种超越道德审判、直指人性复杂性的非虚构笔触。然而，观众是否仍下意识渴求一个恶有恶报的爽文式结局？

杜鲁门·卡波特的《冷血》中文版书籍封面

事实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往往只是人们对正义的理想投射。现实中，以疑罪从无为基石的司法体系，在宁可错放也不错判的原则下，确实最大程度地保障了程序正义，却也难免造成真凶逍遥法外的结局。对受害者家属而言，这种源于制度本身的无解之局，带来的是一种深刻的无力与持续啃噬的愤懑。正义不仅可能迟到，甚至可能永远缺席。

正是在这一现实困境的映照下，《兽藏我心》中借家族势力在狱中买凶完成私刑正义的情节，显得尤为讨巧。它聪明地绕过了法律程序的漫长与不确定性，用杀人偿命这种最直接、最原始的方式，满足了观众对因果报应的期待。这种叙事选择，固然提供了某种情感宣泄的出口，却也不无取巧之嫌。它将复杂的司法伦理与社会矛盾，简化为一个可以快速了结的暴力闭环，实际上回避了更深层的诘问。

当法律无法交付众人所望的正义时，我们是否只能退回至原始正义？如果暴力复仇成为被默许的解决方案，那么它与它所惩罚的罪行，界限又在哪里？阿加将尼尔视为黑暗天使，正是试图触碰这一灰色地带，暗示她如何在悲恸与复仇的冲动中，与恶龙缠斗过久，自身亦染上晦暗之色。

真正深刻的悲剧或许不是恶人伏法，而是清白之人如何在追寻正义的过程中，被自身的执念与黑暗吞噬。影视作品屡屡触及这一命题，正因其背后是无法轻易安放的人性困境。当法律无法全然实现令所有人都满意的正义，当伤痛无法靠审判平息，受害者家属该如何自处？是转向宗教寻求慰藉，还是尝试谅解以求释然？抑或在复仇的循环中越陷越深？

这些问题已超出《兽藏我心》所能承载的范畴，却也恰恰暴露出它在人性探讨上的浅尝辄止。在这一点上，《兽藏我心》提出了问题，却未曾真正走进问题的核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