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 那个最早报道南京大屠杀的成都人走了

历史像山间小路，曲折蜿蜒，但总在向前延伸。

——王火《战争与人》

昨（23）日晚，四川省人民医院，103岁（虚岁）的王火安详辞世。自1983年入蓉至今，从玉林北街到大石西路，王火人生精彩的下半场，都在成都。

1997年，成都人王火以三卷巨著《战争与人》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成为文学川军的扛鼎人物之一。

昨天傍晚的成都，晚霞似火，似乎在以漫天的霞光，送别一团持续燃烧、穿越了两个世纪的烈火。

今天的全国媒体都纷纷报道了王火的离去，对他的成长经历、文学成就所述甚详，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作为最早报道南京大屠杀的中国记者，在202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王火自传《百岁回望》里，有超100页的《日伪罪证》记录，从见证公审冈村宁次、谷寿夫，到目睹战犯酒井隆伏法，以及采访战后的上海日侨生存状况……

往事并不如烟，昨日历历在目。

79年前，王火对日侨说：“你们带着现在这种思想回去，将来说不定国家强大了，又要扩军向外侵略呢！”

对应当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种种出格言行，王火79年前的担心，显然并非杞人忧天。

王火眼里的战后南京——“在我的记忆里，南京大街上熙熙攘攘，而在1946年大白天，南京街道上几乎没有什么人，一片萧条败落的景象，战争给南京带来了无法弥补的伤害。”

1946年，22岁的王火还在复旦大学新闻系读大三，当时他同时为重庆《时事新报》、上海《现实》杂志等报刊写稿。当年2月，他前往南京采访日本战犯的审判过程。

在南京湿冷的冬天，王火一边对南京大屠杀作研究，一边采访南京大屠杀幸存者，还观看了遇难者丛葬地发掘过程。

在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审判谷寿夫时，王火在法庭旁听。“一位满脸刀伤的少妇，用围巾半遮着自己的脸，在丈夫的陪同下走进法庭，对日军在南京犯下的罪行作证，她就是李秀英。庭后，我主动约访李秀英。”

这位反抗日本兵的女子名叫李秀英，随后，王火在上海的《大公报》和重庆的《时事新报》上，以笔名“王公亮”发表了《南京大屠杀主犯谷寿夫受审详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记南京大屠杀时的三位死里逃生者》等一批长篇通讯。

报道里写道——

第一位死里逃生者，是女性，丈夫姓陈，而自己本身的名字叫李秀英。当民国廿六年十二月中旬，南京城破后，谷寿夫、牛岛等等的各个师团在松井和柳川两个司令的命令下进入南京，于是屠城开始了。陈李秀英是南京人，没有离开自己的乡土，一群天皇的勇士们搜见了她，在光天化日下便要强奸，结果却遇到了出乎意外的强硬抗拒，于是强奸未遂，而陈李秀英却被那些“皇军”们的枪尖，戳了三十三刀，奄奄一息的被鼓楼医院的外国籍医师抬入院内。经过诊治，她的伤是好了，但我见到李秀英时，她已经是一位脸部比《夜半歌声》上的“宋丹萍”好不了多少的女子。这一位贞烈的女士，现在是日本战犯的死对头。当她在鼓楼医院疗治时，浑身上下，三十三个血淋淋的伤痕，已经被外籍医师摄入摄影机，这一次东京国际法庭上，曾经当众放映过。为了她这一种可佩服的大节，她的丈夫陈先生，现在和她相处得很融洽……

报道一出，海内外动容

昨日（1946年9月13日）午后四时十分，日本战犯中将师团长酒井隆在南京雨花台刑场枪决。酒井隆抗日战争时期被称为“华南之虎”，作恶多端，当该犯被押下囚车步向刑场时，满布四周山上之无数观众欢声雷动，热烈鼓掌。

酒井隆穿藏青色西装，鹅黄衬衣，白花点黑领带，下着褐裤黑皮鞋，戴黑边眼镜。下车后，态度尚能勉强矜持，但脸色已如黄蜡。行刑者为国防部警备区三营九连少尉周文杰，自囚车上扶酒井隆下车，各报记者纷纷上前拍照，酒井隆还略作笑容，被摄影后即在两列武装士兵警戒下，抵达刑场草地。酒井隆向南立定，周少尉掏出驳壳枪，先向其背中心一枪，接连又向左背肋心脏一枪，酒井隆即向右前方仆倒，旋自动翻转仰卧，两腿平伸，双手握拳，上臂微屈，面部狰狞，两分钟后遂告气绝。

由于日寇侵华烧杀奸淫之暴行，南京人民体会特深，故当时见到战犯受到惩罚，周围满山满岗群众鼓掌达两分钟以上。监刑官此时命地甲上前检查战犯是否身死。地甲是一六十余岁老头，留有两撇胡须，体形瘦削，奉命走近尸身，掀开西服外衣，先摸胸口，后摸嘴唇，然后回身走向法官说：“报告！死了！”于是四周掌声再度响起。外国记者观看者也连说：“Good！”

酒井隆随身遗物经地甲捡出，计有灰色钢笔一支，白手帕一块，眼镜盒一只。地甲又奉命将酒井隆所戴的黑眼镜拾起放入眼镜盒中，这些物件均由监刑官转交日本联络部保存。至于尸体，据悉，驻南京日本官兵善后联络总部尚未派员为其料理善后，故其尸体经当地保甲以芦席包卷后移向距刑场二三百米处暂时浮葬，以维卫生。闻日本善后联络部会依法请求我国当局准许领回酒井隆尸体送南京市火葬场火化后送回本国，现正办理手续中。

当行刑之前，酒井隆不知其死期已到，赤膊短裤坐于囚室桌旁，用钢笔埋头作书。其囚室，宽约六尺，长一丈余，内有竹床一张，桌子一张，其虎皮大衣一件挂在墙上。桌上有中秋月饼一盒及书数册，书下压有稿纸。下午二时三十分，检察官陈光虞、主任书记官张体坤、翻译官黄文正在战犯拘留所楼上法庭开庭，拘留所杨代所长到楼下囚室命酒井隆换衣出庭。在法庭上，陈光虞问明年龄、籍贯等后，说：“本案已定，今日执行，有何话说？”酒井隆闻后，甚为惊异，但仍故作镇静，稍停回答：“现在无话可说，但有遗嘱等均在房里，今天给我时间整理整理。”陈光虞说：“不行，时间不允许！”酒井隆又提出希望见一见日本联络部的一个熟人。但执行令已下，检察官准许酒井隆回囚室半小时处理后事。

酒井隆回房迅速换衣，并写出遗嘱。遗嘱开头用中文写：“9月13日午三时，突然刑死，早有准备私金四万五千元……”以下写日文，写毕。整理法警送来的他的物件，计：大白布包一个，内有咖啡色绸面狐皮袍一件、毛衣一件、毛背心一件、日本军服一套、军裤一条、黄衬衣一件、白袜两双、枕套一对、绿军毯一条，连同高级香烟一条，声明留交日本联络部。又皮箱一只，内装呢大衣一件、白衬衫、汗衫、袜子、牙刷、毛巾等物。另外有纸盒一个，计有日记本十本及书籍等。这时陈光虞等来了，酒井隆再三嘱托一定要把这些东西转交给家人。陈检察官当即点头答应：“一定给你送到！”此外，酒井隆拿出一个便条，是致天皇表示敬意的，法官也答应转给日本联络部。于是，酒井隆遂立正一鞠躬。

由于酒井隆整理遗嘱及衣物占了三十分钟，故执行他死刑的时间也顺延了三十分钟。

枪毙酒井隆，9月14日南京市各处遍贴这个战犯罪状，原文部分如下：

案查战犯酒井隆，参与侵略战争，在香港、广东等地，纵兵屠杀俘虏伤兵及非战斗人员，并强奸枪杀平民、滥施酷刑、破坏财产等情，事实昭彰，罪证确凿，将该犯酒井隆一名提案验明正身，押赴刑场，依法执行死刑。除呈报外，令即布告周知。此布，计开战犯酒井隆一名，男，六十岁，日本广岛县人，住东京。

布告之下，围观者甚众。

（本文刊于1946年9月18日重庆《时事新报》。酒井隆是乙级战犯，是抗战后我国处决的第一个日本战犯）

1946年夏天，我以重庆《时事新报》特派记者的身份在上海对日俘和日侨进行了一次难忘的采访。

◭青年时代的王火

当时，在上海的日俘都收容在江湾，日侨被集中起来收容在虹口，都由汤恩伯的第三方面军管理。我在江湾“京沪区徒手官兵管理处”递了名片。这是一幢脏兮兮的灰色三层楼建筑物，据说原来做过日本的兵营。门口有第三方面军的荷枪戴钢盔的士兵站岗警戒。里边一些显得陈旧的房屋用铁丝网拦着，有些场地连铁丝网也未拦。

几棵大杨树上的鸣蝉，在烈日下单调地鼓噪“知了——知了——”，叫得人昏昏欲睡，也叫得人心烦。这里不叫“俘虏”而叫“徒手官兵”，是一种创造，目的大约是怕刺激日本官兵。老百姓早有议论，弄不清为什么对来中国杀人放火的鬼子兵这么好！

我问现场负责的管理处长王光汉：“是否同意我简短地采访一下？我想弄清楚些问题。比如‘八一三’之前，从上海到南京去，铁路沿线每个站的墙上都有日本的‘仁丹’广告，有大有小。当时并不太介意，只以为是日本倾销商品。等到抗战爆发，才知道这是日寇为侵略战争而预先布置下的指路牌，日军只要看到这广告，就知道这个地方的规模大小，甚至地形、河流、山川在上边也有暗示。现在，这些广告大部分早已铲除，但还有剩余的可以见到。不知这事得到过印证没有？”

王光汉马而虎之地说：“这事自然有。鬼子打中国之前，早就做到心中有数，对中国的地貌地象等等，了解得比我们的五万分之一地图还清楚得多。但我们现在主要是平平安安地把日本徒手官兵遣返，别的事顾不得太多了。”他拭着汗把军帽朝额上一推，说，“我忙，话也说得不少，对不起，你请回吧！”

他陪我走了出来，同我握手告别，告诉我可以到虹口唐山路第三方面军日侨管理处去采访日侨，又说：“那里的日本人不是军人，采访比较方便。都一样是日本人，你可以去看看。”

我到了虹口，看看表，已是中午，就先找小饭馆吃了饭，然后走到唐山路，找到“第三方面军日侨管理处”。这是一幢十分宽大、三开间三层楼的花园洋房，既新式，又有石库门房子的味道，估计原来是个什么大汉奸的私宅。花园里依然树木葱茏，盆花很多，太阳花和茉莉花盛开，也有些盆景。客厅样的一间大房作为饭堂，刚开过饭。伙食很差，木桶里剩下的粗米饭颜色发黄发红，菜是炒黄豆芽。地上撒吐着不少饭菜。到了办公室，接待我的是一个少校翻译，姓张，名字记不清了。他刚吃过饭正在剔牙，比王光汉谦和多了。我递了记者名片，向他提出要求后，他说：“行！”但让我坐着看报纸等一等，说他先要去办点事。等了半个多小时他才来，对我说：“走，先陪你看看！”

虹口依然带着点日本味儿，这是日本移民来的日侨在此大批居住造成的。我和张少校边走边谈。他介绍说：日寇投降后，从各地集中沪上的日侨本来有十万，还过着相当自由、衣食无缺的生活。已经遣返四万了，现在虹口区集中的日侨，不足一万人！日侨原先在这经商的很多，也有开烟馆贩卖鸦片和红丸白面及吗啡的，更有开赌场和日本妓院的。日军在虹口也设立过慰安所。现在这些都早关门了！但小本经营的多起来了，尤其是小吃食店，卖茶、卖点心，小食摊子很多。他又用手指指在街边走动的一些男男女女和老人，说：“这些都是日本人。”日本人男的多数穿的是西装、中装，女的多数穿的是中国旗袍，极少见穿日本和服的。可能他们有一种心理，不想表现出自己是日本人。但有时还是看到穿木屐的日本女人。有些日本人经过，看到张少校穿着军服，都谦卑地低头行礼。张少校说：“这些日本人，现在见到中国人比旅店茶房还恭顺，咧开嘴唇讨好地笑着，表示友好。其实以前并不都这样。现在打败了，投降了，若不是当着中国人的面，他们都是些失去笑脸的人！”

到了一间教室，里边有些课桌椅，但绕墙放着榻榻米。我看看手表，催促说：“请你快帮忙组织个座谈会，时间不早了，有七八个人参加也就可以了！”

张少校说：“我马上去找人，你先把桌椅摆一摆！”说完，就匆匆走了。

我动手把榻榻米合排在一起，把桌椅排好，布置成座谈会的样子。不到二十分钟，张少校带了八个日本人来了。男的两个，都是老年人，女的六个，有两个年轻女子抱着婴孩，其余四个都是中年或年龄较大的。进来后，照例恭敬地鞠躬行礼，满面含笑，十分礼貌地脱鞋登上榻榻米，像中国北方人上炕似的盘腿坐下。抱婴孩的母亲大方地敞开胸怀给小孩喂奶。我和张少校则在椅上坐下。这些日本人大多能说点中国话，可以直接交谈；也有的日本人不会说中国话或不愿说中国话，都通过张少校翻译交谈。除了一个年岁最大的老头佐藤是上海一个什么研究所研究黑热病的专家外，其余这些日本侨民都是在苏州经商的。教育程度，除佐藤外，都是中学以上。张少校悄悄告诉我，这个佐藤很可能是研究细菌战的专家，但他不肯承认。他脾气古怪，寡言少语。交谈中，日侨首先都表示感谢中国的宽大，然后又表示这次战争是受了军阀之骗。好几个人都说：“投降前，我们总以为日本海陆空军都是世界第一，没想到突然就打败了！真是受骗了！”

原来，他们的认识只停留在这样一个程度上。我不禁说：“世界第一就该侵略别人吗？你们只认识到受骗，却还认识不到侵略有罪，认识不到中国被你们烧杀成什么样子！你们带着现在的这种思想回去，将来说不定国家强大了，又要扩军向外侵略呢！”

谈到抗战胜利后惩处汉奸的事，人们对罪大恶极的卖国贼盛文颐了解不多。但蒋介石国民党“劫收”上海时，军统特务可没忽略他。“劫收”大员都知道“要发财，抢汉奸”的道理，谁“抢”到的汉奸多，就一定可以发大财。汉奸中的富豪，自然更是众“抢”之“的”。盛文颐是个“金银财宝库”，谁都想把他抓到手挤出肥油来。

所以“劫收”开始，军统捷足先登，早早就将盛文颐以汉奸罪名逮捕在手，并将他囚于“楚园”。这“楚园”是一座三层楼五开间的大洋房，前有宽敞的花园，本是大汉奸伪上海市警察局副局长卢英的公馆，卢英号楚僧，将住宅取名为“楚园”。

盛文颐被抓进“楚园”军统看守所以后，受到优异待遇。他生于1874年，1945年时已七十一岁，由于吸食鸦片几十年，烟瘾特别大，人瘦骨嶙峋像能被风吹倒，衰老得很，只是两只骨碌碌的眼睛很精神也很精明，看得出是工于心计善于打算盘经营的人。

那时，汉奸给军统、法院等肃奸人员送了八个字形容其黑暗：“有条有理，无法无天。”这“条”指的“金条”，“法”指“法币”。有“条”有“法”其实并不一定管大用，有的汉奸送了金条法币一样枪毙送命（甚至为了灭口就得枪毙），但花了金条法币自然有时也有妙用的。盛文颐在“楚园”时，由于家人上下用金条法币打点，所以烟盘、烟枪可以送去公开吸食鸦片，其他汉奸都侧目而视。

盛文颐，因排行第三，人称“盛老三”。他是江苏武进人，清末邮传部大臣、铁路总公司督办、汉冶萍煤铁公司董事长盛宣怀之侄。清朝时，曾任济南、沙市、烟台等地电报局局长。北洋政府时，曾任京汉、津浦铁路局局长。后来南京国民党政府从未起用过他，他一直失意不满。由于盛宣怀与有些日本人关系密切，又加上他在津浦铁路局长任内与日本陆军及使领馆人员有来往，所以他结识不少日本人。到了抗战爆发，他在上海立刻就勾结日本大浪人里见甫进行卖国。

当时，日本蓄意继续以鸦片、白面、红丸毒化中国，并依靠毒品来搜刮军费和特务经费。上海沦陷后，日寇就起用盛老三为“宏济善堂”的主持人。“宏济善堂”有一个好听的名字，实际是公开的贩毒、售毒机关。而且随着日军侵华占领土地越多，开设的分堂也越多。“宏济善堂”实权掌握在里见甫手中，盛老三经营也出大力。当时上海的南市、虹口等地都普遍开设烟馆，日寇在古北口以及安徽、江苏的一些县里，大种罂粟，盛老三靠鸦片大发其黑财，一下子成了上海的大富豪之一。有人认为他是上海首富，确否，无从查考，但他因豪富而成为上海大闻人，在敌伪时期，臭名是十分响亮的！我在长篇小说《战争和人》中，曾写到“盛老三”和他的“宏济善堂”，那些情况都是真实的。

日寇十分重视并喜欢盛老三，因为他将贩售鸦片赚来的大笔款项供给日本，也给若干东京的日本海陆军官及议员等每月固定发放“津贴”，同时他毒化中国，使吸毒者大量增加，种毒者大量推广，对减弱中国国力、危害中国人体质做出了“贡献”。因此，日本人支持他。他有日寇做强硬后台，与侵华日军联系紧密。他在上海贩毒到各地，有很大的潜势力。

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又把苏、浙、皖三省销售食盐的“裕华盐公司”掌握到手里，从此，黑的鸦片、白的盐巴全归他掌握。他官儿不大，威胁却大，连周佛海他都不放在眼里，认为你奈我何。周佛海留下的日记中，有二十余处都提到与盛老三谈盐务的事，可见他见周佛海很容易，而且老是在同周逆办交涉。

周佛海起先为同盛老三争夺盐务的利益有摩擦，互不相让，最后，则两人都互相让步，携手合作，一同作恶。

在敌伪统治上海时期，人提到盛老三，有不少传说：有人说他家里金银财宝用箱子装，一箱一箱数不清。到他家里的人，确见他家有金烟灰缸、金痰盂、金鸟笼，连鸦片烟具和脸盆都是金的。

有人说他家有个库专藏上等鸦片烟土，凡客人去，都招待吸鸦片。他本人烟瘾大得一天要抽无数次烟，夜晚也要一次又一次抽，家中养的鸟闻不到烟味就会因瘾而死。

有人说他的房产多，上海有好几条里弄全是他的，住宅有十几处，每处都有一个姨太太。他在金神父路（现瑞金二路）的一所大洋房，占地十余亩，里外都富丽堂皇，花园里有亭台假山、珍贵花木，人说比上海出名的犹太富商哈同的住宅还好。家里男女仆人、保镖、司机好几十个。

有人说，他有一个宠爱的姨太，有只大钻戒足足有二十几克拉重，当时价值上千担白米……

诸如此类，说不尽他的富。军统逮捕盛老三后，据说房产全部被封，汽车、金条、首饰、股票、证券、衣服家具等自不用说，在他老婆那里抄出的金刚钻和宝石、翡翠就有几百颗之多，这些当然都是沾满中国百姓血泪的造孽钱！

传说审讯盛老三时与审讯别的汉奸不同之处，是注重的不在案情而在财产，目的自然是要榨干他的财物。所以，他关在“楚园”后不久，就被军统秘密解送南京，这充分说明了这个汉奸的“特殊”重要。

国民党政府审判汉奸时搞的鬼很多，毫无透明度，有时也不公布审讯详情，这是人民对审汉奸案极不满意的一个方面，在盛老三的案件上就是这样。

后来，只听说这个年逾古稀的老汉奸已判死刑枪毙了！至于何年何月何日，则弄不清。估计当是在1946年。前些时看到《民国人物大辞典》上有盛文颐的词条，只有生年，没有卒年，介绍也十分简单，恐是此故。

注：本文资料来自202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百岁回望》，作者 王火

撰文/Write Articles—L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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