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7月20日早晨,北京的天空还带着雨后的凉意,银白色的波音客机滑入停机位。舱门打开,李宗仁扶着夫人郭德洁的手缓缓走下舷梯。周恩来、贺龙等人已在红毯尽头等候,掌声、闪光灯、熟悉的汉语扑面而来。十六年漂泊,他终于落地生根。
同一时刻,台北阳明山别墅里传出重物掼在茶几上的闷响——白崇禧摔碎了手中文件夹。随行卫士听见他低吼:“德邻投共,我今后没脸见人了!”这句怨愤,传遍整个院子,也传进士林官邸。蒋介石踱步沉思,他意识到:最后一张桂系牌已经失效。
李宗仁与白崇禧素称“李白合璧”。北伐年代,两人一个统政,一个管军,被戏称“两广双璧”。蒋介石曾主动以“换兰谱”方式结义,场面堪称兄友弟恭。但兄弟情义只是政治筹码,彼此心知肚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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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中原大战、1933年围堵红军、1938年徐州会战,李白与蒋的关系起伏不止。桂系既要借中央军的拨款扩编,又忌惮蒋的削藩之意,典型的“既要又要”。抗战胜利后,三方嫌隙空前尖锐,白崇禧手握华中野战军二十余万,想逼蒋停战;蒋介石则借整编之名剥夺桂系武力。矛盾被暂时压住,却埋下决裂伏笔。
1948年底,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连环击溃国民党主力,南京政局风声鹤唳。白崇禧两电南京,“请委座深思,速主和平”,直指蒋介石必须退位。1949年1月,蒋被迫“下野”,副总统李宗仁顺势登入代总统宝座。表面风光,实则孤掌难鸣。
毛泽东、周恩来一度对李白释放善意,派刘仲容秘密斡旋。周恩来对刘仲容说的一句“能劝得回头,功德无量”仍存档案。但蒋介石深知桂系动摇,对二人布下重重暗网,和谈迅速破局。4月,百万大军渡江,南京易帜。11月,李宗仁找借口赴美就医,拖着沉重皮箱离开香港启德机场;同月,白崇禧在衡阳失利后退守广西,终被解放军合围,桂军瓦解。
对白崇禧而言,此刻只有两条生路:远走海外或随蒋赴台。罗奇奉蒋命带来“行政院长”许诺,白崇禧知其虚幻,却别无选择。12月30日清晨,他抵台北松山机场,与蒋再度同桌,却发现席间再无笑意。随后,他所有军政头衔被“一纸令”解除,只剩一个听其调遣的“战区顾问”。蒋私下给他起代号“老妹子”,军统全天候监控,连买咖啡的账单都由白崇禧买单,因为二张邻桌就是便衣。
1962年,结发妻子马佩璋去世,白崇禧连日于墓前焚香,情绪失控。亲信劝他节哀,他苦笑:“生前护我,死后仍护我,如今只剩我一人。”身体与精神同步衰败,蒋却未松监视。原因很简单——李宗仁仍在美国,万一回国,白崇禧或成风向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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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春,纽约罗斯福医院里,李宗仁捂住陈旧胃病的刀口,向程思远吐出一句:“我要回去。”程思远连夜电告周恩来;周总理批示“全力协助”。此前,蒋介石三次派人接洽李宗仁,甚至暗示“可复行总统职权”,却遭拒绝。李宗仁的判断直白——历史已改写,黎明不会倒退为黑夜。
蒋对李回归抱最后幻想,同时暗中布署。客机起飞前,军统在中途休整点布置炸弹,但情报被提前截获。飞机改线,蒋的计划落空。失策之怒,急需宣泄;白崇禧成了靶子。军统特务谷正文领命“教训老妹子”。同年秋,一辆雪弗兰在新竹郊外桥头失控冲出护栏,副官用力把白崇禧推出车外,自己葬身河床。桥梁螺栓被人为松动,调查却无结果。
桥案未遂,转而投药。12月2日凌晨,警卫听见屋内撕裂声,破门而入,看见白崇禧倒在地毯,睡衣成条状。死因官方说法是“心脑血管猝发”,但验尸报告再无下文。67岁的“桂系军神”走得仓促,未及立下回忆录,更无机会再见老友李宗仁。
次年春,台北举行公祭。蒋介石三鞠躬,面色凝重。现场旧部私语:“是哀,是怨,难辨。”同一时间,北平南池子寓所里,李宗仁看完新华社有关白崇禧离世的短讯,沉默许久,对身旁秘书低声道:“他还是没看清蒋的手。”此话不足十字,却重若千钧。
李宗仁回国后,出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积极呼吁海峡两岸早日结束对峙;他认识到个人沉浮已无意义,惟国家统一方为大局。1973年,李宗仁病逝,北京八宝山公祭,高朋满座。挽联中最醒目的一句写着:“功过自有春秋”,似乎也替故去的白崇禧,留下一声复杂的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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