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文基：明代粮食仓储制度

编者按

2025年11月21日，福建师范大学历史学教授唐文基先生，因病医治无效，在福州逝世，享年89岁。为寄托哀思，本期公众号特推送唐先生《明代粮食仓储制度》一文，以资悼念。

唐文基，福建福州人，1961年毕业于厦门大学，1965年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1972年调入福建师范大学，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曾任福建历史学会副会长、福建省地方志学会副会长、中国明史学会理事、《明史研究》常务编委。代表作品有：《乾隆传》《明代赋役制度史》《福建古代经济史》等。

明代粮食仓储制度

历代王朝都重视粮食储备，明朝亦不例外。但对明代粮储制度，迄今无专论。本文仅就此作初步探讨。

一、明代粮仓类型

明朝粮储实行分级储粮的多仓制，分中央政府控制的国家粮仓和地方粮仓，还有藩王的王府粮仓。

(一)国家粮仓——京仓和水次仓

中央政府控制的粮仓又分两种：一是用作军队饷粮、官僚禄米、王室享用粮的储备仓；二是专门作转运各地输京粮食的水次仓。

明初定都南京。洪武年间南京是明国家粮仓所在地。据《明太祖实录》卷五四载，洪武三年七月，命户部设军储仓二十所。而《万历会典》卷二一则将南京军储仓的建置，载于洪武四年。这一矛盾只有一种解释：三年下令建仓，四年建成。洪武二十八年，又下诏建皇城长安、东安、西安、北安四门仓。洪武年间，南京粮仓规模不大。宣德时才扩大规模，增加储粮量。嘉靖时督饷南畿副都御史万士和说：“国初南京仓庾不过数处。宣德以后增置渐多。见有三十五处……总计三十五仓，共厥五百九十余座，约容米五百七十八万石。”

永乐迁都，北京成为明朝政治中心。为了供给京师人数众多军、政人员的粮食，明朝在北京建置足够的新粮仓。永乐七年明成祖下令建北京金吾左右等37卫仓。十三年，又令在运河北端通州张家湾起盖仓厥70间，名通济仓。宜德六年，令添置北京及通州仓。正统元年，定通州仓名，新城内为大运中仓、大运东仓。大运东仓仅有神武中卫1个仓，其后大运东仓取消，神武中卫仓并入大运中仓。旧城内为大运南仓、西仓。从而，中央粮仓形成京仓和通仓两个系统。据明《万历会典》卷二一《户部八》记载，降至万历时，京、通二系统粮仓共计68个，其中京仓52个，通仓16个。嘉靖时阮鹗说：通州“且新旧二城，周围不下十数余里，中设大运，仓厥不下七百余座，内储军粮不下数百万石”。差不多同时的张治也说：“邦畿之内，泰庾十一庾，列而为厥，厥凡千四百二十有四。厥比为楹，楹凡七千一百……”不论是京仓抑或通仓，都是设在卫所的驻地。这是因为，中央粮储主要是供给军饷，在军队驻地建仓，既便军粮支应，又便于防范。阮鹗曾说：“臣惟通州一城，实漕运襟喉之地……昔于其地多建仓庾，以丰储积，而复屯兵二万五千以守之者。”

明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另一类粮仓是水次仓。水次仓座落在运河岸边，有徐州、淮安、临清、德州和天津。它的存在及发展变化，与运河凿通及漕粮运输制度紧密相关。明朝漕粮运输，先后实行过支运法，兑运法和长运法。永乐年间实行支运法，淮安、徐州、临清作为支运法的转搬点，仓储粮较多。宜德四年经调整后，淮安仓贮粮增至150万石，徐州仓增至250万石，临清仓增至150万石。宜德六年，明朝实施漕粮兑运法，湖广、江西、浙江、南直隶各府州以及山东、河南诸处百姓，不必再运粮赴原指定粮仓纳粮，只要在附近水次将税粮兑与专门运粮的漕军，另加耗米若干，然后由漕军负责运输和缴纳进仓。兑运法实行后，支运法依然存在，只是数量逐渐减少。据统计，正统二年，漕运粮共450万石，内兑运粮280万余石；支运粮，淮安仓55万余石，徐州仓34.8万石，临清仓30万石，德州仓50万石，共约169.8万石。成化年间实行长运法，其办法之一是，将淮安、徐州、临清、德州仓的支运粮70万石，就水次兑与军船，名为改兑。漕运办法这一变化，临清、德州等仓不仅储粮数锐减，而且从水次仓变成了预备仓。万历《明会典》卷二七载：

预备米一十九万四千四百石。临清广积仓，山东五万四百石，河南六万石；德州仓山东六万石，河南二万石……如遇各府俱有灾伤，就将二仓贮预备米内支运，务不失四百万额数。

至此，临清、德州仓的作用，是在各地发生灾情，漕运京粮不足400万石的情况，从这两仓支运预备粮，以补足400万石漕粮。准确地说，成化以后，临清、德州二仓是作为京、通二仓的储粮后备仓而存在的。

(二)地方粮仓——常平仓、社仓和王府仓

明代地方粮仓，有官办的常平仓，也称预备仓；有民办的社仓，又称义仓；还有各王府的私家粮仓。据万历《明会典》卷二一《户部八》“两直隶府州县都司卫仓”和卷二二《户部九》“各司府州县卫所仓”记载可知，明朝各地方储粮仓，有属于各布政使司的储粮仓。如山西布政使司直辖有79仓，陕西布政使司直辖有42仓，四川布政使司直辖有21仓，云南布政使司直辖有26仓，贵州布政使司直辖有11仓。而山东布政使司带管的有辽东仓多达58座。这都是明朝驻有重兵的地方。而府、州、县也各有自己辖管的粮仓。宣德七年巡抚湖广监察御史朱鉴说：“洪武年间各府州县皆置东西南北四仓，以贮官谷，多者万余石，少者四五千石。仓设老人监之，富民守之。”其实，明太祖虽下令各地设立常平仓，但并未普遍执行。从万历《明会典》记载可知，某些府、州、县就没有预备仓。如南直隶各府中，常州府无粮储仓。据《明太祖实录》卷一九五载，洪武二十二年正月“革常州府太平仓、宜兴县大军仓、无锡县亿丰仓、江阴县和丰仓、北平府广平仓。”同年八月又罢湖广襄阳府均州广盈仓、淮安府南琐坝仓、东新西仓、大军仓、邳州仓、松江府太平南仓、军储北仓、保定府广盈仓。因此，洪熙元年六月，行在户部尚书夏原吉向新继位的宜宗建言，“宜遍行天下，申明(预备仓)旧典”。各地办理预备仓最有成效的，当属江南巡抚周忱。宜德七年，他在苏州府建立济农仓。仓储粮来源，有官仓储粮，有漕运中搏节的耗米，有搜剔出豪右侵占的绝户田的田租，特别当年，周忱奏准，原在南京支俸的北京军官，改向苏、松、常三府支领，这就是“京俸就支法”。从中省下的起运南京粮运费，拨给济农仓。苏、松、常三府节省60万石。正由于周忱济农仓甚有成效，《明史·食货志·仓库》赞之曰：“周忱抚南畿，别立济农仓。他人不能也。”

成化七年，明朝颁令，要求各地方按照乡村“里”(明制每里110户)数储积粮额：“每里积粮三百石或五百石。”弘治三年，明朝更定按里积粮的标准：“有司每十里以下，务要积粮一万五千石，军卫每一千户所，积粮一万五千石，每一百户所三百石。每三年一次查盘，有司少三分者，罚俸半年。少五分者，罚俸一年。少六分上者，九年考满降用。军卫不及三百之数者，一体住俸。”积储总是要与生产消费状况相适应。这种不分南北，不计丰歉，不问产量，一律按里计储，每里平均积粮1500石，如果达不到规定的指标，地方官要受处分。这完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政令。时人刘麟以广平府武邑为例，提出异议。他说：“今使九州一律，势岂能同。若北方郡县，每里必取一千五百之数，十里百里，以数而推，地至百里，粮至一十五万，北方里社，户口几何?生产几何?常赋几何?词讼几何?是就其耕桑所入，尽数取之，不足以充前数。即以武邑一县言之，原额二十五里，三年例该积谷二万五千(石)，常出常赋，三年不过七千余石，今欲至二万五千，则是额外巧取，倍于常赋数多。其他州县，亦多类此。”按刘麟所说，武邑县额定的每年储粮，竟超过常赋三倍，这当然要遭到人们的反对。此后，明王朝不断修改地方储粮量。弘治四年二月，礼部尚书周洪谟上疏建议预备仓积谷标准，说：“宜立定规，通行天下，凡积粟以一万石为率，遇大丰年官积谷十之三，中丰年十之二，下丰年十之一。积之久，十里小县可至十万石，百里大县可至百万石。凡府州县官考满，以积谷盈欠为殿最。”周洪谟建议不同于弘治三年令。他不是按里积储，而是按每年收成状况计储。大丰年积储收成的三分之一，中丰年十分之二，小丰年十分之一。这种积储方案有一定合理性。降至嘉靖二十四年六月。户部提出郡县积储粮食的新标准：“……如弘治三年则例减去一半。如十里以下积粮七千五百石，二十里以下一万石，一百里二万五千石，二百里以下三万五千石。照地里之大小以为积谷之多寡，而为有司之劝惩。过数者具奏旌擢，不及数者罚俸降黜有差。”万历五年，明朝再次更定各州县积储定额：“酌定上中下三等为积谷等差。如上州县每岁以千石为准，多或三、二千石，下州县以数百石为准，少或至百石。”从弘治至嘉靖，再降至万历，历次更定的州县储粮额，逐步减少。这是明代社会经济状况逐步恶化的反映。

这里要谈一谈明代军队卫所粮食仓储管理体制变化的问题。明初宣德十年，宣宗下诏将全国大部分军卫仓，改由地方官管理，“惟辽东、甘肃、宁夏，万全沿海卫所无府州县者仍旧”。此后，各地军卫仓陆续执行这一命令。正统元年，陕西行都司甘州中等13卫所仓改隶陕西布政司。正统三年二月，福建福州府福清县镇东卫仓改作福清县仓。而同年十一月，山东登州府等各卫也进行改制，将各卫所仓改地方仓，分另隶属于海州、文登、莱阳、即墨、莱州等县。正统六年又令福建各卫所仓改隶地方有司。景泰二年改贵州永宁卫仓隶四川布政司。据此，大部分军卫仓并入地方粮仓。

明代各地方另一类粮仓是为社仓，或称义仓。明中叶章懋说：

宣(德)正(统)以来，岁或不收，而生灵嗷嗷，无所仰给。朝廷始用之议，令天下郡县，劝募富人入粟于官，以为荒备。其输粟至千石者，赐以玺书，旌为义民。时无锡薛侯理常，乃作大仓于县城之南数里，仓岭之下，储谷以万计，又谓之义民仓。

据此可知，明代社仓始宜、正之际。无锡县是最早实施社仓制度的地方之一。据《英宗实录》卷二○记载，正统元年七月顺天府推官徐郁说：“建立义仓，本以济民，然一县一二所，民居星散，赈给之际，拘集动淹岁月，不免饿莩，乞令所在有司，增设社仓。”但是，社仓是由当地百姓，特别是富室自愿出谷建立的。一些人不愿作此义举。明中叶靳学颜说：

言社仓者，此曰官户，当优免我也!彼曰召役，何科扰我也!又田多者，曰我不愿赈于后，亦不愿出于今也。如是不过贫民下户之输无几矣。

嘉靖八年，明朝题准，令抚按官于各处设立义仓，具体办法是：

1.20至30家约为一会。会设社首、社正、社副。社首由家道殷实，素有德行者担任。社正由处事公平者担任。社副由通书算者担任。

2.月朔、望一会，筹谷上仓。“分别等第，上等之家，出米四斗，中等二斗，下等一斗，每斗加耗五合入仓。”

3.社仓由“上等之家主之”。

4.但遇荒年，“上户不足者量贷，丰年照数还仓。中下户酌量赈给不复还仓。

5.“各府州县造册送抚按查考，一年查算仓米一次。若虚即罚会首出一年之米。”

显然，明王朝这一命令带有理想主义成分，实际上是难以推广的。因此，嘉靖八年以后仍有人在呼吁立义仓。

在地方粮仓中，还有另一类粮仓——王储粮仓。这是明朝宗室亲王的私人粮仓。明制，皇帝诸子封为亲王，赐以丰厚禄米，当然要 建仓储存。洪武九年二月，朱元璋亲自赐诸王粮仓名：秦府曰广丰、晋府曰广盈、燕王曰广有、靖江府曰广益。当然，各亲王每年禄米数量不等，又经常变化，多者万石以上，少者仅有数百石，厚禄的亲王库藏粮食是很多的。洪熙元年三月，赵王高燧奏，旧存禄米12万石在京师，要求运赴王府所在地彰德。仁宗答覆，勃户部于彰德附近仓内支粮米12万石送王府，原在京之米“朝廷留用”。由此可见王府粮仓储粮数。据万历《明会典》卷二二《户部·仓庾二》记载，至万历时前后存在过26个王府粮仓。当然，这类粮仓是宗室的私人所有，它的命运和主人的命运息息相关，所谓“皆以国除革”。

二、储粮的来源

国家粮仓和地方官办常平仓的粮储，主要来自农业税粮。明制，各地缴纳的农业税粮分作两大部分：存留粮和起运粮。存留粮就是地方常平仓储粮的主要来源。而京、通中央粮仓收纳全国各行省和南北两直隶起运京师的税粮。据《明实录》记载，永乐八年，运达北京的税粮为201万石。此后，永乐一朝基本维持在200万至257万石。而十三年高达642万石，十六年464万石，十八年却突降至47万石。宣德年间输北京税粮数额波动较大。最低的是宣德元年239万石，最高是七年的674万石，其他年份是在338万石至553万石之间波动。正统、景泰年间每年输京粮都在420万石至450万石之间。成化时，多数年份是370万石。从成化二十二年始至嘉靖年间，每年输京粮固定在400万石。而隆庆以后，因灾减免，以及本色米改征折色银等因素，输京粮食常不能保留400万石常数。如隆庆二年只有271万石，泰昌元年仅263万石，天启元年是247万石，三年是268万石，五年是299万石，六年是295万石。明制，各地输京税粮，其中六成人京仓，四成人通仓。以成化时为例：“兑运，成化三年秋粮三百二十六万石。淮安、徐州、临清、德州仓支粮七十四万石……兑运米以十分为率，京仓收六分，通州仓收四分。支运俱通州仓收。”嘉靖时，据报告：“至京、通二仓者，大约每年不过四百万石，内该正兑米三百三十万石，京仓七分，通仓三分。改兑米七十万石，京仓四分，通仓六分。二项总计，每年京仓二百五十九万石，通仓一百四十一万石。”

除农业税粮之外，明朝官方储粮的来源，还有如下几个方面，它们在储粮总量中所占的份额虽不大，但也应该叙及。

籴买。籴买本钱由政府提供。洪武年间，明太祖多次用大明通行宝钞籴粮。特别是洪武二十三年遣老人运钞籴粮的有：五月以钞79.1万锭赴湖广籴谷；六月以钞155.39万锭赴江西籴粮，以钞21.468万锭赴青州籴谷；七月以钞20.46万锭赴济南籴谷；十月以钞40.8万锭赴福建籴谷，以钞24.6万锭赴苏州府长洲籴谷。降至明中叶，籴粮储仓主要是边境地区实行，而且因宝钞严重贬值而被排斥于流通领域，明政府主要用白银或官布籴粮，而且有时由地方政府出资籴粮。如景泰三年九月，命户部输银各5万两赴宜府、大同籴粮备军饷。景泰五年，户部报告，大同府万亿库见有银31万余两，阔白布52万余疋，建议以此两项为本籴粮，以实边储。除官府直接出面购粮外，有时还召商籴粮。如成化二年，依给事中丘弘建议，拨淮安府库赈济银2万两，遣官召商籴米，分储临清、济宁、德州及凤阳、淮安、徐州、邳州等处。正德五年十一月，运银十万两赴大同“召商籴谷”。但召商籴粮中弊端不少。如有人窜名冒领籴粮银而后“侵逃”，有的则未能如期交粮，有的所交粮质量低劣，有的则短少斤数。嘉靖四十年，总理蓟镇宜大粮饷户部右侍郎霍骥建议六条：第一，应召商人须“有名旧商”联保；第二，籴粮价格应根据路程远近，收成丰歉；时价低昂等因素确立；第三，严格校量斛秤；第四，严格纳粮限期；第五，应依“呈样”按质纳粮；第六，受纳时管粮官应亲临仓场监督。这些规定严格了召商籴粮的相关制度。

开中盐粮。明朝开中制度规定，商人可运粮到指定粮仓，报中纳粮，换取盐引。此法始于洪武三年，明朝批准山西行省报告，允许商人于大同仓纳米1石，太原仓纳米1.3石，然后发给盐引(时每引200斤)。这些粮食不是商人出资购买的，而是陵县、长芦等地积储的“夏税秋粮”。换言之，这时商人开中盐粮，只是起到督边粮的运输作用，商人只是在粮食运输过程中赚取利润。随着开中法的推移，逐渐出现了商人购米上纳开中的情况。

捐纳。无论官吏军民僧道，都可以通过捐纳粮食，得到朝廷嘉奖或为官作吏。百姓捐纳：“祖宗设仓贮谷……凡民愿纳谷者，或赐奖为义民，或充吏，或给冠带散官。”究竟是奖为义民，或充吏或给冠散官，就要依捐纳数量而定，其标准则因时因地而异。如景泰三年，广西军民人等纳米于庆远等府粮仓，民纳500石给与冠带，纳1千石的军丁、军余、舍人授试百户，百姓授巡检，当地土人授本县县佐。成化十一年，湖广、江西百姓，仓余纳米300石给予正七品散官，纳250石者正八品散官，纳200石者正九品散官。成化十二年八月，浙江捐米作吏标准是：纳150石充承差，纳200石者充知印，纳100石者充三司典史，纳70石者充各府及运司吏典，纳50石者充理问所等衙门吏典，纳30石者可以充杂职衙门吏。各地生员只要捐米还可以入国子监读书。官吏捐纳也可免考核。如成化九年，令直隶保定等府州县，“两役考满吏典，纳米一百石，起送吏部，免其办事考试，就拨京考。二百五十石，免其京考，冠带办事”。各级军官也可以通过捐纳而擢升。如景泰三年定例，正千户以上包括指挥同知，纳800石，副千户以上纳600石，各升级；总旗纳600石，小旗、舍人纳700石，军余纳800石，都可以升为试百户。和尚捐纳可以当僧官。景泰五年三月，兖州府原僧纲司都纲病故，和尚觉兴纳米700石补得该职。嘉靖二十三年十月，明朝颁令，阴阳官纳米200石给予正九品，纳300石给正八品，纳400石给正七品，俱散官。各土司流官、土官同样可以纳米得到“封赠本身并父母妻室”。

纳米赎罪。明朝规定，杂犯死罪以及杂犯死罪以下，都可以纳米赎罪。但纳米标准因时而异。如永乐三年规定，杂犯死罪纳米110石，流罪三等纳米80石，徒罪三年纳米60石，最低的笞罪纳米10石，就可以免予罪罚。景泰四年四月，降低了纳米赎罚标准：杂犯死罪纳米60石，三流并徒三年者纳米40石，其他罪也相应递减。

明朝为增加粮食的储备，想尽各种办法。其中捐纳实质就是卖官，它导致了明朝吏治的败坏。而纳米赎罪则促使社会治安恶化。这些均可谓饮鸠止渴。

三、粮储的管理

明朝粮储实行多头管理。《明史·食货志·仓库》云：“京仓以御史、户部官、锦衣千百户季更巡察。外仓则布政、按察都司关防之”。也就是说，不管是中央或地方所辖粮仓，都是监察机关、财政机关和军事机关共同监管。另据《明史·职官志》载，巡视仓场是十三道监察御史职责之一。宜德三年，正式于在京各仓添设经历一员，监督仓粮收支。经历是都察院属员，正七品。户部衙门中主管粮储的是云南司，经管有京师府军、府军左、府军右、虎贲、左忠义、右忠义、前泰陵七卫仓以及大军仓、皇城四门仓以及临清、德州、徐州、淮安、天津各仓。宜德五年还设总督仓场一人，命户部尚书李昶任此职，掌在京及通州等处仓场，“专督其事，遂为定制。此后或尚书，或侍郎，俱不治部事。”也就是说，总督仓场是由户部尚书或侍郎担任，任此职者不理户部其他政事，专管所辖北京和通州的国家粮仓。正统五年，令总理京、通仓的侍郎兼提督临清、徐州、淮安等处仓粮。在留都南京，另设总督(总理)粮储一人，衔都御史。嘉靖二十六年以后，则以户部侍郎加都御史衔总理南畿粮储。嘉靖三十七年，由于苏、松、常、镇四府“赋繁民巧，积逋巨万”，因而增设山东参政一员，专督四府税粮。这些总督粮储大员职责，史无明文。但依大量文献资料判断，大体有三：第一，掌握粮储消涨动态，及时向皇帝奏报；第二，对增加粮储的办法，如籴买、开中纳粮、捐纳等具体措施，提出建议；第三，对必要时非常规的储粮动用，如赈灾、平粜、调拨等，提出具体建议。

对粮仓的内部管理是粮储管理的重要方面。为此，明朝直接派员进入粮仓监督。永乐十三年淮安仓建成，明成祖令户部遣主事一员进仓提督收放，后又添加户部郎中。宣德十年令，监管粮仓的户部郎中、主事三年一代，正统十四年改为三年一代。从文献记载可知，户部派驻各粮仓的郎中、主事增减不常。各地方粮仓或设管粮通判、县丞、都事等管理。正统三年二月，英宗谕行在户部左侍郎王佐：“今命尔同内官李德等于在京及通州仓分监督仓官人等，公同收支粮米”，这开了明朝太监监督粮仓的先河。正德六年五月，据报告，由于粮仓监管太监越设越多，“临清、京仓总监、督(监)凡四十一，公庭坐不能容，至分班轮日。通(州)仓及淮、徐水次亦不减此”。降至明中叶，明朝不得不逐步撤减监仓太监的人数。粮仓中员役，有仓大役、仓副使、攒典、斗级、库子、仓脚夫、余丁等。各仓人数不等。

明朝对粮仓的管理，着眼于粮储的安全，严防亏损、侵盗。

首先，建立储备粮收支的严格制度。洪武四年，明太祖批准刑部提出京师内外所有仓库银粮金帛等物放支，规定“内则中书(省)，外则行省，第其字号为符券，而后出之”。洪武二十六年颁布了粮仓收支条例：

一、京卫所仓粮见数，注明其字厥原收其年秋粮米若干，再经户部攒造印信文册送交内府；

一、凡卫所支过月粮，应由本卫具手本奏进，同户部委官于原进册内注销，并报本部“知数”；

一、其在外仓厥，凡有勘合放支，亦须禀提调正官，眼同支给，至年终将支过数目，同现有实数、通行开报，以凭稽考。

应该说，仓粮收支的上述规定，是比较严谨的。宜德七年，苏州知府况钟建议，为防止仓官在收粮时侵欺，使用一种“勘会通关纸”。纳户在纳粮后，仓官应发给当日填写的“通关”，“付纳户收领，回县缴送府州，对比硃墨、字号相同，然后缴该(户)部，如此则税粮易清，奸弊顿革”。明朝准行。尽管如此，在仓粮收支中，侵欺事件仍不时发生。最通常是揽纳户侵欺。在税粮缴纳时，小农户数量少，往往是每若干户凑在一起，将其税粮委托一种叫“揽纳户”的人代为缴纳，另加若干揽纳费用。对于这批揽纳户，明《大诰》规定：“揽纳户揽到人户诸色物件粮米等项，不行赴各该库纳足，隐匿入己，虚买实收者，追物还官，然后处以重刑，籍没家产。”永乐十五年，更是下令禁革揽纳户，要求纳户都要亲自上纳。此外，对于纳粮时在粮食中掺水、掺糠等行为，也作处罚规定，以确保储粮质量。对于仓储粮支出中卖放、偷盗行为，惩治是严厉的。洪武十八年，户部侍郎郭桓卖放浙西秋粮190万石，被明太祖处以死刑。同案犯龙江卫仓官康名远处以挑筋去膝盖之刑。半年后，康又在仓粮支出时，偷粮筹，盗卖仓粮，终被严惩。此后，明朝多次颁令，严禁偷盗仓粮。如弘治三年规定，各边仓库有盗粮400石以上，有分文武官员吏典计库人等，斩首示众；不及400石者，本身并子孙永远充军。

其次，建立仓储粮查盘制度。查盘有定期、不定期两种。如嘉靖四年令“每年春季，(各处抚按官)各将所属上年收过谷石实数，奏报户部，时常稽考，以凭赏罚”。这是定期查盘，目的是要了解各粮仓储粮的实际数字。如万历八年规定，“各抚按官查盘积谷实数，分别府、州、县总、撤实数填注，每年终奏报。其更代官候交盘明白，方准离任”。临时查盘有时是中央派员到各粮仓查盘。这种查盘多因某种事故发生后进行，如粮仓失火或储粮大量霉烂而被迫举行。天顺四年六月雷火烧毁蓟州仓厥4厥，霉米6.78万余石，户部遂委官查盘，便是一例。

厘定加耗标准。明朝规定，夏税每年五月十五日开仓收粮，七月终收齐。秋粮十月初一日开仓，十二月终收齐。由于粮食库存中常被鼠吃或发生霉烂等损耗，因而在收受粮食时要加征一定的耗米。成化以前，耗米征收没有固定标准。成化二年九月，南京管粮都御史等建议，“今后每石尖平通算，耗米八升，俱令平斛收受，纳户亲自行概”。成化十二年，京、通二仓征收耗米，每石也确定为8升，“乞立定例，永为遵守”。但是，江南苏州、松江、常州和浙江的白粮，进仓时每石加耗7升。

粮储安全保护措施。为了粮储安全，明王朝采取的主要措施有如下两项。第一，维修仓厥。各粮仓吏员，不仅要对储粮的安全负责，平时也负有修葺仓厥的责任。景泰三年，明朝令各仓监收官员严督官攒库斗人等，修葺仓场，“坐视瀹没粮草者，孥问追陪(赔)”。南京工部还设有修仓主事一职，专职仓厥修缮。第二，加强仓厥安全保卫。明朝规定，非纳户及有关之人，不许随便进入仓版。各仓门以致仕武官两员，率老幼军丁10名看守，半年更代。仓外置冷铺，以军丁3名巡察。淮安常盈仓、徐州广运仓俱在城外。景泰四年，流民于粮仓附近“趁食者众”。明朝遂于两仓设操军轮班防守，并于淮安、徐州两仓周围筑城加以防护。

四、明朝仓储粮的用途

明朝在中央的和地方设置了众多不同类型的粮仓储粮，其用途是多方面的。

南北两京粮仓和各地方预备仓的储粮，主要是供给军饷和官吏俸禄米。如中央粮库通州大运仓“内储军粮不下数百万石”。嘉靖时，户部尚书梁材说，每年京师各卫官军人等，每月于京、通两仓“该实支米该二十三万石。除两个月折色外，京通二仓各支实米四个月，粟米一个月，此则每岁出入之数矣”。换言之，京通仓每年要供米、粟共115万石。据嘉靖二十三年十二月户部条陈，“南京各卫仓米约四百五十万石，每年官军俸粮仅用七十五万余石”。各地方预备仓则担负供给各地卫所军饷的任务。如永乐十四年正月，福州闽清县报告，“本县及福清粮岁皆分运福州、镇东二卫”。同年五月，据重庆地方官报告，“今贵州都司各卫所俸粮俱于重庆民仓支给”。景泰六年，户部奏，直隶凤阳府、寿州、泗州、宿州并毫县的州县仓“原收粮供秦、泗、宿州、武平等四卫官军”。等等。淮安、徐州、临清、德州等水次仓，所储粮食本来是用以转运往京师。但是，漕运兑运法实施后，这几个水次仓要支应承担漕运的官军行粮。明中叶马昂说：“运粮官军行粮……江北凤阳等八卫所，并直隶庐州、安庆、陆安、滁州、泗州、寿州、仪真、扬州八卫，俱于淮安仓(每人)支米麦二石八斗；高邮、淮安、大河、邳州、徐州左六卫，俱于徐州仓支米麦二石六斗；遮洋船并南京水军左等八卫，于南京各卫仓，大河等五卫于淮安常盈仓，山东于临清仓，俱支米二石四斗；德州、天津等九卫，于德州仓支米二石。”

洪武年间，南京各衙门，包括应天府，一品至未人流官员共1671名，岁支俸约14.8万石。而弘治元年三月，左都御史马文升报告，“在京岁支王府六部等衙门官吏监生人等食米五万七千八百九十七石”。永乐以后，官吏俸禄部分折钞发放，所以粮食支放数量减少。这些俸禄都是从国家粮仓中支取。正统元年，由于京、通仓粮“粮米充溢”，正月时，朝廷下令：“官吏旗校予给本年二月、三月俸粮俱于通州五卫仓关支”。不仅是中央各衙门官吏，宛平、大兴县所属官吏也是月粮，也是“于京仓、通州仓关支”。地方官吏的禄米则从地方常平仓中支给。

明朝仓储粮另一重要用途是救灾。以仓储救灾的办法，主要是两条。一是有偿借贷；二是无偿赈济。这两种办法，明朝都经常实行。如洪武十五年八月，苏州府嘉定县民饥，朱元璋“命发官廪米二万八千一百二十石贷之”。二十六年，湖广德安府孝感县民饥，地方官奏请将该预备仓粮1.1万石贷民。明太祖为此降旨说：救灾要先报告朝廷，饥民早已饿死，应“先发仓廪以贷民，然后奏闻”。有明一代，最受史家称颂的赈灾人物是正统年间巡抚河南、山西的行在兵部左侍郎于谦。当时，两行省各有在仓预备粮数百万石。于谦动用这批预备粮放贷赈饥。办法是：“每岁三月初，令州县记其缺食之家，申达布按二司，斟酌得宜，方令支给。其所给者，大口月三斗，小口半之。至五月蚕、麦既收，随即住支，仍将所给之数，申报上司及户部，俟秋成抵斗偿官。终岁仍报所偿之数。果有贫乏，及笃废老疾不能偿者，官为设法补完，毋损原数……”这一赈灾办法颇严密细致。当然，官府放贷，有时还收取利息。如正统七年，“令福建布政司，凡预备仓粮供饥民，每米一石，候有收之年，折纳稻谷二石五斗还官”。利率高达一倍，不过还贷期没有规定具体时日。明朝对受灾饥民，也经常无偿赈济。永乐十年四月，山东莱州等府，明成祖命户部选官发粟58.38万石赈之。除了上述有偿借贷与无偿赈济之外，有时还采取用仓储粮煮粥赈济的方法。

仓储粮的第三个用途是平粜。这是以仓储赈、贷饥民政策的补充。如成化七年，明朝曾以京通二仓“三十万石仓储粮平粜”。正德十二年，明朝又以京通二仓粮“减价出粜四十万石”。实行平粜还可以平抑因灾荒而导致上涨的市场粮价。成化七年，兵部尚书彭时指出，时京师米贵，“实由今年畿甸水荒无收，军船运数欠少，皆来籴买，而商贾米船亦恐河冻，少有至者，所以米价日贵一日，军民所仰者，惟官粮而已”。因此，他建议发京通二仓米50万石，平价粜之。宪宗同意，施行的结果，“人心喜悦，米价顿减”。这种为平抑粮价而平粜的措施，明王朝不时实行。它还可以使仓储粮出陈更新，也是为保证仓储粮质量的好办法。

仓储第四个用途是，可以通过调拨、调剂各地粮食供应余缺。明王朝幅员辽阔，各地粮食产量悬殊很大，人口分布又不平均，粮食消费不平衡，或有余，或缺粮。如北京是政治经济中心，粮食消费多，明王朝唯恐这里储粮不丰。而南京因永乐迁都，其政治地位大变，官员与驻军减少，储粮有余。嘉靖三十七年，这里“四门守卫官军仓粮见存八年之积，置之无用”。而另一些地区特别是边镇陈重兵，而又地瘠民贫；还有一些地区遇上严重自然灾害。这些因素都可能造成短期或长期缺粮，这就必须从有余粮地区调拨粮仓储粮。有明一代，通过调拨仓储粮调剂余缺的史实甚多。如宣德二年五月，因宣府诸卫军饷不足，调昌平县山口仓余粮22万石给之。弘治七年，苏松嘉湖等处水灾，这些地区原运赴北京漕粮不足原额，明朝遂将北直隶、山东、河南原岁运宣府、大同近50万石粮改运京仓等等。

明朝粮储的多方面用途，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后果。作为军粮和官俸储备，有力保证明朝的军事力量与官僚机构的正常运转。“安边之宜，要在积谷。《军志》曰，虽有石城千仞，汤池百步，无粟不能守也”。这是明人对军储重要性的认识。永乐二十年，明成祖亲征阿鲁台时，凡前后动用驴34万头，车177573辆，挽车民夫235146人，运粮30万石，并出塞分贮。调动如此多的粮食北征，当然要依赖于平日粮储。粮储有无及多寡，还关系到社会的安与乱。嘉靖时靳学颜曾说：“……臣固视之熟矣。(江北)八府遭歉则走山东。山东遭歉则走江北……每郡得谷十万(石)焉，犹可塞转徙者之望。设不满万(石)焉，真寒心哉。”显然，明代粮储及其多种用途产生了良好军事、政治和经济效应。

五、明代仓储制度损弛

明朝的粮食仓储制度，虽然对明王朝社会安定和政权巩固起过积极作用，但是，从宜德以来，粮食的仓储制度就逐步损弛。

仓储制度的损弛，首先是地方粮仓开始。洪武年间，明太祖虽令各地遍设预备仓，但因地方官对预备仓的设置不予重视。预备仓设置并没有遍及全国各州县。宣德四年，吏部听选官欧阳齐说，“洪武中于各州县置仓积粟，今各仓多废。一遇荒歉，民无所望”。七年，湖广御史朱鉴也说：“今各处有司，以(预备仓)为不急之务，仓厥废弛，谷散不收。”正统十年六月，陕西右都御史陈镒说：“陕西民饥，按月发粟赈济，缘仓廪积储十空八九。”降至成化时期，地方粮食仓储废弛已带有普遍性。二年，吏部尚书李贤奔丧还家，以其目击情形向皇帝报告说“河南诸郡频年水旱，民流移饿死者不可胜计，其未流者，仓廪空虚，无所仰给”。十八年三月，南京六科给事中刘玑、南京十三道监密御史李珊分别报告说：“凤阳卫所久缺军粮，苏、松、常、镇义仓亦皆有名无实。”

弘治前后，粮食仓储制度的损弛，已涉及到边镇军事要地。嘉靖时曾任吏部尚书的李承勋说：“弘治以前，每边在仓粮料，皆百万以上，陈陈相因”。而正德以后“费用俱尽，各镇仓廪皆空，宣(府)大(同)、辽东、延绥、宁夏为甚，而甘肃为尤甚”。弘治十三年五月，监察御史戈福言：“各边仓厥，十空六七。”降至嘉靖年间，军兵因仓储缺粮而粮饷供给不足的问题更加严重。嘉靖时，曾任兵部职方郎的魏焕说：“况蓟州仓，每岁所入仅足终岁之用，而密云，昌平二仓尤为空乏，各军有至三四月不得支粮者。”大学士桂萼指出，西北地区：“……以致仓廪空虚，各卫官军，每一年之间，名为月米十二石，止得实五六石，其余每月支银柒钱。且如肃州一钱白银，止买米三升，支银七钱，才买二斗一升，军士焉得不贫。”

明中央政府对于京仓、通州仓粮储的危机感，始正德年间。历代统治者把粮储视为关系国家安危的“大命”，最理想的是国有九年仓储，而最低的保险系数是三年仓储，所谓“国无三年之积，国非其国”。可是，降至正德年间“通计京通二仓，仅二年之积”。据正德十五年八月，户科给事中曹怀报告，“京、通三仓实在米仅六百余万石，不足二年之用”。嘉靖四年，兵部尚书李钺说：“见今京、通二仓，俱无三年之积……京师根本重地，而仓廪空虚，一至于此。”万历四十六年，总督仓场户部张问达更具体地指出京仓空虚情况：“京仓每年支放应二百三十余万石，见在五百八十六万一千五百余石，仅有二年之积。通仓每年支放七十二万石，见在三十六万五千八百余石，不过半年之储。”粮仓空虚，是粮储制度损弛的集中表现。可以说，降至明万历末年，除了个别人少地多而政局又相对稳定的地区外，明朝中央粮储吃紧，地方粮储已废弛。

明朝仓储减少，粮储制度损弛，其原因是多方面。如管理粮仓的官吏贪污中饱。如监督仓储的内官倚势科敛。如地方官渎职，仓厥不修。等等。这一切都破坏粮储的成规，导致粮储制度的破坏。但是，上述几种原因，都只是从局部导致粮储制度的损弛，导致粮储制度损弛的根本原因是人仓的粮源减少。而入仓税粮减少的最主要原因在于大量实物税粮食折银征收。

明朝粮储主要来源是农业税中的实物税粮食。但是，基于多种原因，明朝批准将实物税粮折银征收。明政府有时还因运输问题而将起运税粮折银征收。天顺以后，额定漕船11770艘，每艘载正耗米472石。正德六年，刘六、刘七起义进攻济宁，焚漕船1200艘，加上其他原因，正德八年漕船缺少3200艘。所以，总督漕运都御史张缙要求暂时折银征漕粮96万石，以省雇船费用，户部批准60万石，分派给浙江及灾伤地区征收。为了鼓励和稳定农民对抛荒地的耕垦，明政府还经常对承种荒田的税粮采取折征政策。如弘治二年，陕西逃民8.7万余户，地方官招徕5万户，将荒田给民耕垦：“原粮一石，岁暂收银一钱。”明朝亦曾批准松江抛荒田每粮一石折收银二钱。实物粮折银征收，最经常，数量也最多的是逋赋。逋赋折银征收明初以来已成定例。早在洪武三十年，明太祖就命令户部：“凡天下积年逋赋。皆许随土地所便，折收绢布金银等物，以免民转运之劳。尔百司一如朕命，毋怠。”从此，逋赋折征银有祖例可援。在多数情况下，逋赋是由于自然灾害引起粮食减产造成的。因此，明政府经常对灾区实行田赋折征，尤其是弘治以后更形成惯例。弘治四年江南水旱相继，明朝批准巡抚南直隶都御史侣钟奏请，将苏州、湖州二府当年兑运粮50万石折银征收。降至嘉靖，因灾荒而折银的税粮数目更大。嘉靖八年折征兑运米170万石，十年折征210万石，十二年折征100万石，十四年折征150万石，“无岁不有灾伤，则无岁不有折兑。此其因灾伤而折兑者，常例也”。因而导致如上所述的隆庆以降，有时每年输京粮只有200多万石。这里必须指出，所谓大量逋赋折银，不单纯是实物税折成货币税问题，也不仅是由于自然灾害引起的，它是明中叶以降社会深刻矛盾的反映，众所周知，明中叶以降，一方面是土地高度集中，缙绅、权贵广占顷亩，另方面却在优免赋役之外，又施展种种鬼蜮伎俩，逃避应纳应服的赋役。从而使无地或少地的贫苦农民加重了赋税负担。土地集中，赋役不均，逼使农民纷纷逃亡，其后果是社会生产力遭破坏。人祸导致天灾，天灾又导致税源减少，从而使粮储受到严重影响。可以这样说，明朝粮储制度的损弛，从根本上说，是社会矛盾逐步激化的结果。（节选自《明史研究论丛》，2018年）

《中国历史评论》编辑部选编

本期编辑：朝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