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制造》：制造“骗术”，制造剧场

观众坐在剧场里，起初以为自己在看一部纪录片的拍摄花絮，在中途意识到舞台上有一前一后两块平行的幕，导演和舞台监督在两道幕之间操控投影设备，这是影院还是剧院？

随着纪录片的花絮“放映”，片中导演，也就是《柏林制造》这个作品的导演伊夫·德格里泽意识到他的拍摄对象、柏林爱乐乐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舞台监督弗雷德里希·莫尔骗了他，老头对着镜头讲述的“乐手们面临柏林被红军占领、渴望在防空洞里演奏《诸神的黄昏》”，这段往事是真的吗？甚至，他真的是“弗雷德里希·莫尔”吗？

戏的最后，舞台上的七块屏幕上播放着一群乐手分散在比利时安特卫普和根特歌剧院地下室里演奏瓦格纳的《齐格弗里德之死》。至此，更荒诞的假设浮现：那部没有出现的纪录片和观众看了90分钟的“花絮”是真的吗？这是不是导演德格里泽声势浩大的“虚构”？

过去的这个周末，上演于YOUNG剧场的比利时实验戏剧《柏林制造》是不是一场对观众的“诈骗”？

《柏林制造》在上海的首演前夜，伊夫·德格里泽表达了非常大胆、很有冒犯色彩的观点：他作为艺术家在剧场里完成一场“叙述”，他关心的是叙事如何被构建，至于观众在意的“真相与否”不是导演需要背负的道德包袱。

讨论《柏林制造》，不能绕开德格里泽前一部引发轩然大波的《名画诈骗师》。这个作品以独白剧场结合纪实影像，通过台上精密设置的多媒体装置，观众看到剧组在画室采访荷兰伪作画家杨森的画面，看到伪画的细节，杨森在剧场现场的独白陈述串联起整个作品。这看起来是当事人的讲演式现场，但是在演出临近结束时，“杨森”当众摘下了以假乱真的硅胶头罩！这是模拟成纪实独白剧场的扮演游戏，面对观众的不是声名狼藉的画家而是扮演他的演员。

德格里泽胆大妄为地设计了“虚构进入现实”的实验并使之成为《名画诈骗师》的一部分——杨森仿画了欧洲博物馆失窃的天价毕加索画作《小丑泰德》，剧组放置到罗马尼亚森林里，然后匿名告知包括《费加罗报》在内的欧洲重要媒体，媒体和罗马尼亚政府信以为真。那场“营救毕加索失窃名作”的行动被德格里泽事先藏在树洞里的摄像头拍下，这部分影像成为《名画诈骗师》的重要段落。首演之后，他全盘交代真相，才意识到这场“戏剧的恶作剧”引发棘手的法务官司，后果之一是他此生被罗马尼亚政府禁止入境。

德格里泽从中吸取教训——既然戏弄他人、戏弄国家机关造成收不了场的混乱，他未来的作品选择戏弄自己。他是不是在拍摄关于柏林的纪录片时，被风烛残年的采访对象给骗了？他是不是虚构了“纪录片导演被骗”这个戏剧框架，有一次诈骗观众？套娃式的“骗中骗”只是幌子，重要的是他在剧场里叙述“一部纪录片破产，一场将错就错的音乐会上演”，纪录片真实吗？音乐会是被放任的谎言吗？这些不重要，只有在剧场里展开的“叙述”是切实发生的行为。

《柏林制造》持续地混淆“真”“假”“纪实”“虚构”，它更大的冒犯在于，导演在特定空间里指挥、调度着“影像”完成剧场行为。德格里泽在YOUNG剧场装台的那个晚上，他调式放映和投影设备以保证每个画面段落能顺利出现在舞台时，恰逢作家李翊云和张怡微之间连线对谈，张怡微评价李翊云的小说“创造词语和词语相遇的剧场”。作家之间的惺惺相惜，意外地说尽《柏林制造》的秘密，这同样是“影像和影像相遇的剧场”。

有观众抱怨“《柏林制造》既然放电影为什么银幕这么暗！”这句埋怨反向证明《柏林制造》不是纪录片放映。事实上，这个作品开场也是主创发出的“这不是一部电影”的宣言——剧组在施普雷河岸边的厂房里拍摄穿帮了，这是一段昏暗、不连贯、等待被剪辑的影像；紧接着同样的内容重来，画面明亮，变成一气呵成的长镜头，这是一段真正有电影思维和语感的纪录影像，而这样的段落之后再也不会出现，这正是《柏林制造》明确地和“电影”“放映”划清界限。

这怎么可能是“纪录片以及套拍花絮”的放映呢？导演全程在舞台上忙活着不同媒介、不同介质画面的“调度”，在平行的两面屏上，观众看到粗糙的工作场景，看到剧组成员之间发送工作短信的界面，看到艺术家之间在线会议的视频画面。不能断言德格里泽的“实验”是对的方向，但，当代生活被重重的屏和画面所包围是既定的事实，媒介和画面为什么不能成为剧场里的表演的“角色”？

导演没有选择重演或扮演一次功亏一篑的纪录片拍摄过程，他以碎片的画面为“语言”，在剧场里叙述这场开始于“求真”、结束于“表演”的艺术行为。

“一个老人对纪录片团队倾诉二战结束前，柏林爱乐的乐手们设想在不同的防空洞一起演奏《齐格弗里德之死》，未能如愿，这成了他走向生命尽头仍不能放弃的执念。剧组最初想帮老人圆梦，逐渐发现他虚构了乐手、防空洞和‘未完成的瓦格纳’这些故事，但此时中断项目的经济损失太大，只好将错就错地维持谎言、让那场被策划的音乐会顺利上演。”这是真相吗？这是真实吗？这只是德格里泽“叙述”出来的一个版本。如果把“叙述”的权利移交给他的同事，“真相”很可能是另一个被讲述的版本。

同样，关于柏林爱乐受戈培尔管辖的往事，保持沉默的乐手会讲他们的故事，被驱逐的犹太乐手会讲出截然不同的版本。这是玩世不恭的虚无吗？恰是这一点，《柏林制造》给出严肃的哀思，作品结束在老人听到瓦格纳音乐时一双泪眼的特写，他完成了他的“叙述”，即使存在矫饰、虚构和表演，他从中表露的生命感受——对生死、暴力和幸存的感知，是真实的。这也是剧场仍在苦苦追求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