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愿关厂，也不妥协！三星被罚44亿，外媒：印度把事闹大了！

2025年3月，印度海关向三星下达了一笔高达44亿人民币的巨额罚单，指控其在2018至2021年间进口5G基站零部件时，将本应归类为“通信设备”的货物申报为“电子元件”，借此适用较低税率，涉嫌逃避关税义务。

面对处罚，三星反应强烈，公开表态称：“宁可关闭工厂，也绝不接受不公正裁决”。

在此之前，该公司已接连遭遇两轮大规模罢工，劳资矛盾尚未完全平息，又突遭税务重击，企业运营陷入双重压力漩涡。

这场跨国企业与东道国监管机构之间的拉锯战，最终鹿死谁手？

三星的双重危机

对三星而言，2024年的印度市场堪称多灾多难的一年。

位于金奈Sriperumbudur的制造基地自9月起爆发罢工潮，持续近一个月，超过半数的1800名员工参与停工行动，直接影响到占印度家电销售总额五分之一的核心产能。

此次罢工的导火索是工人于当年7月组建了“三星印度工人联盟”，并加入地方大型工会组织，明确提出加薪、减少工作时间以及要求公司正式承认工会合法性的三项核心诉求。

由于管理层迟迟未推进工会注册程序，员工失去耐心，采取集体停产方式施压。

起初，三星方面态度坚决，强调自身薪资水平比周边企业高出84%，且提供通勤班车和餐饮补贴等多项福利，认为待遇已具竞争力。然而这一说法未能获得员工认同，抗议过程中甚至出现警方介入并拘留示威者的情况。

最终在泰米尔纳德邦政府斡旋下，双方达成临时共识，工人恢复上岗，但并未签署具有法律效力的涨薪协议。

未曾料到，首次风波刚过，2025年2月新一轮冲突再度爆发。

因23名工会骨干被停职处理，引发500多名工人发起静坐抗议，第二轮罢工延续长达三个月，直至5月19日才签署为期三年的工资协定。

协议内容包括：基本工资累计上调1.8万卢比，增设4000卢比的经验津贴，服务满六年的资深员工可晋升一个职级，同时公司正式批准工会注册申请。

就在劳资关系趋于缓和之际，2025年3月，路透社披露了一份印度海关于1月8日签发的行政处罚通知——针对三星开出44亿元罚单。

据指控，三星在2018年至2021年期间从韩国与越南进口价值7.84亿美元的5G基站用远程射频单元（RRH）组件，原应按照“通信设备”类别缴纳10%至20%的进口关税，却以“电子元件”名义申报，仅缴纳5%税款，存在明显避税嫌疑。

该罚单不仅要求企业补缴税款及罚款合计38亿元，还对7位高管个人追责，责令其共同承担5.9亿元连带赔偿，金额相当于普通中层管理者一百多年的收入总和。

系统性漏洞

表面上看，罢工属于劳动权益争端，而罚单涉及税收合规问题，两者看似无关。但时间上的紧密衔接，暴露出外资企业在印经营所面临的系统性风险。

第一次罢工的本质，并非单纯薪资争议，而是围绕工会是否具备法定代表权的制度博弈。

印度劳动法规整体倾向保护劳动者权益，地方政府既希望维持“外商友好投资地”的国际形象，又不敢轻易触怒庞大的劳工群体，导致调解过程反复摇摆、缺乏效率。

尽管三星两次均未真正实施关厂，所谓“退出”声明更多是一种谈判策略。毕竟该工厂承担着重要市场份额，一旦停产不仅冲击企业营收，也将损害印度“制造强国”战略的公信力。

此次关税争议的关键，在于RRH组件的产品分类认定分歧。

三星坚持主张，RRH不具备独立信号收发能力，仅为基站系统的辅助模块，归入“电子元件”符合国际通行做法。欧盟、东盟多个国家均对此类产品按低税率征税。此外，早前信实集团旗下电信公司在引进同类设备时亦未被课以高额关税，显示出执法标准前后不一。

为佐证立场，三星提交了四位行业专家出具的技术鉴定报告及长达281页的法律申辩材料。

但印度海关援引了三星2020年内部邮件记录，其中明确将RRH描述为“信号传输设备”，据此认定企业主观上存在故意误报行为。

尤为引人质疑的是，在三星递交完整回应文件仅仅三天后，海关便迅速发布处罚决定，未给予充分听证或复核机会，程序正当性受到广泛质疑。

这两起事件叠加，揭示出一个深层现实：印度对外资企业的监管体系存在明显的透明度缺失与政策波动性。

收割式招商真相

三星的经历并非个案，而是印度招商引资模式走向“收割化”的典型写照。

该国惯用免税优惠、低价土地等条件吸引外资入驻，待企业完成本地化布局、形成资产沉淀后，再通过突击审计、高额罚款、选择性执法等方式进行利益回收。

类似案例屡见不鲜：大众汽车去年收到14亿美元罚单，远超其当年在印1100万美元净利润；小米2022年遭遇555亿卢比资产冻结，历经一年诉讼仍败诉；比亚迪2023年被处以6183万元罚款，而当年其在印度电动车销量仅有1960辆；英国沃丰达更遭遇“法律 retroactive 追溯”，罚款额从21亿飙升至51亿美元，最终被迫全面撤资离场。

统计显示，自2023年以来不到三年时间里，已有超过3400家外资企业撤离印度，约占全国外企总数的三分之一。同期，外国企业被冻结或没收的资金总额突破200亿美元大关。

印度之所以采取此类激进手段，根源在于财政状况日益吃紧。

截至2022年，印度外债规模已达6200亿美元，超出外汇储备400亿美元，国库承压严重。在此背景下，对外企实施高额处罚成为一种“低成本、高回报”的财政补充手段。

但这种短视做法正严重侵蚀印度在全球投资者心中的信誉。

进入2025年后，印度股市出现外资净流出170亿美元，卢比兑美元汇率下跌逾3.7%。MSCI指数覆盖的印度上市公司预期利润增长率由去年的8%下调至5%，商业信心指数在连续三个季度回升后首次回落。

三星不撤离但也不妥协

面对双重挑战，三星既未效仿沃丰达彻底退出，也没有屈服于罚款压力，而是采取“边运营边维权”的双轨策略，在复杂政商环境中寻求生存空间。

在应对罢工方面，公司展现出灵活的危机管理艺术。

首轮罢工中，三星以退为进，承诺不对参与者追责，并书面回应部分诉求，避免生产中断进一步扩大损失。

第二次罢工则转为主动出击，抛出“关厂”威慑信号，在政府干预下争取到了有利结果：既满足了工人关于加薪和工会注册的核心要求，又成功抵制了过度让步，守住了企业管理自主权。

这种“适可而止”的谈判智慧，使三星在动荡中最大程度保全了运营稳定。

对于海关罚单，三星更是部署了多层次反制措施。

法律层面，已向上诉机构——孟买消费税与海关法庭提起申诉，指责海关审查程序违法；7名涉事高管也分别提出个人免责申请，强调并无主观逃税意图。

技术层面，则悄然撤回部分掌握核心工艺的韩籍工程师，此举直接削弱印方自主维持生产线的能力，形成隐性制约。

与此同时，三星还主动曝光印度税务部门存在“选择性执法”现象，并暗示可能削减Galaxy系列手机在当地的供应量，此举将直接影响印度智能手机市场的货源稳定性。

更具战略意味的是，公司在危机发酵期间宣布向泰米尔纳德邦工厂追加投资1.17亿美元，并新增100个就业岗位。

这一举动传递出双重信号：一方面，三星依然看好印度13亿人口的巨大消费潜力，不愿轻言放弃；另一方面，通过加大投资释放合作诚意的同时，也在向政府施压，强调“公平、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是继续深耕的前提。

数据显示，2024年三星在印度市场的销售额同比增长12%，证明本地需求依旧旺盛。但这份增长动能正被不断上升的政策不确定性逐步蚕食。

目前，那张44亿元的罚单仍在司法审理进程中，外资撤离趋势仍未扭转。这场跨国资本与国家权力之间的较量，胜负尚无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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