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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熙宁年间,王安石变法刚有点起色,宋神宗和他就想趁热打铁。
派王韶去西北拓边河湟,目标很明确,就是“断西夏的右臂”。
可变法这事儿历来阻力大,拓边自然也不例外,王韶刚抛出个想法,就有人跳出来唱反调。
王韶说,秦州到渭源那片地方,也就是现在的甘肃天水和定西一带,有上万顷无主荒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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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把这些地开垦出来屯田,既能解决军需,又能巩固边防,简直一举两得。
这主意听着确实靠谱,那俩地方现在总面积快3.5万平方公里,住着五百多万人,找块荒地还不容易?更别说北宋那会儿人口比现在少得多。
可他的顶头上司,秦凤路经略安抚使窦舜卿,直接上奏给宋神宗。
说自己亲自去走访测量过,那地方压根没那么多荒地,满打满算就一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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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一顷相当于现在一百亩,这么大的区域就找着一百亩荒地,这话谁听了都得犯嘀咕。
宋神宗和王安石也觉得不对劲,但他们没辙。
本来想靠调查组弄清真相,可后来发现,古代没咱们现在的卫星、飞机,想验证实情太难。
宋神宗一辈子没出过京师,王安石也没去过西北,手里的地图画得比幼儿园小朋友的涂鸦强不了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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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奈之下,他们只能派调查组去核实。
调查组阵容挺全,文官、宦官、武将都有,按理说能兼听则明。
可这帮人跑了快一年,带回的结论却五花八门。
有人说300多里河谷杳无人烟,一顷荒地都没有;有人说万顷都打不住,几万顷都有;还有人打酱油,说几百到几千顷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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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宋神宗也没搞明白到底有多少荒地,只能让王安石下命令,不管别人怎么说,王韶的屯田计划该推进就推进。
这事儿看着滑稽,却暴露了封建王朝施治的致命问题信息差。
古代没有精准的勘测工具,也没有快速的信息传递渠道,帝王想知道地方上的真实情况,只能靠官员的奏折和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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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每个官员都有自己的立场和利益,说出来的话未必是实情。
窦舜卿为啥要隐瞒荒地数量?很简单,他不支持拓边。
拓边要花钱、要调兵,还可能引发边境冲突,作为当地最高军政长官,他得承担这些风险。
所以他干脆说没荒地,想从根上否定这个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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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为了自身利益扭曲信息的操作,在封建史上太常见了。
更关键的是,古代的信息传递机制根本不靠谱。
京师到西北,靠驿传往返一次得好几个月。
信息从地方传到皇帝耳朵里,中间要经过好几层人,每一层都可能根据自己的需求修改、过滤。
本来是真实情况,传着传着就变了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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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古代帝王治国,更像是在猜谜。
他们手里没有准确的“谜面”,只能靠别人转述的碎片化信息去拼凑“谜底”。
猜对了,国家可能就往前发展一步;猜错了,要么政策推行不下去,要么给百姓带来灾难。
北宋这次还算幸运,王安石硬着头皮推进,屯田最终有了成效,要是遇上犹豫不决的帝王,这事儿大概率就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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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差只是表象,更深层的问题在于封建王朝的统治逻辑。
帝王就一个人,再厉害也管不了偌大的国家。
他们必须找个“同盟”,靠这个群体去管理地方、收集信息、执行政策。
这个同盟,从来都不是普通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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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彦博跟王安石吵架时说过一句话,特别直白:“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也。
”这话虽然难听,但道出了封建统治的本质。
从汉朝开始,帝王的同盟就换了一茬又一茬。
汉朝靠勋贵,唐朝靠士族,宋朝靠士大夫,清朝靠满洲贵族。
不管换成谁,核心都是“不得罪于巨室”,也就是不触动特权群体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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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啥不能跟百姓共治?不是不想,是做不到。
古代没有直达基层的行政网络,“皇权不下乡”是常态。
百姓大多是农民,每天忙着种地糊口,没精力也没渠道参与治理。
更重要的是,特权群体掌握着土地、财富和知识,帝王需要靠他们维持秩序、征收赋税。
要是得罪了这些人,江山可能都坐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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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张居正就是个例子。
他搞改革想触动官绅利益,结果也只能搞个一条鞭法,不敢直接推行摊丁入亩、官绅一体纳粮。
反观清朝的雍正,敢这么干,也是因为有满洲贵族的支持,能压住汉人士大夫的反对。
可见,封建改革从来都是在现有同盟框架内修修补补,没法从根本上改变。
为了稳住同盟,帝王还得默许他们的一些特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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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土地兼并,明明知道这会让百姓失去土地、引发动乱,可大多数帝王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明朝的时候,大量农民为了逃税,依附于官绅门下,国家户籍上的人口比实际少了一大半。
这些被隐匿的人口和土地,成了特权群体的私有财产,也悄悄挖着王朝的墙角。
更无奈的是,一旦同盟形成,就会反过来绑架皇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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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的士大夫集团,能跟皇帝对着干;明朝的文官,能把皇帝气得不上朝。
帝王想做点改变,往往会遭到同盟的集体反对。
王安石变法之所以阻力重重,就是因为触动了士大夫的利益,窦舜卿的“一顷荒田”之说,不过是反对浪潮中的一个小浪花。
说到底,封建王朝的2000年治乱循环,早就注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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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差让政策制定脱离实际,同盟困局让改革无法深入,再加上愚民政策、土地兼并等问题,王朝就像一辆有先天缺陷的马车,跑得再快,迟早也会翻车。
北宋的荒田之争只是一个缩影。
从秦到清,不管是秦皇汉武还是唐宗宋祖,都没能解决这些根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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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能做的,只是在现有框架内修修补补,延缓王朝的衰落。
直到旧制度被彻底打破,新的治理模式出现,这种循环才真正结束。
现在回头看,古人的施治智慧确实值得借鉴,但他们的局限也同样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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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公开、全民参与、制度革新,这些现代治理的核心要素,才是跳出治乱循环的关键。
而那些曾经困扰古代帝王的难题,也成了历史留给我们的宝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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