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一年九月初六，清政府结束了在华州的统治

时断时续的学习

作者：杨钟健

我在华县教育会附小毕业后，为了等毕业证书，竟荒废了半年时间。因为我是冬季完成学业的，许多中学都是秋季始业，到暑假才有升学的机会。

华县教育会附小旧址 自百年咸林

华县尚无中学，我不能再在父亲的教育下念书了。我有了严重的升学问题，向外边去吧，年纪太小，父亲及家人均不放心。升学的地点只有两处，一处为西安，一处为同州，就是大荔。大荔有一中学是一位和尚当校长。他本是一位留日学生，戴有假辫子，和我父亲及三叔均认识，所以家中人同意我去大荔。和我同时毕业的王衡鉴已往大荔升学，来信说那里如何的好，我亦增强了去大荔的信心。同班袁保堂也要升学，决定去大荔，于是我们结成同伴，于秋初的时候坐上袁家的大车，一同往大荔。

大荔距华县九十里，我们辞别亲人上了征程，这可以说是我一个人离家的第一次。我那时才满十四岁。只记得赶车的就是袁保堂的老兄。过了河后，渭北一片平原，秋禾一望不尽，十分可爱。我们一天未赶到，当晚住在某一镇的小店中，初次独尝旅程风味。

到了大荔见到王衡鉴，他替我们布置一切，带我们见了校长，校长对我特别关心。那时在我的心目中，中学的气派果然不同，房子很宽大，学生宿舍也很漂亮。可是这些优良的环境不能使我在大荔安心。我无有心思上课，日夜想家。我想回到我的华县，一天哭泣数次。上课的情形我不记得，只记得哭泣。

大荔所吃的板豆凉粉非常的好，我对大荔的印象除凉粉外，别无他物。校长、一些教员和王衡鉴整天把我当小孩子诱哄，但我仍是想回家，我给家中去信，表示对这里不满意。大约王衡鉴和校长也有信去，以至我家里对我在大荔特别不放心，于是决定让我回去看看再说。

我三叔这一年由日本回来，他特地由家中到大荔来接我。大约是因为交通工具的问题，我所带的一个箱子和许多书籍与衣服全未带，他就带我离大荔回华；走的什么路线，我已不记得，只记得不是来的路。路上很苦，要过那沙窝，而且秋天雨水甚多，道路泥泞，我走不动，三叔只好背上我走，一路上备受辛苦。我的心境和去大荔时大不相同，记得一到家中，我祖母及母亲在上房明间工作，我一见面便放声大哭，好象受了从来未受过的委屈。这一次大荔求学是完全失败了。

现在回想起来，从大荔回家，实是一件极幸运的事。我回来时已是秋天，时常住在家中，帮家里做些农活，有时也到学校去随我父亲读书，到阴历八月十九日（即阳历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的革命运动很快地传到陕西，到处惶惶不可终日，各地随时有发生起义的可能，我若一人在大荔，势必使家中人操心。

到阴历九月一日，西安亦随武昌而起义，城门关闭，大杀满洲人。华县距省城只有二日路程，消息传得很快，那时哥老会一类的人在活动，他们以鸡毛作传帖，消息辗转相传，十分迅速。我父亲仍留在校内，此时，局势不安，家家接其子弟回家，学校已上不成课。此次变乱发动者是进行民族革命，要推翻清朝，而传到陕西各地，多少变了些性质，不少人乘机反对一切新的东西，所以打洋学堂亦成其目标之一。乡下人不满意于革新，凡是革新措施也成了反对的对象。

我父亲在县办新教育已有数年，当然有人对他不满意，不了解，所以有“起手不起手，先洗潭峪口；杀完不杀完，先杀杨鹤年”的传言。我父亲心里是雪亮的。省上革命运动的主持人为郭希仁先生，他和我父是好朋友，这一空前的革命运动，他必然知道若干内情。后来革命军到华，他对我父亲的作为当然心中有数。

到农历九月六日晚，天已昏黑，父亲一人从县里回来，在我祖母床前叙述县中景象，说是有当晚起事之说。果然，到半夜有人说县城已起大火，在堡中城上可以看见。大家以为世事已乱，必须作逃难准备。我家为众矢之的，更不可不逃。逃跑之法不外二途：一是入潭，一是在村南竹园中躲避。家中此时已乱成团，我祖父和我祖母决定在家留守，其他人均须入山。这几天因为天天恐慌，住县城附近的亲戚到我家避难者甚多，因我村在南山口，随时可以入山，比大路附近较为安全。

这一夜于昏暗中，我随父亲等人出发逃难，每人身上带些干粮，入山走高低不平的山路，十分吃力。沿途逃难的人络绎不绝。进山后，到了最险要的水潭边，大家走得也慢了，累了还在这里略作休息.。此时，天已大亮，计算里程也不过走了二三里路。幸而起身时已尽量把棉衣穿上，所以虽然北风刺骨，还不感到十分冷。

华州潭峪峡谷 龙耳山人摄

也不记得在山上呆了多少时间，又要折回家中，大约是村中人上来报告，县里和乡下情形并不严重，所以又回去。现在想来，这种逃难十分幼稚。如要跑，至少需要入山十余里找到人家安身，决不能在荒山坡上过夜，而且衣食均成问题。事实上，因妇孺太多，行动不便，且各人也不忍心放弃家庭去当难民。在盲目逃跑了一阵之后，大家便踟蹰不前了。“回去，回去，死也回去！”成了大家一致的心情。

华县城里的情形大致是这样的：当夜许多暴民入城起事，先烧了衙门的大堂，又到学校大肆捣毁。究竟什么人是首领，现在也记不清了。那时华县还是华州正堂，州长为四川人杨立潮，由兴平县调来不久，年已六十多，人很博学，一脑子的忠君爱国思想，当然不同情于革命。情形危急时，他曾召县中绅士讨论，宣布自己“城存则己存，城亡则己亡”的决心。事情发生前一天，他将我父亲叫到衙门，付以现银若干，意思是托以后事。我父得此银，觉得放到学校甚不妥当，才于当晚昏黑中携银回家，所以城内闹事之时，我父不在县中，否则可能有很大的危险。当夜暴民入城，杨立潮逃了出来，避乱于距我村只有二里地左右的甘露寺中。

有一天夜里，忽有两个手持大刀的人，到我家要见我父亲。我父亲本不愿见，只因我祖母已说出他在家，不能不见。见后始知为杨立潮所差者，然一见门外所放大刀，亦觉不寒而栗。后来听说这杨州长到甘露寺后，一再设法自尽，均为人所解救。其差人前来，是想找我父亲去一谈。后来的某一天，杨立潮终于上吊身死，其一切善后，当然由我父亲拿他所存的银子办理。杨州长总算为清朝实践了“城亡身亡”的诺言了。

重修后的华州衙门“五间厅” 宋朝峰摄

此时陕西虽已反正，而潼关甚紧，闻清军派赵某西征，潼关以东常有战事，华县于是成了后方之地。最奇怪的是，我值此革命潮流冲击之时，忽有心要读些经史。自知少时未从经书入手，很想这时补垫一些底子。我的同学王登洲也有此感，相谈之下成了同道，于是我们就在我村中的蒙养学堂读起经书来，同时和我同年的李丰科也加入我们一道。

原文来源：《杨钟健回忆录》

原文作者：杨钟健

整理编辑：华州文史荟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