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断时续的学习
作者:杨钟健
我在华县教育会附小毕业后,为了等毕业证书,竟荒废了半年时间。因为我是冬季完成学业的,许多中学都是秋季始业,到暑假才有升学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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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县教育会附小旧址 自百年咸林
华县尚无中学,我不能再在父亲的教育下念书了。我有了严重的升学问题,向外边去吧,年纪太小,父亲及家人均不放心。升学的地点只有两处,一处为西安,一处为同州,就是大荔。大荔有一中学是一位和尚当校长。他本是一位留日学生,戴有假辫子,和我父亲及三叔均认识,所以家中人同意我去大荔。和我同时毕业的王衡鉴已往大荔升学,来信说那里如何的好,我亦增强了去大荔的信心。同班袁保堂也要升学,决定去大荔,于是我们结成同伴,于秋初的时候坐上袁家的大车,一同往大荔。
大荔距华县九十里,我们辞别亲人上了征程,这可以说是我一个人离家的第一次。我那时才满十四岁。只记得赶车的就是袁保堂的老兄。过了河后,渭北一片平原,秋禾一望不尽,十分可爱。我们一天未赶到,当晚住在某一镇的小店中,初次独尝旅程风味。
到了大荔见到王衡鉴,他替我们布置一切,带我们见了校长,校长对我特别关心。那时在我的心目中,中学的气派果然不同,房子很宽大,学生宿舍也很漂亮。可是这些优良的环境不能使我在大荔安心。我无有心思上课,日夜想家。我想回到我的华县,一天哭泣数次。上课的情形我不记得,只记得哭泣。
大荔所吃的板豆凉粉非常的好,我对大荔的印象除凉粉外,别无他物。校长、一些教员和王衡鉴整天把我当小孩子诱哄,但我仍是想回家,我给家中去信,表示对这里不满意。大约王衡鉴和校长也有信去,以至我家里对我在大荔特别不放心,于是决定让我回去看看再说。
我三叔这一年由日本回来,他特地由家中到大荔来接我。大约是因为交通工具的问题,我所带的一个箱子和许多书籍与衣服全未带,他就带我离大荔回华;走的什么路线,我已不记得,只记得不是来的路。路上很苦,要过那沙窝,而且秋天雨水甚多,道路泥泞,我走不动,三叔只好背上我走,一路上备受辛苦。我的心境和去大荔时大不相同,记得一到家中,我祖母及母亲在上房明间工作,我一见面便放声大哭,好象受了从来未受过的委屈。这一次大荔求学是完全失败了。
现在回想起来,从大荔回家,实是一件极幸运的事。我回来时已是秋天,时常住在家中,帮家里做些农活,有时也到学校去随我父亲读书,到阴历八月十九日(即阳历十月十日),武昌起义的革命运动很快地传到陕西,到处惶惶不可终日,各地随时有发生起义的可能,我若一人在大荔,势必使家中人操心。
到阴历九月一日,西安亦随武昌而起义,城门关闭,大杀满洲人。华县距省城只有二日路程,消息传得很快,那时哥老会一类的人在活动,他们以鸡毛作传帖,消息辗转相传,十分迅速。我父亲仍留在校内,此时,局势不安,家家接其子弟回家,学校已上不成课。此次变乱发动者是进行民族革命,要推翻清朝,而传到陕西各地,多少变了些性质,不少人乘机反对一切新的东西,所以打洋学堂亦成其目标之一。乡下人不满意于革新,凡是革新措施也成了反对的对象。
我父亲在县办新教育已有数年,当然有人对他不满意,不了解,所以有“起手不起手,先洗潭峪口;杀完不杀完,先杀杨鹤年”的传言。我父亲心里是雪亮的。省上革命运动的主持人为郭希仁先生,他和我父是好朋友,这一空前的革命运动,他必然知道若干内情。后来革命军到华,他对我父亲的作为当然心中有数。
到农历九月六日晚,天已昏黑,父亲一人从县里回来,在我祖母床前叙述县中景象,说是有当晚起事之说。果然,到半夜有人说县城已起大火,在堡中城上可以看见。大家以为世事已乱,必须作逃难准备。我家为众矢之的,更不可不逃。逃跑之法不外二途:一是入潭,一是在村南竹园中躲避。家中此时已乱成团,我祖父和我祖母决定在家留守,其他人均须入山。这几天因为天天恐慌,住县城附近的亲戚到我家避难者甚多,因我村在南山口,随时可以入山,比大路附近较为安全。
这一夜于昏暗中,我随父亲等人出发逃难,每人身上带些干粮,入山走高低不平的山路,十分吃力。沿途逃难的人络绎不绝。进山后,到了最险要的水潭边,大家走得也慢了,累了还在这里略作休息.。此时,天已大亮,计算里程也不过走了二三里路。幸而起身时已尽量把棉衣穿上,所以虽然北风刺骨,还不感到十分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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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州潭峪峡谷 龙耳山人摄
也不记得在山上呆了多少时间,又要折回家中,大约是村中人上来报告,县里和乡下情形并不严重,所以又回去。现在想来,这种逃难十分幼稚。如要跑,至少需要入山十余里找到人家安身,决不能在荒山坡上过夜,而且衣食均成问题。事实上,因妇孺太多,行动不便,且各人也不忍心放弃家庭去当难民。在盲目逃跑了一阵之后,大家便踟蹰不前了。“回去,回去,死也回去!”成了大家一致的心情。
华县城里的情形大致是这样的:当夜许多暴民入城起事,先烧了衙门的大堂,又到学校大肆捣毁。究竟什么人是首领,现在也记不清了。那时华县还是华州正堂,州长为四川人杨立潮,由兴平县调来不久,年已六十多,人很博学,一脑子的忠君爱国思想,当然不同情于革命。情形危急时,他曾召县中绅士讨论,宣布自己“城存则己存,城亡则己亡”的决心。事情发生前一天,他将我父亲叫到衙门,付以现银若干,意思是托以后事。我父得此银,觉得放到学校甚不妥当,才于当晚昏黑中携银回家,所以城内闹事之时,我父不在县中,否则可能有很大的危险。当夜暴民入城,杨立潮逃了出来,避乱于距我村只有二里地左右的甘露寺中。
有一天夜里,忽有两个手持大刀的人,到我家要见我父亲。我父亲本不愿见,只因我祖母已说出他在家,不能不见。见后始知为杨立潮所差者,然一见门外所放大刀,亦觉不寒而栗。后来听说这杨州长到甘露寺后,一再设法自尽,均为人所解救。其差人前来,是想找我父亲去一谈。后来的某一天,杨立潮终于上吊身死,其一切善后,当然由我父亲拿他所存的银子办理。杨州长总算为清朝实践了“城亡身亡”的诺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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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修后的华州衙门“五间厅” 宋朝峰摄
此时陕西虽已反正,而潼关甚紧,闻清军派赵某西征,潼关以东常有战事,华县于是成了后方之地。最奇怪的是,我值此革命潮流冲击之时,忽有心要读些经史。自知少时未从经书入手,很想这时补垫一些底子。我的同学王登洲也有此感,相谈之下成了同道,于是我们就在我村中的蒙养学堂读起经书来,同时和我同年的李丰科也加入我们一道。
原文来源:《杨钟健回忆录》
原文作者:杨钟健
整理编辑:华州文史荟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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