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81岁华侨坐在毛主席的藤椅改成的“轿子”上香山见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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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主席,您这是做什么!」

1949年9月,香山双清别墅门口,81岁的司徒美堂坐在藤椅上山。藤椅还未落地,毛泽东已快步迎出来搀扶。

这把藤椅,是毛泽东每日批阅文件时用的躺椅。



01

1880年,广东开平赤坎镇。

12岁的司徒美堂站在码头,手里攥着去旧金山的船票。

母亲在身后抹眼泪。父亲去世得早,家里欠了五十二块龙洋,这船票钱还是东拼西凑借来的。

「阿堂,到了那边要听话,好好做工。」

母亲塞给他一个布包,里面是几个煎饼。

轮船在海上颠簸了一个多月。司徒美堂挤在底舱,周围都是去美国打工的华人。有人说美国遍地黄金,只要肯干活就能发财。

船靠岸那天,旧金山码头人头攒动。

司徒美堂刚踏上码头,几个美国流氓冲过来,抓起马粪砸在他身上。周围的美国人哈哈大笑,指着这群刚下船的中国人。

「滚回去,猪仔!」

骂声用的是英语,司徒美堂听不懂,但那些眼神里的鄙夷他看得清楚。

他擦掉脸上的马粪,攥紧了拳头。



02

后来,司徒美堂在唐人街的会仙楼当帮厨。

每天早上五点起床,干到晚上十点,一个月工资十二美元。老板是广东同乡,管吃管住,对他还算不错。

但餐馆外面的世界并不友好。

1883年冬天,几个美国流氓又来餐馆闹事。他们点了一桌菜,吃完后摔碗砸碟,还把厨师推倒在地。

老板不敢吭声——华人在美国没有地位,报警也没用。

司徒美堂从后厨冲出来,一拳打在领头流氓的鼻子上。对方没想到这个瘦小的中国少年敢还手,愣住了。

司徒美堂趁机又补了几拳,把人打倒在地。

其他流氓一拥而上,司徒美堂寡不敌众,被打得鼻青脸肿。但他咬着牙没有后退,直到那几个流氓自己走了。

老板把他拉起来,叹了口气:「你这孩子,命大。」

那天晚上,一个人敲开了司徒美堂的房门。

来人是洪门致公堂的。

「小兄弟,你有种。愿不愿意入我们洪门致公堂?」

司徒美堂点了点头。

入堂后,他白天在餐馆做工,晚上跟着堂内的兄弟学拳脚、练功夫。致公堂的规矩他都记在心里:兄弟有难,必须帮衬;华人受欺,绝不袖手。

几年下来,司徒美堂在唐人街有了名气。他敢打敢拼,讲义气,会做人。有华人被白人老板欺负,他带人去讨公道;有人被地痞勒索,他出面摆平。

1890年,22岁的司徒美堂离开旧金山,去了波士顿。那里的华人更少,处境更难,但也是机会。

他在波士顿的唐人街开了一家小杂货铺,生意不大,但能养活自己。但同时他也看到波士顿的华人需要一个自己的组织。



03

1894年,26岁的司徒美堂在波士顿成立了安良堂。

堂口开在唐人街中心,门口挂着「除暴安良」四个大字。司徒美堂坐在堂内,接待前来求助的华人。

有人被白人老板拖欠工资,司徒美堂带人去要账。有人被流氓欺负,他带人去教训对方。

华人在美国没有地位,但洪门有自己的规矩。

安良堂的名声越传越广,从波士顿传到纽约,再传到旧金山。到1930年代,全美三十一个城市都有安良堂的分堂,成员超过两万人。

司徒美堂知道,华人要在美国站稳脚跟,光靠拳头不行,还得懂法律。

1920年,他聘请了一位律师做安良堂的法律顾问。这位律师叫富兰克林·罗斯福,当时还是纽约的年轻律师。

「司徒先生,根据美国法律,您完全可以起诉那些歧视华人的商家。」罗斯福翻着案卷。

两人合作了十多年。1932年,罗斯福当选美国总统。1943年,在司徒美堂的推动下,罗斯福签署法案,废除了实行六十多年的《排华法案》。

那一天,司徒美堂坐在纽约的办公室里,手里拿着报纸,看着头版的新闻。

他想起1880年那个在码头被扔马粪的12岁少年。如今却被洪门人士拥为洪门大哥,因为他排行第五,所以被尊称为"洪门五叔"。



04

1904年夏天,孙中山来到波士顿。

司徒美堂在安良堂设宴款待。席间,孙中山讲起革命的道理,讲清朝如何腐败,中国如何需要变革。

「司徒兄,海外华侨是革命之母。你们在外打拼不易,但祖国更需要你们。」孙中山端起茶杯,敬司徒美堂。

司徒美堂当晚表态,安良堂全力支持革命。

1911年4月,广州起义失败。孙中山急需军饷十五万美元。司徒美堂连夜召集洪门兄弟,把加拿大多伦多、温哥华、维多利亚三地的四所致公堂大厦抵押出去,凑够了钱。

10月,武昌起义爆发。孙中山要回国,但没有旅费。

司徒美堂又凑了一笔钱,送孙中山上船。

「司徒兄,这份情义,我记下了。」孙中山握着他的手。

船开了,司徒美堂站在码头目送。

他知道自己回不去了,但至少能帮祖国做点事。



05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消息传到纽约。

司徒美堂当天召集华侨开会,成立「纽约华侨抗日救国筹饷总会」。

「日本人打到家门口了,我们在海外的,不能袖手旁观。」69岁的司徒美堂站在台上,声音洪亮。

筹饷总会每月组织募捐。华人餐馆老板、洗衣店工人、码头苦力,大家都捐钱。有人捐一美元,有人捐一百美元。

1938年夏天,广州遭日军轰炸。司徒美堂联合四十多个城市的华侨,在日本驻纽约领事馆门口示威。

7月17日,他带着华侨代表,把抗议书递交给日本领事。

「你们侵略中国,残害同胞,天理不容!」司徒美堂指着日本领事。

从1937年到1945年,筹饷总会募集了一千四百万美元,捐了三十架飞机、十架滑翔机、数百辆汽车。

司徒美堂把募捐账目记得清清楚楚,每一笔钱都有来源和去向。

但他很快发现,这些钱并不都用在抗战上。

1943年,国民党想夺取华侨抗日募捐之功,擅自宣布募捐款项全归国民政府支配。司徒美堂在筹饷总会上拍案而起:「华侨的血汗钱,不能让他们这样糟蹋!」

他坚持把部分捐款直接送给香港的宋庆龄保卫中国同盟,转交给八路军、新四军和各地抗日游击队。

更让他寒心的是,国民政府官员侵吞侨汇。很多华侨把钱汇回国内养家,结果被官僚资本截留,家里的侨眷活活饿死。

司徒美堂收到一封又一封的求助信。有侨眷写道:「我丈夫每月汇五十美元回来,已经三个月没收到了。家里三个孩子,快要饿死了。」

他查账发现,这些钱根本没到侨眷手里,而是被层层克扣。

73岁的老人,坐在办公室里,看着那一封封求助信,心痛到手发抖。



06

1941年冬天,司徒美堂以华侨参政员的身份回国。

轮船经过香港时,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香港,司徒美堂被困在城里。

日本军官找上门来。

「司徒先生,我们请您出面组织香港治安维持委员会,出任会长。薪水好商量。」矢崎司令官坐在对面,笑着说。

司徒美堂看着他,沉默了几秒。

「我已经八十多岁,腿脚不灵,还是另请高明吧。」

矢崎脸色一沉:「司徒先生,您是住在这里,还是想回家?」

司徒美堂站起来:「我如果住在你们这里,外边出了什么事我可不负责。全香港的人都知道我被你们抓走了。」

矢崎没有说话。

当天晚上,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人找到司徒美堂,帮他化装成普通老人,连夜离开香港。

司徒美堂拄着木棍,步行两百多里,进入东江游击区,经曲江、桂林,辗转到达重庆。

蒋介石在重庆接见了他,还设宴款待。

「司徒先生回国辛苦了,这次参政会,还请多多指教。」蒋介石客气地说。

但司徒美堂很快发现,这份客气只是表面。

国民党想拉他入党,他拒绝了。有人暗示他可以当国府委员,他也拒绝了。

1942年5月,司徒美堂离开重庆,经印度飞回美国。

在重庆的几个月,他见到了周恩来。

3月20日,中共办事处为他举行欢迎会。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都来了,还有一百多人。

「司徒先生为抗战募捐,功不可没。我代表解放区军民,向您致敬。」周恩来握着他的手。

司徒美堂问起八路军、新四军的情况,周恩来详细介绍了敌后抗战的形势。

两人谈了很久。

临别时,周恩来说:「司徒先生,有机会到解放区看看。」

司徒美堂点了点头。



07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的消息传到美国。

司徒美堂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电报,手在抖。

新四军九千多人,被国民党军队围攻,损失惨重。

他马上给蒋介石和毛泽东发电报,呼吁团结抗日,停止内讧。

但蒋介石没有回复。

司徒美堂明白了,国共之间的裂痕已经无法弥合。

他召集美洲致公堂的报纸,发表「十报宣言」——反对分裂,要求团结抗战,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1945年,抗战胜利。

司徒美堂以为国家终于可以和平建设了,但内战很快爆发。

1946年4月,他带着美洲洪门代表回国,参加「五洲洪门恳亲大会」。

出发前,他给蒋介石、中国共产党、中国民主同盟都发了电报。

中共和民盟都回电欢迎,蒋介石没有回复。

回国后,司徒美堂看到的是满目疮痍——工厂倒闭,物价飞涨,官员贪污,百姓流离失所。

10月23日,他去南京梅园新村拜访周恩来。

周恩来接待了他,两人又谈了很久。之后,周恩来两次到司徒美堂的住处回访。

「司徒先生,您在海外多年,看得清楚。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周恩来问。

司徒美堂沉默了一会儿:「谁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我就支持谁。」



08

1946年11月,国民大会召开在即。

蒋介石占领了张家口,正是得意的时候。国民党给五洲洪门一个国大代表名额,还有三千美元的特别费。

司徒美堂拒绝了。

江征卿、杜月笙找上门来劝说。

「司徒老,蒋先生翻脸无情的脾气,您不是不知道。你这样拒绝他,恐怕会吃亏。」江征卿说得委婉。

司徒美堂看着他们:「司徒美堂的为人你们也知道,我何曾是一个好惹的人。」

他站起来,送客。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来了,请司徒美堂吃饭。

「司徒先生,我以半个中国人的身份,欢迎您这位半个美国人。」司徒雷登笑着说。

宴会上,司徒雷登吹嘘美国对华援助。

司徒美堂放下筷子:「美国帮助打内战,这不是援助,是与中国人民为敌。」

他站起来,离席。

1947年7月,司徒美堂离开上海,去了香港。

他闭门谢客,不见任何人。

78岁的老人陷入了思索。



09

1948年5月,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

司徒美堂在香港看到这个消息。

8月12日,他在建国酒家举行记者招待会。

「我在国外七十年,出钱出血出头颅,都是为了祖国。如今谁能解救祖国于危亡,使民众安居乐业,我就拥护谁。」他说得很慢,但很坚定。

10月30日,司徒美堂在香港《华商报》上发表声明,拥护中国共产党召开新政协的主张。

「中华民国,与民无涉。二十二年被蒋介石弄得天怒人怨。新政协是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唯一良好的方法,我热诚表示拥护。」

声明发表后,美洲华侨一片哗然。

孔祥熙从美国赶来香港,请他吃饭。

「司徒老,您年纪大了,何必跑来跑去。留在美国,生活不必过虑。」孔祥熙劝说。

司徒美堂看着他:「我是激于爱国之心,必须归国,完全出于自愿。」

1949年1月20日,司徒美堂收到一封信。

信是毛泽东写的,辗转了几个月才送到。

司徒美堂戴上老花镜,一字一句地读。

「去年十月二十三日惠书,因交通阻梗,今始获悉。热情卓见,感佩殊深……至盼先生摒挡公务早日回国,莅临解放区参加会议……」

他读完信,坐在椅子上发了很久的呆。

81岁了,还要漂洋过海回国。

但他决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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