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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拍摄的彭镇观音阁老茶馆内部
文|王笛,本文刊登于《随笔》2025年第5期
第一次去彭镇观音阁老茶馆是在二〇一五年十月三十一日,它坐落在成都双流区的彭镇,成都以西约三十公里。过去听说过这家老茶馆,但直到二〇一五年我从美国转到澳门大学工作,才第一次去。那年秋天,我去那里照了一些照片,用在我即将出版的关于茶馆的专著里。这个茶馆之所以名气越来越大,主要就是因为它原汁原味的老建筑,墙上还有过去的政治宣传画和标语。这些政治因素和茶客们每天茶馆消闲的、无政治目的的日常生活,形成了有趣的对比。
这个茶馆的珍贵之处,还在于那些住在附近的老茶客,他们为这个老茶馆增色不少。那些慕名而来的打卡人和摄影者,一方面当然是看中了这里独特的氛围和环境,另一方面就是冲着这些独特的老茶客了。
我没有机会和老板李强聊天,但是看得出来他是非常有意思的人,戴副眼镜,一顶棒球帽,帽檐翻到后面,很像今天时髦的年轻人。周围都是拿着长枪短炮的摄影爱好者,李强似乎对这一切都习以为常,并不在意。上网查了一下,关于他的照片非常之多,当然我也拍了几张他掺茶、忙碌的照片,算是留下一个记录。
有不少摄影爱好者在那里拍照,还有不少慕名而来的旅游者在那里喝茶。但是茶馆里的主要的客人还是本地的老人,他们似乎已经习惯了周围的人对着他们拍照,而且似乎很享受这样一个被关注的过程。他们照样聊天,或者打扑克。
最有意思的是一个老大爷坐在茶馆外面表演他的绝技。他头发花白,穿着一件红色的运动衫,正在玩响簧。响簧是过去四川非常普及的玩具,用两根线可以拉出很响的声音,但这位老头没有用线拉,而是在头顶表演技巧。旁边有人观看,更刺激了他的表演欲,展示着各式各样的玩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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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红色运动衫的老大爷正在玩响簧
时间仿佛凝固
时间过得真快。二〇一五年秋天对彭镇茶馆的考察,不想一晃就将近四年了。我和一个影视制作团队在川西平原考察了一大圈以后,在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日来到了彭镇。这是我推荐他们必须要看的地方,要想了解川西平原过去的生活,这个茶馆可以提供一些感性的认识。
重新回到这里,感觉时间像凝固了一样,一切就和上次一样,没有任何变化。我注意到的唯一明显的改变,便是开始使用三件套的盖碗茶具。
门上那个小黑板写的价格很有意思:喝茶10元,摄影10元,喝茶摄影,10元。意思就是说不能在这里只摄影,如果只是摄影,也需要付10元。估计是因为到这里来摄影的人太多,影响了茶客喝茶,所以老板也利用这种方式来弥补一点损失。
像上次来一样,看到一些老人在玩扑克。如果不想社交,在这里一个人坐着喝茶、看手机也不错。有些人看样子是慕名而来,感受一下氛围,不像这里的老顾客。这时茶客不多,空位不少。到了中午,老人们陆陆续续回家吃午饭。桌下的狗也开始休息了。 这次来这个茶馆,已经接近中午,应该已经过了茶馆的高峰时段,所以人比我二〇一五年秋天上午来的时候要少多了。
我一边用手机选取各个角度拍照,一边在想:在这将近四年的时间里,这里肯定接待了成千上万的顾客和摄影爱好者,拍下了千千万万张照片。这个茶馆应该是每天都在发生微妙的变化,有的老茶客走了,新茶客又加入了这里的日常生活;用坏的茶具、家具丢弃了,新的茶具、家具添置了。日常生活、文化和社会的变化太慢,并不像一场政治运动轰轰烈烈。变化是规律,但是延续也是规律。有的时候从表面上看起来文化和日常生活模式已经改变了,但是我们透过表面看里边,有很多并没有发生变化,或者变化得非常少。
当四年前几乎相同的场景映入我的眼帘,我就突发奇想,会不会二〇一五年秋天我在这里照相的时候,同一个客人仍然会坐在这个茶馆里呢?这不过就是一念之想而已,觉得虽然理论上存在这种可能,但是要碰到这样的机遇则非常困难。
发现甘大爷
二〇二〇年十月初,我利用中秋节整理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日在彭镇观音阁老茶馆拍摄的照片时,发现照片上有一个打牌的老人非常面熟。于是我把二〇一五年秋天到这里来拍的照片翻出来一张一张地看,还真的找到了这个老人。看来这个老人由于面部特征很明显,在我头脑中已经留下了印象。我觉得这真的很奇妙。两次来这里所拍的茶馆照片都是随手拍的,各种照片里有几十上百个不同的人物,但是却有这样的巧合,拍下了同一个茶客。这证明了有很多老人每天来同样一个地方,同样一种路线,同样的生活模式,哪怕是四年了,他们还是按照一个同样的轨迹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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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外,摄于2019年7月30日,右边打牌的那位老人有点面熟
如果我拿着这些照片去观音阁老茶馆,问那里的老茶客或者服务员,很容易就可以找到他,听他讲讲自己的故事,倒是非常有意思的。历史的深悠之处,就在于资料经常可以告诉你没有想到的东西;写作的精妙之处,经常因为资料的某一处细小的发现,能使你从一丝亮光开始,逐步看到隧道的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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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茶馆内,摄于2015年10月31日。坐在右边的那位老人,和上一张照片不正是同一个人吗?
可惜当时由于疫情防控的限制,我不能到彭镇去找这个老人,很令人沮丧。我待在澳门不能进入内地已经有八个月了。但是我不想消极等待,不得不考虑其他的办法。我决定在成都雇用一位助手,去那个茶馆完成我的计划。我联系到四川大学的研究生黄同学,把这几张照片发给他,请他带着这些照片到彭镇观音阁茶馆,争取找到这位老先生。
一切似乎都按照我的预想进行,而且还带来了没有想到的其他的成果。黄同学去观音阁老茶馆,不仅找到了这位姓甘的老大爷,而且还发现了另外一位姓胡的大爷,他也在二〇一五年和二〇一九年的照片中。二〇一五年的那天,虽然他并没有和甘大爷一起打牌,但是坐在另一桌和其他人聊天。至少在相隔四年的两张照片里,胡大爷和甘大爷是同框的。而这天黄同学拍的照片里,他们第三次同框。二〇一五、二〇一九、二〇二〇年三次拍摄的这个茶馆,他都在镜头中,完全是机缘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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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边为甘大爷,右边为胡大爷
这一切的巧合对我来说是奇迹,对他们来说无非是每天的日常生活。生活的日常和延续性,在两位老人每天茶馆的活动轨迹下显露无遗。
线上采访李老板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四日,我请黄同学到观音阁老茶馆,通过微信视频,我直接采访了李强。对观音阁老茶馆的来龙去脉以及现状,基本上了解清楚了。传说很早以前,彭镇发生大火灾,整个镇子几乎化为灰烬,唯有此宅幸免于难。当地便流传说,这是观音菩萨踩着的地方,老百姓将这里取名观音阁,供奉起观音菩萨。民国初期,这里被用作茶铺,距今已有一百多年历史。观音阁茶馆的建筑为水青砖瓦屋顶,老式穿斗房,屋檐上至今还可以看到依稀的龙纹飞檐。老虎灶旁边的大石缸内是从地下深井里边汲取的泉水,泡茶清甜。这个茶馆仍然使用过去的老式烧水灶。灶的表面有若干火眼,茶壶就放在火眼上。
过去生产队的事务,有的时候是在茶馆里商量的,大家也会在茶馆里谈生意。在茶馆里谈生意,两个人用手比画价格。比方说有五个人坐在一桌,其中有两个人在谈生意,旁边的人都不知道,那两个人便把生意做了。稍微做得大一点儿的生意,比如说卖牛、卖猪之类,一般都是用手势。
李强是本地人,家就住在附近,很小就接触茶馆。因为他母亲十六岁参加工作,就是在茶馆干活。现在他母亲七十多岁了,就是说他母亲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便开始在茶馆工作。那时候茶馆叫茶水店,没有店名,就按编号,分为一店、二店等,他母亲在一店上班。现在的观音阁老茶馆是二店,一店早就没有了。“一店太可惜了。对彭镇来讲的话,拆的东西太多了,毁掉了,原来一店很大,光是茶客起码要坐上千人。”李强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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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李强正在表演他的拿手绝活,只见他提着壶,腕猛一摇动,开水从壶嘴涌出,在空中撒出了一条漂亮的弧线
一店在一九九二年关了门,李强的母亲就失业了。一九九五年李强承包这家茶馆之后,便请母亲一起打理。那年他三十岁。过去人们在这里打麻将,到他接手的时候,每天里面有十桌麻将。那时候是一桌收二十元,一天三场,上午一场,中午一场,下午一场。一桌麻将一天可以收六十元。那个时候喝茶一杯是三毛钱。不是赶场天的话,最多卖三十碗茶,也就是九元钱;赶场天多些,可能三十元。每月十五天场期,十五天非场期,收入就是六百元左右。
承包以后第一个比较大的改动,就是取消茶馆里打麻将,“因为我不喜欢这个”,李强表示。他自己也打麻将的,但是“茶馆里面我不准他们打,因为我所要的是真正的茶馆”。李强说赌博是禁止的,麻将不准打,人们就打扑克,不搞赌博。但是他说有人偷偷摸摸地赌,也没办法完全排除。人们在家里打牌,也是要赌的。
做出停止打麻将的决定,还是需要相当勇气的。因为把打麻将取消后,收入减少。承包以后,原来的员工还得付工资。李强算了一笔账,茶馆的开销包括:五个工人,每个人每个月工资一百五十元,总共就是七百五十块钱,剩下的钱付自己的工资都不够。十桌麻将,算每天八桌是满的,一天可以收四百八十元,而卖茶才卖三十元。但是他还是选择卖茶而不是让客人打麻将,他家里人担心,以后怎么能维持下去?他在外面卖水果,赚来的钱贴补茶馆。
当时人们对这条街、这家茶馆的生意,都不感兴趣。这条街是个死角,过去只有一家小吃店,卖汤圆和面,在桥头那边。但是随着这家茶馆的兴旺,现在仅仅是饭馆就有十多家。“我不是开玩笑,我把这家茶馆关上三个月你看一下,关半年你看一下,哪家馆子能够开起来?都要关,一家都留不下来。”李强自豪地说。
有可能看到他这个茶馆生意兴隆,近年这一片就新开了五家茶馆。按照李强的说法,“都属于跟风”。他又解释道,并不是说人家开茶馆不好,不能开,而是他认为要保持一种古镇的文化,街上应该是各行各业都有,才能成为一条有文化的街,如果家家都是茶馆,就不叫一条街了,“大不了就说茶馆一条街,起个啥子作用,久而久之别人就看厌了,对不对?如果长远来看并不好”。
李强还是很有经营头脑的。如果顾客对茶馆的茶盅、茶碗感兴趣,想留作纪念,还可以购买。对外出售的价格,茶盅四十元,茶碗五十元,是专门定做的。他说茶碗都有含义,盖为天,下面为地,中间为人,取意“天地人和”。最早的茶盖和茶船(就是茶托)是铜做的,后来变成了铝制,因为经常有人偷铜船。后来铝的也有人偷,就改成塑料的,塑料的现在柜台上还有。
每天来的老人有两三百人,都是固定的客人,而游客那当然就比较复杂了。疫情暴发以后,游客的数量大量减少。二〇二〇年疫情对生意的影响还是很大的,茶馆关到三月下旬才又开张。过去还要接收一些团队,包括旅行团、摄影团,疫情下团队来得少,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关于茶的价格,牌子明码标价为十元一杯,不过是对外的一致价格,对来喝茶的住在附近的老人,价格一直是一元钱。外来客和老年常客的茶杯不一样,外来客是特制的盖碗茶,杯盖上印有“观音阁老茶馆”字样;而给老人们提供的“老年茶”,是有把手的茶杯,上面只有青花纹。老人们喝完,将这种茶杯自行放到角落的一张桌子上即可。
在采访过程中,我最关心的问题是,当时老板李强保留这些墙上“革命年代”的标语和宣传画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哪知道他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却让我有了一个意外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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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的墙是斑驳的,毛主席的宣传画像和“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的标语还清晰可见
李强说,茶馆里的宣传画和标语,并非那个时代所留下来的。原来墙壁上是有一点标语之类的,不过现在茶馆里墙上的这些东西,是二〇〇八年拍电影的时候作为布景画的。不过外面的标语是原来的,过去外面的墙上和铺板上都有,家家户户的铺板都有毛主席语录。
李强说那部电影叫《成都,我爱你》。这是由崔健、陈果、许秦豪联手执导的以成都为题材的电影。三位导演每人拍摄一个三十分钟的短片,讲述发生在过去(1976年)、现在(2008年)、将来(2029年)的三段关于成都的“爱的故事”,分别从亲情、爱情、友情入手,展示成都的韵味和风情。我没有看到这部片子,想来观音阁老茶馆应该是讲述一九七六年故事时的背景。
这部片子可以说是默默无闻,甚至豆瓣上也找不到它的条目。这部电影的制作者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用作拍摄的那间茶馆,却是因拍这部片子时画的背景而名声大噪,茶馆的知名度远远地超过了这部电影。我十分感激李强的真诚,让我知道了这个茶馆最具特点的壁画的真实背景。
老茶客的故事
二〇二一年的夏天,我终于又回到了成都,便迫不及待地想去见还没有直接谋面的“老朋友”甘大爷和胡大爷。 六月八日那天,一进入茶馆,我就用眼睛四处搜索,很快就发现了正在打牌的两位大爷。我赶快上去和他们打招呼,显然他们对我是一无所知,但我感觉似乎和他们都很熟悉了,趁着他们打牌的功夫,有一搭没一搭地聊了起来。
甘大爷一九四九年生,这年七十二岁,是当地人,家住附近沿河村,离茶馆不远,一两公里。胡大爷年龄与甘大爷相仿,也是当地人,但是与甘大爷不同村,不过在同一方向。他们二位经常顺路结伴而来。两位都是农民,解放后定的成分是贫农,小学文化,年轻时在生产队从事农业生产。都是和子女同住,经济情况尚可。胡大爷还提及子女带他坐飞机去旅游。两位老人身体基本健康,每天步行来茶馆,说明腿脚还是便利。甘大爷身体可能差一些,牙齿基本掉光了,导致说话有些含混不清。
两位老人均表示自己很小的时候,这家茶馆就在了,十几岁便在这喝茶,至今已五六十年。他们早上七八点便到茶馆,一般在十一点半左右回家。想起来我的运气真的不错,我二〇一九年七月三十日去这个茶馆的时候,正是将近十一点,拍下这两位老人打牌的时候是上午十一点二十四分。手机自动记录下拍照的时间和地点,所以在隔了这么长一段时间以后,我还能够查到拍摄的准确时间。那天如果再晚一点的话,就错过了这两位,就没有这个后续故事了。
他们一般在茶馆待一上午,最经常的活动就是打牌,只要凑齐四人便可以开打。他们几乎是每天都去,遇上了就一起打牌,互相之间不会约时间,也在不同的桌打牌,但是人少以后会转移到同一桌打。若有人中途离去而无人替补的话,也会聊一会儿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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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镜头拉得更远一些,可以看到这个茶馆更多的顾客,但也不过是这个茶馆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看过去,显然顾客都是本地的老人
喝茶开销不大,能消磨时间,还能步行锻炼身体,所以到茶馆休闲,成了他们每天必做的功课。打牌不涉及钱的输赢,所以两位老人家中还是支持他们来茶馆的。对于两位老人而言,来茶馆能与人聊天,还可以见见老朋友,顺便逛集市买菜。在满足娱乐和社交需求的同时,也消磨了时间。
关于这家茶馆的具体历史,两位老人并不是很清楚。他们对这家茶馆的具体记忆,应该是在集体化时期,那就是说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及之前。因为他们记得评工分有压力,那个时候生产队是按每日出勤来记工分的,而每年的粮食分配和收入都是根据工分的多少来计算的。他们不能经常旷工来喝茶,但是有时还是会偷偷跑过来坐茶铺。
差不多十一点半,胡大爷移到了甘大爷那桌打牌。这天牌局结束得比上一次晚,然后就忙着回家吃饭,不愿意接受访谈。他们说一般早上八九点到,中午回家,下午不再来了。
考察的收获比预想的要好得多,还偶遇了长期关注这个茶馆的陈锦先生和小钟。据我所知,陈先生是成都乃至整个四川最早注意到茶馆并持续用照片记录的摄影家,而且很早就出版了摄影集《四川茶铺》,为记录茶馆文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尤其是他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摄影作品,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城市的大拆大建,他的照片记录了丰富的原汁原味的老茶馆风貌;那时关注茶馆的人也非常少,留下的有关摄影作品不多,他的照片在今天就显得特别珍贵。小钟在这个茶馆考察和摄影已经有十一年了,现在接近五十岁,但是看起来还非常年轻。小钟的工作就是摄影,特别喜欢拍摄茶馆,他拍的照片很多放在网上。有时候他也给年轻人讲摄影课。
这一天还见到了最老的茶客钟大爷。他生于一九二四年,这年九十七岁了。他的家距茶馆有一里多路。他告诉我今天早上他是六点来茶馆的。他有四个儿女,两男两女,孙及重孙辈有二三十个,最大的重孙已经二十岁了。他现在单独过,每天从茶馆回去自己做饭吃,每个月可以从社保领取生活费二百元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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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岁的钟大爷
我问钟大爷平时在茶馆里是否也打牌,他说今天搭档没来,所以今天没打,平时还是要打牌的,只是打牌,不涉及输赢钱的。我又问他,如果下雨天气不好,来不来茶馆,他说就不来了,就待在家里。
民国时期,钟大爷在成都皇城的一个缎子铺里学手艺,主要是做缎子被盖。他是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去的那里,那年应该是十五岁,他对这个年份记得很清楚。他还记得过去的皇城很漂亮。但是我问他什么时候从成都回到家乡,他说记不清楚了,回来就种地当农民,主要是种菜。
按照当地人的说法,钟大爷已经满了九十七岁,吃九十八岁的饭了。小钟说大爷的目标就是活到一百岁。他从九十岁开始领取高龄补贴,每个月二百块,这二百块就是他的基本生活费,甚至他还要从这二百元里边给他子女一些补贴。如果他活到一百岁,补贴就是每个月五百元。他的儿子也经常在这个茶馆里喝茶,不过今天没有来。茶馆近百岁的老寿星中还有一位蒋大爷,和钟大爷同年,不过今天没有来。
钟大爷的老伴已经去世两年多了,去世的时候九十三岁。老伴病了多年,在世的时候由他照顾,每天给她做好饭以后才到茶馆。现在他自己照顾自己,他告诉小钟,老伴走了以后,没有了后顾之忧,他是“扯撑了地耍”,很有老顽童的心态。每年钟大爷过生日前,小钟会在网上发起一个募捐。前年给他募了四千多元。但是拿到这笔钱,他“大手大脚地给孙子们红包”,小钟提醒他多留点钱给自己。
钟大爷也愿意回答游客的问题和拍照。他也知道在网上有很多他的照片。大部分的本地茶客到中午就走了,但是钟大爷要坐到下午四点,因为回去也没事儿,家里就他一个人,还不如待在这里热闹些。中午有时候老板李强一家人吃饭,也叫钟大爷来一起吃。钟大爷和我们聊了一阵,然后又端着茶碗到了另外一桌。看来他也是经常转移地方的,这样可以和不同的朋友、熟人聊天。
我还见到一位绰号为“牛二”的周大爷,过去是个贩牛的,这个绰号因此而来。据小钟说,他是这个茶馆茶客中最富的人,当地政府征地的时候,根据原来房屋大小和人口多少,给了他十一套电梯公寓房作为补偿,但是他把房产都分给了子女。周大爷自称是九十二岁,但小钟说当地老头儿们习惯虚报一两岁。
来这里喝茶的老人基本上都住在附近,即过去四大队、七大队、十大队的农民。他们年轻的时候由于要干活,没有时间坐茶馆和打牌。拆迁以后,都变成小区,没有田种了,他们的基本生活费几乎都来自拆迁的补偿款。他们不需要忙着生计,有了更多的时间坐茶馆和享受生活。
永远没有让我失望
二〇二二年十月二十九日,时间已经是深秋,天气渐凉,但是又不太冷,这时的成都天气是非常舒服的。
作为许知远主持的《十三邀》的受访嘉宾,根据导演的安排,这天去观音阁老茶馆拍摄。前一天我给许知远讲了我寻找甘大爷的故事,告诉他说不定我们会碰见甘大爷和胡大爷,他便满怀着期望。早上十点多我一踏进茶馆,眼睛就到处寻找他们,他们真是“永远没有让我失望”,我在前几次去观音阁老茶馆就说过,这次仍然灵验。所以我在采访中才有那样的感慨:日常生活难道不是最宏大的叙事吗?
今天他们坐在靠门的桌前,是对手家。我拍了几张照片后,就去和他们打招呼。他们忙着打牌,嘴里面应付着,但是眼睛仍然在牌上。我很清楚,他们在那里对我很重要;但是我对他们来说,没有任何的意义。
因为拍摄,今天来了不少人,带着各种设备,但是对于甘大爷和胡大爷来说,那是外边的世界,他们不关心,他们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
当我把甘、胡两位指给许知远的时候,他啧啧称奇,连声说:“太神奇了,太神奇了!”
转眼又是二〇二三年的春天。四月二十二日,我又来到观音阁老茶馆。朋友王亥在筹备一个“王笛地方文献中心”,我退休后,把图书和资料捐献给这里,以后地方文化和城市文化的研究者,可以来中心查阅。王亥决定先拍一个资料片,请了一个实力雄厚的团队到成都拍摄,这天便选择了观音阁老茶馆。
一如既往,甘大爷和胡大爷仍然在那里打牌,不过没有在同一张桌子上。我给甘大爷照了一张特写,嘴里含着香烟,正专心致志打牌,悠闲而自信。后面是一位穿红色中式服装的长须老人,他在门口摆了一个卖木雕烟斗的摊子,据说也是摄影爱好者的最爱。
茶馆隔壁有一家理发铺,黑板上写着“剃头,7元;美发,7元;不洗头,6元”。那个理发师,过去是借茶馆一角营业,不符合卫生标准,现在“正规化了”,理发和喝茶分开。
二〇二三年九月十八日,为配合四川电视台拍摄一档四川水文化的节目,我再次来到观音阁老茶馆。发现甘大爷和胡大爷一如既往地在那里打扑克,虽然他们坐在不同的桌子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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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远望去,甘大爷和胡大爷正在打牌
能看到他们在那里,心里面有许多感动。他们是我心心念念的老茶客,他们用自己的生活轨迹,告诉我们什么是日常。他们的日常,是多么普通,但是多么有意义。
看着他们与其他茶客们谈笑风生,心里充满着快乐,我也产生了一丝丝的感动。因为他们无意识地不断证明我研究日常生活和大众文化的一个主要观点:像他们这样的普通人,就是守卫地方文化的“勇士”。他们每天来到茶馆喝茶、聊天、打牌,这样执着地追求,成就了像观音阁老茶馆这样的公共空间和公共生活。
发现甘大爷和胡大爷的整个过程,我觉得就是一个奇幻之旅。每次去这个茶馆,总是能见到二位。从二〇一五年十月第一次到这里,到这一天为止,这是第六次。在过去的八年时间内,无论是我什么时候去,他们总是在现场。虽然对比这些照片,他们一年一年地老去。他们在无意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代表着千千万万有着共同经历的普通老百姓,可以说他们每一天都在见证着茶馆的历史。
我在想,其实这个老茶馆已经成为一种符号,在人们的心目中代表着传统文化,而今天和现代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其实是我们现在的人对过去的一种想象和寄托。在这里,不同的人达到不同的目的,完成各自的梦想。老茶客们每天来到这里,实现日常生活的一个程序,从社交中得到快乐;游客来到这个网红打卡地,了却了无限的好奇心和来此一游的夙愿;摄影爱好者来这里拍摄茶馆中的熙熙攘攘,满足创作的欲望和怀旧的寄托……这真是一个奇特的空间,看起来是那么古老,是那么简陋,但实质上却又内涵深沉,反映了外面的大世界,赐予了我们丰富的想象力,为许许多多人建构了他们心目中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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