纹章瓷，明清外销瓷里的“高级定制”

中国传统的瓷器雍容典雅，西方世界的纹章华美富丽，两者相融便是中国瓷器史上别具一格的纹章瓷。作为外销瓷中的代表，纹章瓷是“中国制造，欧洲风格”在历史中具象化的体现，也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代表产物。目前，“帆海融光—天津博物馆藏18-19世纪中国纹章瓷特展”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主楼12展厅开展，展览展出了135件（套）中国纹章瓷。纹章是什么？纹章瓷又为何物？中国历史上怎么制作纹章瓷？翻开本期探宝，我们将为您解答这些问题。

繁华海运从广州港走向世界

走进展览的序厅，迎面而来就是“帆海融光”四个字，您别着急向里走，序厅的背板其实藏着重要信息，也与展览本身息息相关。

首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郑好介绍，背板的画作名为《广州城珠江滩景图》，创作于清代乾隆中后期，目前收藏于大英博物馆，根据绘画的风格推测这幅画作应为当时中国画师为外国客人绘制的外销画。不过这幅近8米长的画作却直观展示了当时广州港的国际范儿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

提及明清等封建王朝，“闭关锁国”应该是很多人脑海中的第一印象，事实上，明清两朝，中国确实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然而也并非密不透风。郑好说，清乾隆22年（公元1757年）由于英国商人多次违反清政府的禁令，乾隆皇帝下令西洋商船只能在广州通商，而传统的江、浙、闽港口只允许中国商船去往东洋、南洋进行贸易，“一口通商”开始实行。可见当时的中国并没有完全与世界隔绝，相反沿海地区作为对外交流的口岸，中国与西方的物品、人员、文化频繁交流。

“‘一口通商’让广州港垄断了当时的对外贸易，也造就了《广州城珠江滩景图》中的场景。”序厅背板长度有限，策展人选取了《广州城珠江滩景图》中最繁华的部分。顺着郑好的指引记者注意到，长卷描绘了当时广州港海面上的盛景，由近及远、移步换景，目之所及都是大大小小的船只。画面近处的帆船体积很大，向远看则可见帆船与港口之间星星点点的摇橹小船，它们将帆船上的货物或人运到岸上。根据帆船桅杆上飘扬的旗帜可以看出，这些大船来自英国、丹麦、瑞典、荷兰等国。而画面远处的港口更为热闹，各国商馆建筑鳞次栉比，其中写有“粤海关”的大旗十分瞩目，这是清康熙23年（公元1684年）设立的首批对外海关，彰显了清政府对于对外贸易管理的权威与当时广州作为国际化港口的辉煌。

广州港每日进出的货物中，中国纹章瓷就是其中之一。郑好介绍，清政府实行“一口通商”的18世纪中期，欧洲已经掀起了“中国热”，当时产自中国的丝绸、茶叶等风靡欧洲，而瓷器更是其中的佼佼者，备受欧洲贵族喜爱。“拥有一整套印有自家纹章的中国瓷器是不少欧洲贵族身份的象征，所以当时的广州港每天都有外国商人替远在欧洲的雇主订购纹章瓷，大量制作完毕的纹章瓷驶离广州港，顺着海上丝绸之路去往世界各地。”郑好说。

纹章瓷与著名的经济危机

走过序厅，观众可以看到一幅绘制于15世纪的油画，反映了当时的葡萄牙在阿尔茹巴罗塔击败了入侵的卡斯蒂利亚王国的历史事件。人仰马翻的战场上，交战双方的纹章清晰可辨，很像如今西班牙与葡萄牙两国的国旗。郑好解释，纹章正是源于欧洲中世纪的战场，对战双方为了区分对方的身份就会在盔甲、战袍、马衣上印制纹章。之后纹章逐渐演变为个人财富与身份的标志，在银器、印章、书籍、瓷器上大量出现。

纹章的出现源于欧洲中世纪的征战，所以纹章的组成部分也与战争息息相关。不同的家族，纹章的内容不同，但是组成部分却相似。一枚完整的欧洲贵族纹章由三部分组成，最上方以头盔为核心，两侧是华丽的披幔，上方则为盔饰；中间为伯爵冠冕，根据家族不同的爵位，冠冕的形制也不同；纹章下方的内容则以盾牌为核心，两侧护像大部分为动物，每个家族各不相同，最下方的飘带上则写着不同家族的箴言。

郑好介绍，纹章最早在贵族骑士群体中流行，随着社会发展与社会结构变化，平民也开始拥有自己的纹章，但是不管哪个阶层都不能自己设计纹章，纹章需要由国王或是纹章院来颁发；拥有纹章之后也不代表可以拥有纹章瓷，可见从拥有纹章再到定制纹章瓷，这在当时是各方面条件都成熟后的渐进式结果。

纹章瓷就是欧洲贵族纹章与中国传统瓷器相结合的文化产物。中国纹章瓷自明代正德年间便开始顺着海上丝绸之路前往欧洲，有据可查的第一位拥有中国纹章瓷的欧洲客户是葡萄牙国王曼努埃尔一世，此后直到明朝末年，纹章瓷的订单不断，但订购量都不算很大。

那段历史时期，中国也经历了王朝更替，随后又有三藩之乱等历史事件，对中国瓷业的破坏不小。到了清朝康熙年间，国力虽有所恢复，但是顺治帝颁布的海禁政策依然有效。随着康熙放开海禁，纹章瓷的订购又重新兴起。

再看大洋的另一端，18世纪的英国正处于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社会中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也涌现出实业家、银行家、律师等中产阶级。这些人中有的立下了军功，有的担任公职，在经济、文化科学等领域做出贡献，国王或者纹章院便授予其爵位与纹章，很快，纹章瓷的订单便如雪片般飞到了中国。

展览的首件展品是制作于清康熙晚期的五彩切斯特家族纹章纹盘。其定制者是英国东印度公司董事及南海公司股票推广人罗伯特·切斯特。这件纹章瓷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为了体现纹章中盾牌的金属光泽，瓷盘中心的纹章由银釉绘制，但是银釉具有氧化发黑的特点，所以之后的纹章瓷大多用白釉替代。

值得注意的是，这件纹章瓷的背后竟然还与著名物理学家牛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南海公司曾引起历史上非常著名经济危机—南海泡沫，当时英国与西班牙的战争刚刚结束，英国政府积累了大量负债，南海公司为了帮助英国政府化债，便提出用股票来换购国债，然而公司自身承担不了如此巨额的债务，从哪里最快弄到钱呢？于是南海公司通过夸大公司业务来推动股票价格上涨，半年之后每股价格从100英镑，涨到了1000英镑，如此涨幅吸引了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的购买，其中就包括物理学家牛顿。

纸自然包不住火，最终包括牛顿在内购买南海公司股票的人损失惨重。牛顿也说出了那句名言：我可以计算出天体运行的轨迹，但我无法计算人类的疯狂。

中间商“刀仔”历史留名

西方的客户如何订购纹章瓷呢？郑好介绍，纹章瓷的订购者需要将绘制有家族纹章的样稿交给东印度公司的船员，这些船员来到广州之后再寻找中间商，最后由中间商交给纹章瓷制作者来制作。

“提到‘东印度公司’，很多人会想到英国的东印度公司。其实自17世纪以来，欧洲一些国家相继成立由政府授权与东方进行贸易的东印度公司，除了英国，法国、丹麦、荷兰等国都有东印度公司，公司的雇员被允许以个人资本购买货物并带回欧洲销售。根据级别高低，分别有不同的额度，并在船上留有不同大小的私人货物空间，称为私人贸易。其中纹章瓷的定制基本是通过私人贸易完成的。”郑好介绍。

展览展出了清雍正广彩托尔家族纹章纹盘。纹章整体呈现盾牌形状，中间绘制了一座塔楼，“托尔”就是塔的英文单词“tower”的音译。瓷盘盘沿绘有描金彩绘缠枝花卉和粉红锦地纹，不仅凸显瓷盘富丽堂皇，还极具中国艺术之美。

随之一起展出的还有这件文物的原始定制稿，这件定制稿是英国收藏家安吉拉·霍华德收藏的，正面绘制了托尔家族的纹章，背面则是手写的英文订单，下方则是中文翻译。可以看出，托尔家族不仅订购了瓷盘，还有整套的茶具、潘趣酒碗等瓷器，以及茶桌、梳妆盒、八扇屏风等漆器。而在中文翻译的最下方有个“刀仔”的署名。郑好介绍，“刀仔”应该是东印度公司船员在广州找的中间商，正是这位“刀仔”翻译了订单的内容，这个名字也极具广州风格。

托尔家族纹章瓷旁边摆放着绘有金家族纹章的纹章瓷。郑好介绍，金家族的彼得·金男爵身世很励志。他出身低微，接受了母亲家亲戚的资助上完了学，随后成为律师并从政，最终当上了英国的内阁大臣还获得了爵位。展柜中的金家族纹章瓷就是金男爵为自己和女儿定制的纹章瓷。根据英国东印度公司档案《广州日志》记载，1727年12月金家族定制的两套纹章瓷离开了广州，并搭乘奥古斯塔斯王子号轮船回英国。若是仔细观看展柜中与展板上的金家族定制纹章瓷会发现，纹章内容虽相同，但是纹章形状却出现了盾牌形和菱形两种。“菱形纹章的出现，说明纹章使用者是家族中的女性继承人，也就是金男爵的女儿，因为当家族的继承人为女性时，才会使用菱形徽章。盾牌形徽章则为男性继承人使用。”郑好说。

西方贵族订购纹章瓷的订单越来越多，粤海关工作人员与景德镇的瓷商也在不断迭代供应链。展览中利用多媒体形式展出了创作于18世纪的《瓷器制运图》组画，共计34幅，从粤商乘船沿着昌江抵达景德镇开始，到粤商挑选瓷器、瓷器打包装箱、经由陆路运输，最后各国商人在广州选购，直观展示了当时一件瓷器是如何成为外销瓷的。

郑好介绍，为了提升纹章瓷的制作效率，粤商在景德镇会订购一大批白胎瓷器，便于接到纹章瓷订单后在广州由当地的匠人直接绘制，渐渐地这种风格也被称为“广彩”。

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记者：张群琛

摄影：常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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