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澎湖海战》，关键在于人民史观

电影《澎湖海战》引发了一些争议。围绕“明朝正统性”“评价施琅”“清朝对中国的历史作用”等议题，网上有不少争论。

在我看来，所谓正统之争，本质上就是英雄史观。

英雄史观，主张少数杰出人物主宰历史进程，将历史进程归因于英雄的个人意志、才智，片面地夸大帝王的“雄才大略” ，否认普通人的历史作用，无视底层人民的代价，淡化人民的反抗。这种观念在当下的社交媒体中，就是现在网上的所谓帝王粉。

虽然现在我们头上的辫子没有了，见到官员也不用下跪了，但很多人心里的辫子还在，思想还处在古代。他们在看待历史问题时，不是站在普通人的角度，而是代入帝王将相的角度。他们非常崇拜历朝历代的帝王，更准确地说，是赞美历史上那些心狠手辣、杀伐果断、开疆拓土的一代雄主、千古一帝，而那些对人民更好的仁君，反而显得太弱，不受待见。

帝王粉对康熙、汉武帝顶礼膜拜，称雍正为四爷，称秦始皇为政哥。这种浅薄的所谓网络化、年轻化包含一个深刻的讽刺：如果穿越回去，敢这么称呼，一定是掉脑袋的。他们能当帝王粉丝，全靠人类文明向前，普通人获得尊严。

他们口中的“政哥”杀伐决断，对外征战，吞并六国。吞并六国之后实行暴政，一人犯法，全家邻里连坐；焚书坑儒，横征暴敛。最后，老百姓不堪忍受，各地爆发起义，秦二世而亡，仅仅持续19年。

另一位他们崇拜的汉武帝，在位53年，开疆拓土，北击匈奴，南征蛮夷，不断对外征战，打了35年仗，导致汉朝人口减少了一大半。汉武帝死之前，发现老百姓很苦很穷，男性被征召上战场、服徭役很多都死光了。他觉得自己罪孽深重，给自己下了一个历史上著名的“罪己诏”。

相比之下，宋仁宗性情宽厚，形成“庆历之治”与“嘉祐之治”，该时期北宋人口从867万户增至1246万户。但这样的皇帝，是没有粉丝的，也没有知名度。

帝王功绩下尽是百姓血泪。厦门大学教授雷艳红说，“对古代帝王的崇拜，是对所有战死、斗死、冤死、饿死的灵魂的亵渎。”对帝王将相进行客观研究、赞扬、批评都是可以的。但盲目地推崇帝王将相，本质上就是脱离人民史观的表现。

我们的教科书教的是唯物历史观、人民史观，现实中却有这么多帝王粉。这个问题，值得深思。

现代国家的概念，一般认为是源于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随后，工业革命和启蒙运动让人们意识到，自己不仅仅是某个国王的臣民，而是国民和公民。在封建帝制结束前，中国的国家概念，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家天下概念。虽然不同朝代都强调文化和礼仪的认同，追求华夷之辨，但终究，皇帝是天子，是天下共主，是家天下。

1663年也就是康熙二年，满清与荷兰签订了《清荷协约》，协约商定清荷联合消灭台湾郑氏政权。清廷承诺攻占台湾后，将台湾及所有城堡、设施移交荷兰。这里的利益关系无非是爱新觉罗家族，为了稳定自己的统治，拿出自己的一块财产，去和外国人做交换。

所以，很大程度上，明朝与清朝所谓正统之辨，本质上是爱新觉罗和朱元璋的子孙之间的正统之争。人民史观得到的结论应该是：不管什么民族，只有人民才是正统。

从普通人的角度出发，才能得到正确的历史结论。历史学家、国学大师吕思勉在他撰写的《白话本国史》中，就摆脱了旧史以帝王将相为中心、关注政治和军事的历史撰述格局，着眼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将历史研究的目光转向了常人常事，关注普通民众的生活。

从人民史观评价施琅，不妨先评价岳飞。电影《满江红》上映时，在北方的票房更好。当时，《满江红》和《流浪地球》你追我赶，有网友统计，北方对《满江红》的排片更多。

金国全盛时期，统治范围北抵外兴安岭，东达日本海，南至淮河，西接西夏。现在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西、山东、河南北部、陕西北部、安徽及江苏的淮河以北区域，都是原来的金国范围。

这就出现一个有趣的画面：“《满江红》后发冲冠，金人却是我自己”。

但北方观众是因为自己是“金人”去看这场电影的吗？显然不是。南方人看了满江红，就要仇恨金人吗？显然也不是。我们看完满江红，不应该仇恨金人，更不应该引发现在中国南北的对立，这是荒谬的。人类总是相互杀戮。久远的历史，是算不清账的。现在能确定的是，不管哪一族，在哪个地方，我们都是国民、公民。

岳飞还有另外一面。南宋绍兴三年（1133年），岳飞率军镇压江西彭友等农民起义。绍兴五年（1135），驻守淮西前线抵御金兵的岳飞被调往洞庭湖，镇压钟相、杨幺起义军。这是南宋历史上一次规模空前的农民暴动。他们打着“均贫富”的旗号，号召百姓反抗沉重的赋税和官府的压迫。但他们遭遇了宋朝的精锐——岳家军。最后，杨幺被俘，被岳飞凌迟处死，不过，岳飞没有执行关于屠城的密旨。岳飞不完全是为了百姓而战，很大一部分是为了南宋朝廷而战，所以，岳飞被认为是忠君爱国的典范。

那么，我们纪念岳飞的什么呢？答案应该是保卫国家、抗击外族对百姓的暴力，而历史中沉淀下来的意义是反侵略。另一个角度，则是忠诚。岳飞的忠诚在当时体现为对皇权的忠诚，但历史中沉淀下来的信守契约这个行为，是朴素的，也是高级的，是贯穿于整个人类历史的正面行为。它促成了分工，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发展。这不是用统治者的道德观去分析，而是从更底层的唯物历史观、人民史观出发得出的结论。

马克思说，“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排除历史局限性，去评价历史人物，关键在于回归普通人的主体地位，把普通人的利益、普通人的喜怒哀乐，作为评价的根本出发点。确立起人民史观，我们不仅要知道人民是谁，更重要的是，要知道我们自己是谁，知道作为个体的我们和人民的关系。

那么，评判施琅，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从人民史观出发，评价标准就不是所谓正统，也不是施琅是否叛主，而是清与明，郑家与爱新觉罗，哪个更善待人民，哪家对人民的发展更好。历史无法假设，这个问题，没有确定的答案。不过，这不要紧，因为我们学习历史，从历史中学习前车之鉴，很多时候，比回答问题更重要的是：问出正确的问题。

本文发表于11月3日，ft中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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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 远 举

央视网、第一财经、光明日报、腾讯大家、南方周末、新京报、南方都市报、FT中文网、澎湃等特约作家，多家智库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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